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底算是“第一次”退休，2008年春到馬里蘭休假半年） 不期的鄉音 有朋自上海來馬里蘭，帶給我幾本書，其中有一本葉兆言先生的近作《江蘇讀本》。打開一讀，就沒有放下。真是不期的鄉音！ 一位從滬上來美的年輕學子適逢在此聊天，見我向他推薦此書，甚為詫異：上海人何必對江蘇那么感興趣？看來我有點自作多情了，真是“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干卿甚事？” 差矣！且不說我自己的祖籍是無錫，就上海而論，和江蘇分開，那也不過是行政上的事情；就城中心區而言也只是近一百多年的事，就整個大上海而言則不過是近五六十年的事。從兩三千年的歷史看來，這段分開的時間只是區區百分之二三而已。按歷史、人文和地理而言，上海和江蘇，特別是和江南的核心蘇南地區，是不可分割的一家。我心中的江南，永遠是“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的江南，是“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的江南，是“閑夢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瀟瀟，人語驛邊橋”的江南；在這個江南里不存在上海和蘇南的界線，上海是不能被排除在這個江南之外的。 自以為很了解江蘇；翻完《讀本》才意識到，有許多東西原來并不很清楚，有些則原來就是以偏概全，甚至是錯了！譬如說，歷史上的揚州，它既可以指“九州”之一的“大揚州”，同現在的揚州市幾乎沒有關系；它也可以指現在的揚州市；這就取決于是在哪個朝代。這樣，對李白的詩《送孟浩然至廣陵》的理解又深了一步：李白是在黃鶴樓（武昌）送孟浩然至廣陵（現在的揚州），而第二句“煙花三月下揚州”的“揚州”，則范圍要大得多，“下揚州”似乎就包涵著“下江南”的意思了。又如，昆曲出自昆山千燈鎮，原以為把昆曲發展到爐火純青的地方應該是蘇州；讀后才知，原來揚州對昆曲的貢獻比蘇州更大。同樣，著名的徽班戲曲雖出自徽州，然而把徽班發展到頂峰的也是揚州，就連乾隆五十五年四大徽班進京，也恰恰是從揚州（而不是徽州）出發到北京的。 《讀本》也讓我對“江北”有了更深、更客觀和更全面的認識。本來，“江北”在我們江南人的印象里，無外乎怎一個“窮”字了得！那倒霉的、曾經是“九州”之一的徐州更被乾隆皇帝說成是“窮山惡水出刁民”之地。殊不知原來人家在歷史上發展得比江南早得多，也曾經富得多。江北后來變窮，因為天災人禍：天災就是那條常常要改道的“災星”黃河從南宋起改道奪淮出海，從此改變了蘇北的命運；人禍則因為此地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 能夠像那樣作者不避忌諱，對一些傳統的“成見“做坦誠分析的，的確不多見。江南人和江北人之間的千年心結，是不便公開說、可誰也不可能繞得過去的話題。這些成見既包涵著江南市民階層的某些偏狹，但也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并非空穴來風。再如，文中對“江陰強盜無錫賊”作為一種“幽默”的詮釋實在是妙不可言。也的確如此；記得多年前我曾經在火車上坐在幾位無錫姑娘的對面，欣賞著她們那很難聽卻又感到很親切的地地道道的家鄉話。她們親密無間地說著說著，大概一個姑娘的什么秘密被另一個姑娘戳穿了，她羞答答地笑著用食指在那位姑娘的額上狠狠點了一下道：“你這個賊坯子！”大家嘻嘻哈哈笑了?？磥磉@個“賊”字在無錫話里無非就是一個“刁鉆”的意思罷了?！敖帍姳I無錫賊”，這個“賊”應該理解為“刁鉆”，而不是“竊賊”。 一本書若是光交待清楚歷史問題，那就真的只能算是“讀本”了。而本書的特點恰恰在于其文化“含金量”很高，文筆也地道老練，使得這本自謙為“讀本”的書實質上是一本難得的文化散文集。 人到老還能有機會糾正自己的誤區，彌補自己的盲點，實在是感激不盡的事！不妨順便說兩句題外話：這本書的封面和扉頁的設計別具一格。首先是不避忌諱地使用了繁體字，而且在扉頁上面通過篆體的“江蘇”兩個子居然把江蘇那魚米之鄉的特色全部解構了出來，很有創意。我們老的一代人對繁體字還是有一份感情的。簡體和繁體的爭論，幾十年來一直是勢不兩立。其實還是各有利弊，沒有必要急于用黑白的邏輯下結論。簡體字在普及和使用上有其明顯的優點，但也有相當數量的簡體字簡化得不合理，特別是對一些姓氏的簡化根本就沒有必要，甚至于是錯誤的。朋友於先生就一直對自己頻頻被人寫成“于先生”耿耿于懷，覺得不能接受；朋友葉先生對簡化的“葉”字也是一百個不喜歡，覺得把漢字的美給丟了。 該書的定價也公道得讓人覺得鄉情的溫暖，只要區區15元；據說在網上訂只要11元。前年在上海買到一本廣西出版的書，差不多厚，不過多了點照片，竟要價42元。 還有一點，不妨也一吐為快：那就是作者對一個城市的定義過于附和了當前的行政劃分，有點模糊了一個城市的含義同其管轄地區的差異，以至于得出了“鹽城是江蘇最大的城市”這樣的悖論，讓我這個老一代產生了“鴿蛋是最大的蛋”的錯覺。譬如說，我們總不能因為現在新的劃分，就把宜興的徐悲鴻說成是無錫人，把常熟的翁同龢說成是蘇州人吧？ 故鄉萬里，江南萬里！今年初春馬里蘭大雪不斷，忽想起那說“干卿甚事”的“中主”有兩句：“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是耶，非耶？ （2008春寫于馬里蘭州蓋瑟斯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