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既是哲理，也是一種情懷。 一次，王岐山主持會議，聽取匯報。當看到匯報人拿出預先準備的稿子讀時，他說，“讀啥稿子，我都沒有稿子”。 由此可見，中央領導人，為了多辦事，辦好事，是真心喜歡聽各種意見的，是很厭倦言不由衷的套話假話的。 就說反腐敗吧。據我知道的，被揭露出來的腐敗分子，大多數人的貪腐行為，熟悉他們的人早有耳聞，只是不好說，沒處說，說了也沒人聽，沒人理。如果早有像巡視組開創的說話場所，有些腐敗分子不至于拖到現在才被揭露，不至于釀成像徐才厚、谷俊山這樣的大老虎。社會上有回應說，多少年前，軍隊里賣官買官，“明碼表價”，幾乎路人皆知，只是頂著軍委主席頭銜的人，或耳聾眼花，或裝聾作啞，不管怎樣，他總脫不了為官不為的干系。反腐敗的統帥、主帥了解情況后，想必他們也會有同樣的觀感。習近平總書記主軍后，來個絕地反擊，依法從嚴治軍，是很自然的了。 經濟社會的發展，改革開放的設計和實施，很多是前無古人的，所以提倡解放思想，創新思維，探索新思路。這就要廣開言路，讓人講話。再不像前三十年那樣，全國只許一個腦袋想問題，想到哪里就是哪里；只許一張嘴說話，一句頂一萬句，說到哪里是哪里。再不好像廬山會議上那樣，連政治局委員在會上發表不同看法的一點意見，也被認定是罪過。更不好像整風反右中，號召鳴放，而一些人說點看法、意見，而這些看法和意見現在看來是極其一般的，竟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歸類敵我矛盾。相信現在和今后再也不會這樣做了。因為教訓太深刻了。前三十年中的幾次全國性重大失誤，如大躍進、人民公社、直至文革，不開放言路，聽不得不同意見，是眾所周知的一個原因。 知識分子就是會想問題。他們想到的問題就要表達，要說出來，有發表的地方。 一則故事說，馬克思去世后，美國一家雜志創刊，請恩格斯用一句話概括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恩格斯回信說，他在《共產黨宣言》中找到了一句話：“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知識分子很看重恩格斯這句話。有些人就是從它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參加革命的。 崇尚自由發展，可以說是知識分子（不僅是知識分子）的天性。改革開放也是以自由為準繩。它對外要開門，對內要松綁。胡耀邦說，市場經濟就是要自由，把束縛的繩子解開。 科技創新，經濟社會管理創新，體制機制創新，都在探索之中，讓更多人動腦筋，參與其中，可以說是一項社會創新工程。允許思想，讓人說話，是創新的必備條件。 廣開言路，我們至今看到聽到的，可以說都是為國家好、為人民好、也為黨好；偶爾出現一些不靠譜的言論，這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一出現，多數人識別了，它就沒有市場了。 歷史，是曾經發生過的事情。歷史的價值全在于真實。我們編寫的近代史，似乎社會信譽度有問題。我們比較熟悉的改革開放史，已有的著作，明顯不真實。寫歷史，做歷史決議，要使之接近真實，也得開放言路。 說這些，還是回到題目上來，兼聽總比閉目塞聽好，廣開言路，是為了把事情做得更好，這既是明智，更是一種情懷，一種氣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