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希爾伯特工作過三十五年（1895-1930）的哥廷根大學數學系大樓。 四 哥廷根大學 哥廷根是以哥廷根大學而聞名的，它本身就是一座大學城。在哥廷根的十三萬人口里，大學生就有三萬；老城區里到處都是哥廷根大學不同部門的老建筑。這里的主要建筑以哥特式為主，大多數房子則是典型的德式半磚木結構，連城中心最矚目的教堂也是磚結構，不像比利時、荷蘭一帶的教堂愛用全花崗巖結構。 位于中心廣場的市政廳盡管遠比不上歐洲最著名的魯汶市政廳那樣豪華氣派，但其歷史卻還要早一個世紀。廣場上，正對市政廳的那個噴泉邊的鵝姑娘（G?nseliesel）古銅雕像最受人青睞；“G?nseliesel”在英文里常常譯為“Goose Lisa”，所以可以稱之為“鵝姑娘伊麗莎白”（“Lisa”為“伊麗莎白”的昵稱）。幾乎每位到哥廷根的游客都會和她一起留影。這里還有這么一個傳統：每一個在哥廷根大學完成博士學位的學生都會來鵝姑娘身邊慶祝他們人生最重要的里程碑，先要吻她，然后和她一起照相。所以，這位鵝姑娘不簡單，試想，這世界上有哪座雕像能和她一樣被那么多大科學家，被那么多諾貝爾獎得主吻過，還一起照過相呢？ 在鵝姑娘廣場不遠處有高斯的故居（Gauss Haus），已經很舊，現在已經成為學生宿舍。 高斯（Karl Friedrich Gauss, 1777-1855）這位同阿基米德，牛頓一起并稱為歷史上最偉大的三位數學家、并被譽為數學王子的天才人物無疑是哥廷根大學最耀眼的亮星之一。他從小就是數學神童，據說三歲時就找出了他父親帳本里的一個錯誤，十歲時就用心算把從一到一百的整數的總和 5050 算了出來，讓他的校長大吃了一驚 （當然是靠巧算，不會是笨加）。他十五歲就進入了家鄉勃倫施威克的學院深造，在十八歲進入哥廷根大學時，已經完成了他著名的最小二乘方法的重要成果。高斯淡泊名利，對數學純粹是出于愛好和興趣，從而往往忽略了及時發表他的成果，以至于他的許多重要成就都被后來者捷足先登。如非歐幾何的設想，非交換算術，積分學中的柯西原理，等等，都是如此。高斯不單單是一位數學家，也是物理學家，他對磁學作出了杰出的貢獻，連磁場的單位也以高斯命名。 高斯一生的大多數活動基本上都是在哥廷根大學，直至辭世，并葬在這里的阿爾巴尼公墓（Albanifriedhof）。由于其智力太不尋常，在他去世以后，他的大腦被保留了下來，還被解剖學家們進行了研究，其重量和腦皮質層的總面積都遠高于正常人。 高斯故居附近的那個小教堂就是高斯經常去做禮拜的地方。他每天都是走一條固定不變的路線去大學。據同時代的一位老太太回憶，高斯每天經過她家門的時間就和那教堂的鐘聲一樣準時。 說起高斯，順便又想起在德國重歸統一以后不久所新發行的10馬克的紙幣上，印的就是他的頭像。后來歐元流通馬克作廢，那張10馬克的紙幣我一直保存著留作紀念。 悠閑地散步就可以走遍范圍不大而且被一條綠蔭如蓋的林蔭道所環繞的老城區。據說這條林蔭環道在中世紀時代曾經是一圈城墻。老城區里面給我印象最深的古建筑是大學的圖書館（Bibliothec），其前身原是十四世紀一所天主教圣多米尼克男修道院的主教堂。 就在圖書館的邊上，有一幢高大的樓房，原本是能斯特的住宅（看來能斯特蠻富有），現在它的底層是哥廷根一家很有名的叫“Coffee Inn”的咖啡店。 另一個醒目的建筑是大禮堂（Aula），雖然不算大，但所有大學里重要的儀式典禮都在此舉行。從那修建年份（1837）看，不算老，已經是海涅在這里讀書以后，似乎是青年俾士麥在此酗酒的那幾年所造。老城區的南面有大學的科研大樓，老城區的北邊是大學醫院和新校區。那東面，順著綠茵蔥蔥的尼古拉烏斯岡的山谷和山坡緩緩延伸上去，是一片幽靜的住宅區，哥廷根大學的教授宅區就在那邊。 不妨想補充幾句我第二年來哥廷根時在大學校園里看到的希爾伯特工作過三十五年（1895-1930）的哥廷根大學數學系大樓。這個大樓按照現在中國許多大學的標準，也許只能算是一幢小舊樓；然而就是這幢簡樸的小舊樓卻曾經是歐洲瑰麗的數學宮殿的尖頂。面對這樸實無華而數百年堅如磐石的樓房，感慨至深。相比之下，如今神州大地上許多所謂的大學城里用老百姓血汗錢建造出來的一幢幢如宮殿般雄偉的建筑所反映出來那些大學當局的虛榮和浮躁心態，實在是令人擔憂的：氣派再豪華的教育大樓也掩蓋不住教育質量和師生素質的每況愈下。梅貽琦教授（1889～1962）在1931年12月3日清華大學校長就職典禮上留下了中國大學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話：“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倍F今中國的大學則恰恰相反：樓越蓋越大，大師卻已經絕跡，還長出了許許多多的“毒瘤”：學術腐敗。 從老同窗那里得知，原來這哥廷根大學還是由英格蘭國王喬治二世聯同此地的漢諾威選帝候在1737年一起創辦的，其正式的全名居然是“哥廷根喬治?奧古斯特大學”（Georg August University of G?ttingen）。十九世紀的美國相對于歐洲而言還是文化沙漠。對這一點，美國大詩人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深有體會，并直言不諱。他年輕時曾經化了近四年的時間（1826-1829）在歐洲游歷和深造，其中在哥廷根大學學習過相當一段時間。歐洲文化對朗費羅的影響關鍵而深遠。他在1855年發表的著名長詩“海華沙之歌”（The Song of Hiawatha）在三十八年后被德沃夏克作為第九交響樂（Sym No. 9 in E minor，From the New World，op. 95，1893）第二樂章的背景參照。我在學生時代就是通過這音樂，才知道了美國的這位大詩人朗費羅和他的“海華沙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