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文革中曾有過的罪名之一。 至今我認為黨內生活缺少友情是不正常的。生死與共的戰友，開展思想路線斗爭的時候，竟毫無情份情面，什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實踐中的實際情形表明，它則是說說而已。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工作在的無錫市教育局，上下左右，同志之間的關系我感覺是不錯的。工作之余在機關里打乒乓，下軍棋，男女老少有說有笑，嘻嘻哈哈，像歡樂大家庭?？墒请S著文革的開展，一切都變了。 文革初期教育局機關首當其沖，同志們還保持各盡所能、共渡難關的思想行動，當權派遭難，我們盡力保護。有個親歷的故事我至今不忘。 劉鄧主持文革初期派工作組的一套做法，被毛主席定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受到殘酷批判。市一中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要求將該校黨支部書記的筆記本公布于眾，接受批判。筆記本上記的市委開會對運動的部署，領導人的講話，市委當然不同意公開。于是便藉口黨支部書記的筆記本屬于“黨內機密”，按中央規定不準公開?？墒菍W生不答應，他們就結隊沖擊市委機關，使之處于癱瘓狀態。后經協商達成協定：由市教育局黨委書記、副書記陪同學生代表共赴北京，請示中央文革，雙方服從中央文革的裁決。市委所以這樣做，是想緩解學生沖擊機關，轉移激化的矛盾。 赴京代表到達南京的當晚，我恰住在機關里值班，半夜接到書記從南京打來的電話，在電話里她悲凄地說：看來這趟北京沒命了；他們乘的紅衛兵列車，車上擠滿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她們從無錫一上車就被斗被打。聽了電話里傳來的哭泣，我心痛不已，連說我明天一早便向市委匯報。 第二天一早，我向副局長匯報，向市委請示，得到的都是兩手一攤，不加可否。我想總不能見死不救，一定要盡力設法先保命要緊。于是我用教育黨委的名義給兩位書記寫信，告訴她們北京別去了，市委同意將支部書記的筆記本給學生批判。下午，我帶著二位同志趕到南京，晚上在南京市八中約見學生代表談判。我們到八中時，部份學生代表帶著兩位書記外出吃晚飯了。他們要我將信留下。我說：黨委給書記的親啟信，只能面交書記。就在我們等候他們回來時，有學生回來報訊說：“兩位書記跑了”。聽了我們不辨真假，但從學生慌張的神情透露出事情可能有變故。也有學生以為是我的到來搞的鬼，主張把我們三人扣下。我向同去的同志遞個眼色，對學生說：我們是黨委派來向書記送信的，你們扣住人不讓我見，要負責任的。我們明天再來，非見不可。邊說邊拉著同去的同志順勢離開。 在招待所清晨，我接到書記的電話，說她倆住在我們同一招待所。見面她們告訴我：吃晚飯時，她們故意與學生分開找小吃，乘學生不注意時，她們跑到鹽倉橋駐軍的山上，被抓起來送到省文革接待站。接待站知道我們住的招待所，因為到南京時我與之有過聯系，故安排他們與我們住在一起。 我把南京發生的情況向市委作了匯報，請示下一步怎么辦，市委仍不同意代表回無錫。于是我們商量繼續北上，決定與學生代表分開走。經策劃，由書記向學生代表寫信，說明吃晚飯時遇見戰友，被他拉到家里吃飯住宿。正巧他也去北京，就一同前往。到京后，在中央文革接待站等候他們。信發出后，我們一面天天電話與學生代表聯系，了解他們的想法和動向；一面安排兩位書記去北京。為防學生在車站碼頭設卡圍堵，我們半夜化妝過江到浦口，由我的親戚、浦口站職工幫忙購票，從職工通道送進站，讓他們順利上車北去。 兩位書記就此逃過生死一劫。 兩位書記回無錫被批斗時，我也被拉上臺陪斗，在會上作了原原本本的坦白交代。 被批斗，雖受點皮肉之苦，但我心里泰然處置，甚至是樂滋滋的，因為我奉行為人要講仁義道德，而決不昧著良心，做落井下石、為人不齒的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