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于:2014-12-10 上午 /閱讀:2189 /評論:8
全國招聘公務員,報考的人數比往年下降了。12月7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的題目是“摒棄為官不為的消極狀態”,羅列了公務員的各種消極現象,如:抱怨“官不聊生”、“多干多錯”、“遇到難題繞道走,碰到矛盾就溜邊”等等。接觸的機關干部,“公務員沒當頭”,幾乎成了他們的口頭禪。出現這些消極現象和鬼話牢騷,無非是因為十八大以來抓了黨風廉政建設后,不好吃吃喝喝了,各式各樣的灰色收入少了,形形色色的特權交易難做了。 它反映出的消極現象,不是什么一般的理論問題,而是社會實踐中的實際問題。對這些問題應該怎么看? 我想起胡耀邦的話。他說,“我們的同志一定要記住,我們共產黨要時時刻刻為人民著想,使人民富裕起來。只要人民富裕起來了,我們就有辦法了。決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國家的利益對立起來,國家的利益離開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沒有意義的。試想,離開了人民,還有什么國家?” 我們的干部,尤其是有一定地位的領導干部,都是接受黨的教育,擁護黨的理想、信念和宗旨,而成長起來的。他們在利益問題上,怎么會一下子出現大滑坡呢?這不得不追究到傳統觀念的問題上來。 這個觀念問題,說白了,就是胡耀邦強調的什么是人民,我們與人民的關系,怎樣對待人民的問題。 有人分析說,國家利益與人民利益相一致,這是傳統的黨的觀念,是一種說辭。問題是誰跟誰一致,怎么一致?是人民利益在上,國家利益服從人民利益的一致,還是國家利益在上,人民利益服從國家利益的一致?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前者是民主主義,主張人尼至上;后者是國家主義,主張國家至上。如果把這種觀點塞到社會主義名義下,那就是國家社會主義。黨國主體論者故意把二者的關系掩蓋起來,只講國家利益同人民利益相一致,不講誰的利益在上,誰跟誰一致。 黨性和人民性的問題,在黨內是有爭論的。 在胡耀邦看來,黨和國家是為人民服務的工具。人民理所當然是在黨國之上。而有些人,平時嘴上也掛著為人民服務,但碰到“國家大還是人民大”,“黨大還是人民大”,“黨大還是法大”這類問題,就顯露出來了。人民,在他們那里不過是工具而已。 在社會生活中,我們看到的典型事例就是政府強行賣地,強行拆遷,損害群眾利益,甚至命令法院保駕護航。我們看到,地方上不少損害人民群眾利益的行為做法,他們這樣做,打的旗號就是“服從國家利益”。一些人的貪腐,也是所持這種“服從論”、“工具論?!?實踐中的根本問題,也是理淪論上的根本問題。還說胡耀邦,就是想在人民與國家、人民與黨的關系上,弄弄清楚,使治國理政有所遵循。
“有人分析說,國家利益與人民利益相一致,這是傳統的黨的觀念,是一種說辭。問題是誰跟誰一致,怎么一致?是人民利益在上,國家利益服從人民利益的一致,還是國家利益在上,人民利益服從國家利益的一致?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前者是民主主義,主張人民至上;后者是國家主義,主張國家至上。如果把這種觀點塞到社會主義名義下,那就是國家社會主義。黨國主體論者故意把二者的關系掩蓋起來,只講國家利益同人民利益相一致,不講誰的利益在上,誰跟誰一致?!薄@的確是個帶根本性的理論問題與實踐問題。
胡啟立回憶胡耀邦(三)耀邦同志說到做到,在總書記的位置上,始終保持著一個普通黨員的本色,從來沒有因為自己職位提升了,就盛氣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長制,處處突出個人,甚至把個人凌駕于黨組織之上 我到中央工作之后,耀邦同志給我的一個突出印象和感受,就是他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識,民主作風。身為黨的最高領導人,他始終把自己看作中央集體的一員,胸懷博大,光明磊落,謙虛謹慎,從善如流,時時、處處、事事注意傾聽黨內黨外的不同意見,自覺執行黨的民主集中制。 十一屆六中全會,耀邦同志當選為黨中央主席之后,發表了一篇講話,其中有一段話講到他自己,他說,我個人職務的提升,并不意味著能力水平就一下子提高多少,我自己知道,今天的胡耀邦還是昨天的胡耀邦。這個意思,他當年對我講過,其實,他對自己也是這么認識,可見他政治上的冷靜和清醒。有幾位老同志聽了他這段話,高興地說,就憑這個話,看來這個人我們選對了!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耀邦同志這一番話,絕不是做做政治姿態,而是作為嚴格約束自己的行為準則。他說到做到,在總書記的位置上,始終保持著一個普通黨員的本色,從來沒有因為自己職位提升了,就盛氣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長制,處處突出個人,甚至把個人凌駕于黨組織之上。 耀邦同志之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始終保持清醒和自覺,除了他個人的歷練、修養,還與他對我們黨在歷史上的經驗教訓的深刻認識直接相關。他常說:毛主席他老人家晚年聽不進不同意見,搞個人崇拜,使黨內生活不正常,形成了一言堂,出現了家長制,導致林彪反黨集團和“四人幫”興風作浪,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給黨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使我們黨的事業蒙受了重大損失,使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耀邦同志深刻地總結了這個歷史經驗,念念不忘這個歷史教訓。他時刻告誡自己、也告誡別人,再也不能搞過去那一套了,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要能聽取各種不同意見,要把黨內的政治生活正?;?。他多次對我說:我們黨再也不能搞一言堂,再也不能搞運動,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就要重蹈歷史的覆轍,重犯歷史的錯誤。 我清楚地記得,我當了中辦主任后去拜訪老領導,有一次見了葉劍英元帥,葉帥問我,你們民主集中制怎么樣?我說,耀邦同志非常民主,他允許人發表不同意見,大家都能暢所欲言,重大問題都要反復討論,最后集體決策。葉帥說,那很好。你讀過《出師表》嗎?其中有一段話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泵裰骷兄品浅V匾?,它是我們黨付出鮮血的代價得來的教訓,每當我們能堅持民主集中制的時候,我們的黨就興旺發達,每當我們的黨不能堅持民主集中制的時候,我們的黨就會遇到挫折、失敗,甚至付出血的代價!我覺得葉帥和耀邦同志在黨內生活的重大政治原則上是心心相印的。 有一件事情最能體現耀邦同志博大胸懷和自覺執行民主集中制。那是在1981年9月,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加強完善農村生產責任制問題。耀邦同志講話以后,很多省市委書記都表態贊成,但當場有位省委書記明確表示持有異議,他在講了一大堆理由后明顯帶有情緒地說:“我們那里情況特殊,不能搞聯產承包責任制!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 這位省委書記發言之后,會議氣氛顯得有點緊張。盡管耀邦同志當時非常急切地要推動農村改革,也滿心希望在黨內高層能形成共識,但當他耐心聽完那位省委書記的意見之后,平靜地說:各位如果對聯產承包責任制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許你再想一想。那位不同意的同志也可以“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嘛,讓實踐來證明哪個辦法好,你們看這樣行不行?耀邦同志的一席話,讓整個會議氣氛輕松下來。大家都感到心情格外舒暢。久違了的黨內民主終于又回來了。會議過后沒多長時間,這位省委書記通過學習和實踐,主動放棄了自己的意見,在本省農村積極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類似這樣的事情還很多。耀邦同志允許大家發表不同意見,有時是有意識地啟發和鼓勵大家發表不同意見,甚至允許身邊的普通工作人員和他辯論。他明確講過,在一個領導班子里,沒有一點不同的聲音,是不正常的。鑒于歷史上我們黨內曾經出現過的違背民主原則,壓制不同意見,甚至因發表不同意見而罹禍的經驗教訓,耀邦同志鮮明地提出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要堅決執行“四不主義”,即: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裝袋子(不進檔案)。從來沒發生過,至少是我沒聽說過,因為某個干部向耀邦同志提了意見,他就發脾氣或者打擊報復將其調離崗位的事情。他允許別人有不同意見、有保留意見,甚至允許別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先去做,但是在全局問題上,在原則問題上,他從不讓步,敢于堅持自己的意見,同時又堅持民主集中制。耀邦同志擔任總書記期間,書記處的重大問題都是集體討論決定的。 據我的觀察和感悟,耀邦同志作為總書記,他不僅是把民主意識、民主作風視作政治家個人必備的政治意識和政治品質,而且一直在思考,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在新的歷史時期應該為誰執政和如何執政的問題。耀邦同志曾經說,我們要在復雜的環境中增強治國安邦的本領,要運用民主法制的辦法解決各種復雜的社會矛盾。耀邦同志實際上是提出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執政黨要如何正確分析和處理各種社會矛盾的問題,如何處理新時期改革中各個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格局調整的問題。他歷來主張是非要分清,原則要堅持,但不贊成動不動就上綱上線,用過去搞階級斗爭、搞政治運動的方式解決新時期的人民內部矛盾,而要堅持走民主法制之路。尤其是思想領域里的問題,要按思想認識的規律,要講道理,讓人說話,以理服人。
古話說,寧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反貪污腐敗,我們是寧可得罪個別人,不可得罪十億人。 胡啟立回憶胡耀邦(四) 耀邦同志心底無私、襟懷坦白,光明磊落、公道正派,是待人處世的典范。 耀邦同志一直有一個強烈的信念:做一個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者。耀邦同志十幾歲就參加革命,經歷過殘酷的戰爭年代的考驗和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個人也遭遇過種種磨難和不幸,但這并沒有使他變得圓滑、世故,相反,他對黨、對組織、對同志,始終保持著一顆純真的童心。對干部,他主張桌上桌下一本賬,有什么意見當面說,不搞當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待人處世從不搞陰謀詭計,從不搞權術,從不算計別人,他以己度人,也從無防人之心。有一次,當我向他反映一些不利于他的傳言,他說,我為黨、為人民工作,問心無愧,“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只要自己行得端,走得正,別人說三道四怕什么?你不要聽,也不要怕這些東西。 耀邦同志任人惟賢、光明正大,對搞小圈圈、拉幫結派一類行為深惡痛絕。記得是1982年春天,我在天津任市長期間,接到中央調令,讓我到中辦工作。我當時正在抓拆除地震棚和引灤入津幾件直接關乎市民生活的大事,還來不及交接。就在這個時候,又接到習仲勛同志的電話。仲勛同志催促說,啟立你怎么還不來???小平同志點名調你,你馬上到中央來報到。接到電話我未敢遲疑,立即到中辦報到履職。到中辦工作一段時間之后,為了加強調查研究和起草文件的力量,我想調一些干部到中辦工作。為此,我去向耀邦同志請示。耀邦同志同意,但他特別叮囑我說,選干部一定要五湖四海,選賢任能,眼界要開闊,不能只從自己熟悉的圈子里選。 按照耀邦同志的交代,我們商量了一個辦法。讓各省市黨委推薦,然后從中挑選一部分年輕優秀的干部借調來中辦工作。就這樣,先后從各省、市、自治區借調了幾十名同志輪流來中辦幫助工作。實踐證明,這個辦法既加強了中辦的干部力量,又密切了中央同地方的聯系,還培養鍛煉了一批干部。那些在中辦工作過的同志,回去后不少人成了當地黨政部門的骨干,有的還提拔到了重要的領導崗位上。這件事,生動地說明耀邦同志在干部問題上胸懷廣闊,堅持原則,公心可鑒,從來不搞小圈子或重用私人。 耀邦同志的純真還體現在心口一致,表里一致,言行一致,從來沒有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時候。他要求別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 耀邦同志之所以始終保持著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斗、清正廉潔的作風,是由于他心中始終裝著廣大人民群眾??梢哉f,他同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心始終是相通的。 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對外開放的擴大,黨內有些同志經不住考驗,出現了一些以權謀私、貪污受賄等消極腐敗的現象,個別領導干部甚至還包括中高級干部搞權錢交易,造成了很壞的影響,也引起了人民群眾的不滿。對此,耀邦同志憂心如焚。那一個時期,他在各種場合反復講,上梁不正下梁歪,反腐敗就要從中央抓起,從自己身邊抓起,從高干和高干子弟抓起。他認為中央機關應當做全國人民的表率。他親自布置,親自主持,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中央黨政軍8000人大會,號召全黨同志珍惜黨的生命線,顯示中央在懲治貪污腐敗問題上動真格的堅強決心。 記得就在8000人大會過后不久,一次同耀邦同志在中南海邊上散步,耀邦同志問我,8000人大會以后,到現在已經兩個多月了,反腐敗斗爭進行得怎么樣了?我說,這方面還是有一定的進展,大案要案抓得比較好。耀邦同志說,貪污腐敗、以權謀私能否制止,是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的大事,要用最大的決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韌性,狠狠地抓。抓這件事不能討好,不能怕得罪人,因為這對黨的事業是絕對重要的。古話說,寧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反貪污腐敗,我們是寧可得罪個別人,不可得罪十億人。有困難,要堅持,要辦案,要從中央抓起,要嚴格,要有監督檢查制度,要讓人民有權利。我們要做到光明正大,鐵面無私。當然,要精心細致,防止在實際工作中可能出現的偏差,但是,我們決不后退,決不手軟,當然這就可能得罪人。耀邦同志說到這里,情緒有些激動,走了幾步,他若有所思,突然停下來,轉過頭神色凝重地對我說:“啟立你一定要記住,任何時候、在任何情況下,我們共產黨人決不可以魚肉人民??!”這句話,如千鈞重錘,字字震撼我的心靈。很久很久,我都在琢磨這句話的分量。直到今天,一想起這句話,仍然感到振聾發聵,如同驚雷從心頭響過…… 耀邦同志1989年4月15日離開了我們。黨中央在悼詞中評價耀邦同志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跟隨耀邦同志多年,有長時間的親身經歷和感受。在我心目中,耀邦同志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赤膽忠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一個滿懷革命理想并為這一崇高理想獻出一切的人。同時,耀邦同志又是我的導師,我的兄長,我最親近的朋友。 一個人,后人景仰即不朽,活在人心便永生。 我永遠懷念耀邦同志,他永遠是我學習的榜樣!
最感動人、最具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的地方之一:“耀邦同志說,貪污腐敗、以權謀私能否制止,是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的大事,要用最大的決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韌性,狠狠地抓。抓這件事不能討好,不能怕得罪人,因為這對黨的事業是絕對重要的。古話說,寧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反貪污腐敗,我們是寧可得罪個別人,不可得罪十億人。有困難,要堅持,要辦案,要從中央抓起,要嚴格,要有監督檢查制度,要讓人民有權利?!?/p>
不改變“人治”的干部選拔“黑洞”,一個周永康下來,還會有千百個周永康會上去。因為當“主人”的人民沒有知情權,更沒有監督權。200年前的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如是說:“理論上,民眾是主人,而實際上,他們還是奴隸?!边@是法國的教訓。
從《想起》到《再說》,從《再說》到《還說》,情結未解。意猶未盡。
格式化教育所以不解決問題,是因為它不接地氣,回答不了現實問題。許多損害群眾利益的做法,冠冕堂皇的說辭就是服從國家利益。所以,誰跟誰的一致的問題,有必要在理論上弄弄清,在實踐上有所強調,有所遵循。
學習。伍先生思考的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黨、國、民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