這是前年我七十歲時沈紹祖同志寄贈給我的賀詩的首句。這首詩收在他的《浪花集》里?！白阕院馈?，自是詩人激情夸張的用詞。但每當我回憶起那個時間段在教育界的一些人和事，覺得蠻有興味和意思，特別忘記不了我的那些引路的同志。我不會做詩，只能隨意寫點追憶文字。 我１９５１年參加革命就搞職工教育。解放翻身后登上領導階級地位的職工群眾，政治上受到黨和政府的青徠，從他們中間大量生長各類干部和建設骨干。而舊社會造成他們缺少文化教育，以致他們中間文盲和半文盲占８０％以上，小學程度就稱知識份子了。翻身解放而激起的高漲的政治熱情，萌發他們學習政治文化的迫切愿望。因此，無錫一解放，市委提出：組織十萬工人上夜校，作為職工運動一項重要內容。于是各行各業的職工學校像雨后春筍般地迅速發展起來。 當時全市的職工教育由總工會直接主管。因為全市的職工教育經費全部是從工會經費的３７，５％中出。多時全市有四百多位職工專職教師，由總工會直接調配。此外各校還聘有大量的兼課教師。而教育局只是在教學業務上給予指導。 我從教的第一位引路人是紀宇同志。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我到工人干部學校脫產學習。紀宇同志時任教導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因為校長是工會主席掛名的。結業后，紀宇同志讓我留下當了一期輔導員。后我調到總工會搞職工教育，他是主管我們的總工會宣傳部長。他是一位難得的領導，一位和靄的長者，對年輕人愛護備至。有一次他要我寫一份工作匯報，看到我面有難色，就叫來一位年長的秘書，對我說，你提供素材，請他寫。不過你要學會寫作。我學習寫作就是從接受他的教導開始的。后他調教育局任副局長，調宣傳部任副部長。我常去他家看望他，交談中他都要對我說些鼓勵的話。有次去，包厚昌書記也在，他向包書記介紹我說，他們搞職工教育很有成績。他生活儉樸，子女又多，經濟不寬裕，克己自律，從不向組織上伸手?；剂烁尾?，沒有及時得到治療，后發作起來，終成不治之癥。得知噩耗，我痛哭不巳。落葬那天，我和沈紹祖同志同去革命干部公墓，向他敬獻花圈，致禮送別。 我最早接觸到教育局的干部是工農教育科長沈文濤。這位老資格的教育干部，為人正派，待人親切寬厚。當時我主管的店員職工中學，兩位老資格的教導主任鬧矛盾，我請他幫助做思想工作。他約了我們三人，一同到狀元樓吃便飯，席間說了不少勸說的話。對此我不以為然，認為他應該說些批評雙方的話。他向我解釋道，知識份子愛面子，對他們要多正面鼓勵，少批評指責，效果好。談話后，這兩人都說要給沈科長面子，互讓互諒，減少了矛盾。 １９５５年，學校改制，他調三中當校長。１９５７年學校開展整風反右運動。他說三中沒有右派分子。這話明顯不合時宜。后來派工作組進校，一晚上就揪出五個右派份子。這樣就把他撤了。從此他默默無聞，在一個大學的圖書館里度過了一生?，F在看來，這實是對一位認真、正直、勤奮、有見地、有作為的干部的糟踏！ 我在教育部門接觸最多、接觸時間最長、因而特別有感情的是沈紹祖同志。他是繼紀宇之后調任總工會宣傳部長主管我們的。他出身教師，學習工作認真勤奮，是教育的行家里手。他領導的那一段時間里，職工教育、全民識字運動，開展得紅紅火火，為社會各界稱道，教師們也滿意?，F在回想起來，真有點自豪感。 后紹祖同志調任教育局副局長。我這個人，在知識分子中像個工人，而在工人中又像個知識分子。在工會系統我不會有多大作為。在這個骨節眼上，是紹祖同志建議讓我調進教育局。從此我又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管理的全市工農教育，包括各類社會辦學，以及后來推行的半工半讀技工學校、中等技校、農業中學。我們的工作，雖未創造出顯赫的業績，但在江蘇省內說來，還排列前位，有影響的。我們的工作經驗曾在《江蘇教育》和一些工作會上介紹過。推廣半工半讀教育制度的經驗，曾準備以市委的名義到全國會議上去發言。這些當然都與紹祖同志的領導和具體指導分不開的。 紹祖同志調市委任職后，我們接觸少了。 １９６６年全國性的十年動亂開始，教育局的造反派把他揪回教育局批斗，我們又相處一段時間。那時他被作為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處境困難。造反派拉他到東到西去接受批斗，他還常常被打。雖然對此我暗自想不通，但無力為他做些什么。有次我們到太湖邊一個鄉去支援秋收秋種，帶去的當權派在田頭示眾。受鼓動而瘋狂無知的農村青年對他們動手動腳，我極力過去遮擋：“你們不要動他們，我們會批斗他們的。 文革中有兩件涉及他的事我是直面而言的。 教育局那些造反派上報材料給軍管會，定性湯聿敬、沈紹祖為反革修正主義份子，定性虞博文為階級異己份子。在軍管會召集教育局的中層干部聽取意見時，我說：沈紹祖出身貧農，參加革命后工作一貫勤勤懇懇，對黨忠誠老實有感情，教育局的干部有目共睹。他接受劉少奇主持中央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并認真貫徹執行，事實存在。說明他分辨不出路線是非，犯了嚴重的錯誤。我們教育局的干部，包括現在出來造反的干部，當初都和他是一樣的思想體系，一樣為貫徹那條路線賣力工作。這說明我們都路線覺悟低，都要接受改造。但說他是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我難想得通。從他的生世和參加革命后的一貫表現看，我絕對不相信他會反對革命。 記得當時我還說了對虞博文的看法。我說虞博文拿定息是剝削行為。問題是要弄清他親自拿的，還是他的資本家父母瞞著他，借假他的名義去拿的，而且還要弄清定息是誰拿去享用的。如果他一面參加地下黨，一面留戀資本主義拿定息，這只能說他本性難移了。 我的這席話，顯然不合理造反派的胃口。談完話我回到機關，只見局門口地上寫著“姚邦豪死保走資派決無好下場”的斗大字樣的標語。當時我看了倒很泰然。我認為做人總要有點正義感，不好昧著良心。我甚至想，我素與當權派除工作關系外，平常很少接觸，生怕被人說拍馬屁，被人瞧不起。心想這下倒好，危難時刻見真情，這些當權派該知道我的為人了。 教育局有位干部在批斗會上動手打紹祖同志我極為反感憤怒。平心而論，教育局的干部比較忠厚老實，平時上下左右相處又比較融洽。斗批當權派比較文雅，絕對不會動手打人，因為大家知道連親自發動指揮這場大革命的毛主席也提倡文斗、不要武斗。我科里文革前調進一位科員，從現在看，此人政治素質平平。那時他當上了造反派頭頭，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份子，好表現自己。在一次枇斗會上，他用板凳打了紹祖同志。我目不忍睹，當時只能看在眼里，記在心里。文革后我回到無錫，北塘區政府派人來向我調查此人，他時任該區政府辦公室主任，我如實地說了。我對來調查的同志說，對他這類人的問題，不只是錯誤，而是人品不好，應該提到選什么樣的人、用什么樣的人的干部路線上來明辨是非。據說此人終究在清理“文革”“三種人”中受到組織處理。這是對他的實際教育。他如果有所悔悟，其實他也是“文革”的受害者。 文革初期我還做過一件好事。１９６６年８月，市一中的造反派要黨支部書記交出筆記本，說里面記的是鎮壓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黑材料，要進行批判。而實際上里面記的是上級黨委部署運動的一些領導人的講話精神。市委領導借口黨支部書記的筆記本屬于黨內機蜜，不同意交出。一時雙方僵持著。上百學生成群結隊整天到市委機關鬧事，弄得不得安生。后市委出主意，由教育黨委與學生達成協議：由教育黨委的書記、副書記帶著筆記本，與學生代表一同上北京，將筆記本送交中央文革小組，請他們審定：如果他們認為可交即交，他們認為不可交就不交。實際這是緩兵之計。湯、陶書記第一天陪學生代表數十人一同乘火車到了南京，住在八中。湯半夜電話打到機關，正巧我住機關值班，電話里傳來了她凄楚的聲音：“我們乘坐紅衛兵列車從無錫出發，一路被批斗挨打，還擔心行車安全。要這樣一路到北京，恐怕沒命了”。我聽了很同情、痛苦，立即向主持機關工作的虞副局長匯報。老虞雙手一攤說，我有什么辦法呢？他要我去向市委匯報。我找到市委接待站的負責同志，請示怎么辦？他也表示無能為力。我說總不能見死不救吧？他要我們自己想辦法。我想只能“廖化作先鋒”了。我以教育黨委的名義，草擬了一封給湯、陶的信，意思是要她們不去北京了，筆記本回來可交給學生審查。我帶著三位同志一同去南京。當夜到南京市八中找到學生代表，說我們有信要當面給湯聿敬。開始學生和調說，湯不在，信可由他代轉。我當然不同意，僵持著。到九點鐘光景，學生緊張了，說湯、陶跑了。他們準備組織人去尋找，也有人主張把我們扣起來。我們不明真象，從學生的緊張神態判斷，似乎湯陶有出走的可能，因為我素來覺得陶群的點子多。這時我也拍桌子了：你們扣留代表要負責任的！氣勢洶洶地撤出了?；氐铰蒙?，我即向省接待站匯報。將近十二點鐘，我接到湯的電話，知道他們己住在我們同一旅社。第二天一早我見到他們，自然十分高興。 我們請示市委下一步怎么辦？答復是繼續去北京，不能回無錫。 于是我們策劃，一面由湯寫信告訴學生：他們外出吃晚飯遇見省里的同志，被拉到他家住了，并且約著一同去北京。只好分頭走了，到北京再見面。以此擬告訴學生代表：你們不要再呆在南京了，該去那里就去那里吧。一面我讓湯、陶秘密過江，到浦口請我一位在鐵路上工作的親戚送他們上火車。我要同去南京的陳樂平同志陪同前往。這樣總算使他們免遭一劫！為此在揭批資反路線時，我被揪上臺陪斗坦白了十五分鐘。這可算是患難之交見真情！ 數我們教育局的同事，史克方同志是有名望有影響的。無論在學問上，還是在對古今中外各類社會問題的觀察剖析上，在閱歷上，都堪稱我的師長。他參加革命、入黨都早于我，而且任過工農教育科長，領導過我們?？僧吘刮覀兪峭?，與他交往交談，倒沒有師生、上下之間的拘束。 他解放前就是資深的國文教師，有厚實的國學功底。解放初入黨。參加革命后曾一度受到黨組織的重用，派他以黨員身份，加入民盟。生性耿直，講究道德仁義，不尚政治手腕的知識份子，他理解黨派他參加民盟是為了團結爭取知識份子，而不是像一貫的左派那樣，去斗爭（改造）知識份子。他的想法和態度，與毛主席當時對待知識份子實際執行的政策，顯然相悖。所以不久就把他撤回來了，還留下了思想右傾的沉重包袱，因此而屢遭厄運。 他這樣有聲望的黨員知識份子，解放后十多年所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他常遭貶謫和批判。 五十年代末，教育系統開展反右傾斗爭。他是局機關的重點批判對象。全局中層以上干部集中在二女中，全天進行學習批判。記得一是重批他的今不如昔論，二是批他對黨、對現實不滿。黨內斗爭歷來霸道。決定批你了，是不給你說話的余地的。因為你是眾矢之的，大家的矛頭都對準你，你一講話，總要把你駁倒批臭。特別是那些深諳運動是撈取政治資本上臺階的左派份子，批判人上綱上線，一家之說，蠻不講理。 批到中午，有時我和他一起到崇安寺吃碗素面，一角七分。隨行我還偶爾說幾句寬心話。我天真地認為這是配合做點思想工作。而這在一些左派同志的眼里，我成了拉拉扯扯，感情上割舍不斷。在做運動總結時，我當然政治上是掉分的。不過現在想來，我并不懊悔，反而感到欣慰。我認為對待自己的同志還是正直和善為好，不能只顧自己的升遷，不顧良心，落井下石，墻倒眾人推。 其實，克方同志當時暴露的兩點，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他子女多，夫人是家庭婦女，他的工資收入是全家唯有的生活來源，家里經濟拮據可想而知。有困難向組織上申請補助屬理所當然。當他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時，有句“飽漢不知餓漢饑”的牢騷話，能算他對社會主義制度離心離德嗎？ 他早早入黨，又有厚實的文化底蘊，有抱負，積極向上，總想有所作為。然而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使他感到“專深紅透兩茫然”。再想想即便有些意見和不滿，但“上書不同彭德懷”，而受到的冤屈倒像“蹈海卻如魯仲連”。平心而論，他的詩句絕無反黨之意，只是個人情緒發泄。而這種個人情諸，客觀地講，是組織上對他確有不公平之處而引起的。思想問題理應做思想工作，進行勸說和安撫來解決，而不應進行斗爭。但那個年代，黨的指導思想從上到下對斗有獨鐘，結果傷害了許多有作為的同志?？朔酵疽菜闫渲幸粋€。就是那次反右傾斗爭后期，他調離了機關，放到二中去教書了。文革中還翻了他的老賬，使他吃了不少苦頭?，F在可以看清了，那時為了附會毛主席的“為綱”的理論路線而搞的那些黨內斗爭，耽誤了和消耗了多少革命同志的大好年華??！ １９７８年９月，我重新回到無錫。我打聽到克方同志的情況，知道他那時還沒有得到落實政策。一次，我去看望時任市委副書記、分管組織工作的任貴發同志，他曾任過總工會的領導，發覺他對在工會工作的部下很關心。我遂向克方同志傳遞了這個信息，要他向任書記寫信，陳情要求落實政策?？朔酵镜男潘统龊?，我還打聽過任書記的批示。不久克方同志接到無錫師范學校副校長的任命。職務雖為副縣團級，但乃跨入了社會名流行列。我由衷地為他高興！ 克方同志晚年生活不錯。書法家的頭銜，老有所為，美澤社會，喜獲豐收；夕陽紅的家庭生活，幸福美滿。他總算是時也、命也、運也！是幸可賀！ 我常想起教育局的同事們。同科室的有浦云鵬、王獻庭、朱允廣、王文娟、朱若瑛、黃家駒、厲愛珍、蔣素中、王心一、張躍忠。要好的馬希霖過早西歸，實為痛惜！ 我覺得教育局的志，從書記、局長到一般干部，都很勤奮、敬業、老實、規距、和善、自律。這是一個向上、友好、和諧、溫馨的革命大家庭。只是文革初期調進局里的幾個人不怎么樣。這說明用人該講人品和才能。只以政治需取人，往往容易上當。不過文化大革命也是嚴重的腐蝕劑，它腐蝕了一些人的靈魂，嚴重破壞和侵蝕了革命的戰斗集體。 粉碎“四人幫”后，我在丹陽當了兩年文教局長。我管的文教局，從管理到作風，基本是老教育局那一套。至今偶回丹陽，時還聽到對那個時候的文教局的稱道。 我還時常想到姚樹人校長。他是一位老資格的領導人，待人親切熱情。他戲稱我姚老弟。我對他印象忒深、忒好感、忒難忘的是１９５７年寒假領導全市初中教師整風反右的一樁事。當時他是總負責人，我在材料組。新生路初中有位美術老師，平時對政治學習不感興趣，甚至厭惡。教師政治學習時，他看圣經。該校黨支部書記要定他右派份子。這位教師放言：如果定我右派，我準備了２００片安眠藥，與我女兒同歸于盡（他只身養個１０來歲的女兒）；如不定我右派，我今后一定跟黨走。姚校長問我：你覺得此人怎樣？我說：論思想他屬于右派，但他沒有言論，按政策屬拉一拉的對象。最后他說服了那位書記，放這位教師過關。 我佩服本家校長的為人。文革后我專程去探望過他幾次。他這種正直且有領導才能的人，在毛主席知識份子政策統治的年代，可惜也不吃香。及此我油生婉惜！ 回想起教育局那段歷史，真有點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