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先生的書有一章專門講到制度超越，分析了關于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的關系問題，對比了中國與美國制度的狀況。讀了增長不少知識，也引起一些思考。 在制度問題上，現在我們國家領導人是開明的。我們尊重別國人民選擇適合自己國家民情國情的道路制度，不強加于人，不像過去一度那樣輸出革命。對曾經的社會主義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都這么說。我們也不希望別人強加于我們。還是那句話：“鞋子的尺寸大小只有腳知道”。 這里的問題是日本的福山先生挑起的。他發表文章說，中國沒有解決“好皇帝”與“壞皇帝”的問題；遇到“好皇帝”就興旺發達，遇到“壞皇帝”就一蹶不振。他認為中國至今沒有建立起一種“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 張先生認為，中國過去30年制度創新的一個主要特點，是重視制度安排，重視法治精神和程序正義。張先生認為，國家的成功與否，主要不是取決于是否有“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而是取決于這些“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是否符合一個國家的民情國情，以及是否能夠與時俱進。 好的政治制度，能夠確保在更大范圍內，實現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基本趨于平衡。不像西方那樣，資本力量獨大，“民主”制度變成“錢主”制度。在美國，50人就可以左右白宮的政策；而在中國，即使100個人也是萬萬不可能的。 雖然我國也發生過政治力量獨大，對社會力量、資本力量壓制過多的情況，出現過“人民公社”化、“大躍進”以及“文革”的問題，但改革開放30多年來，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長足發展，已基本形成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的平衡。四中全會提出，憲法為根本的依法治國，公平、正義、公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黨也帶頭在法律允許下活動。這樣，可以理解為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在法治框架下的制度平衡。 美國的三權分立，局限于政治領域的制度安排。而在政治領域之外，強大的資本力量，似乎可以左右美國的許多制度安排。因此，“三權分立”，幾乎成了政府無能為力，甚至政治癱瘓的代名詞。 說實話，我是相信美國社會的活力和調節能力的。美國的制度缺陷，相信他們也會在實踐中與時俱進，調節解決的，只是有個痛苦的過程。 在肯定我國制度安排的同時，我想到的現實問題，一是我國制度安排如何在實踐中完善，因為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里的全面改革正在進行中，原來改革的雜音還不少，現在通過反腐敗，情況有了好轉；二是更為重要的，如何使我國的制度安排，排除左右干擾，貫徹落實到省市縣鄉，確保中央的戰略、方略，方針、政策，暢通無阻。情況表明，這貫徹落實更為現實，更為迫切，更為艱巨和困難，甚至每前進一步，都會遇到磕磕絆絆，阻力不小。舉個例子，中央早就明令清理機關小金庫，有些地方就是置若罔聞，成了腐敗的陰暗一角。 我以為這正是中央巡視組要解決的問題，他們不僅要抓反腐敗，更要抓“軟班子”、“懶班子”，明順暗抗，不作為的問題。要讓我們的各級領導班子在實戰中經得起考驗，顯示我國制度安排超越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