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散記 ——一個共和國同齡人的回憶 □ 耀森 “大躍進” 1958年“大躍進”時，我在小學三年級。那時，社會上宣傳氛圍很濃，村里墻壁上到處是用毛筆寫的標語、民歌，我記得最清的一首民歌是：“祖宗勞動幾千年，每人只有二分田。如今勞動幾十天，勝過祖宗幾千年！”《少年報》上，經常有“放衛星”“打擂臺”的報道，什么“鋼鐵元帥升帳”“糧食畝產過萬斤”等，有一篇報道說廣東某地糧食畝產達到10萬斤。那時的口號是“15年趕上英國”，提倡“大煉鋼鐵”。在我們村的西頭，有一片大的墳地，因長著一棵有三個枝丫的烏臼樹，所以叫“三丫叉墳”。在墳地里，村民用土塊壘起煉鐵爐子，將收集來的廢鐵“煉鋼”，墳地上的大樹被砍了不少。我因在學校里，沒有親眼看到“煉鋼”的過程，但家里的廢鐵、銅圓、銅錢卻大多捐了。那時還提倡“深翻土地”，我在放學時看到村北面的田頭架著卷揚機，用鋼繩拉動犁頭，把泥土翻得有兩尺深，據說這樣可以高產。 那一年，社會上盛傳“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推行集體食堂，各家的墻壁打通，“吃飯不要錢”，生產隊還搞聚餐。我印象中的一次聚餐是在屋前的場上擺上許多“八仙桌”，食堂里燒好飯菜，有豬肉，但沒有酒，男女老少大家飽餐一頓。但吃到后來，隊里沒有糧食，也沒有錢了，只能憑飯票供應伙食，到年底，還要每戶補交63元伙食費。我經常聽到隔壁的杏仙嬸嬸發牢騷說：“吃飯不要錢，一年63塊錢?！? 挨餓 1959年，進入困難時期，糧食供應緊張，官方稱“三年自然災害”，無錫民間俗稱“吃18斤頭”，西方學者則稱為“三年大饑荒”，其中以1960、1961年最為嚴重。一個月供應18斤米，現在沒有問題，但那時沒有葷食，缺乏油類，所以完全不夠吃。食堂里一天吃三頓粥還不去說，燒飯的人還要撈干的吃掉一些，于是我們打回去的都是熬得稀爛的薄粥。粥打回去后，各家還要把野菜、紅花草這類的東西放到粥里，再加一點面粉攪和，重新燒一下，才能勉強夠一家人吃。每天，我都會跟著母親到村東頭的一片桑田里去挑能吃的野草，一種叫“綿錦頭”，還有一種說不出名稱。吃得多了，舌頭下面經常痙攣。我那時已上五、六年級，上午上了兩節課就餓得吃不消了。放學時，村上的幾個小伙伴就一起到生產隊的地里挖幾個胡蘿卜，揩掉泥就啃，隊長好像也沒有怎么來管。宋朝程頤、朱熹老夫子大概沒有挨過餓，要是讓他們餓上3天，就不會輕飄飄地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那樣的話了。 那幾年，村里餓死了好幾個人。有一個小伙子外號叫“大團子”，活活餓死了。我奶奶是個瞎子，原來比較胖，但那時也瘦了。她經常坐在一張“繩叉”（用稻草繩系成凳面的小凳）上，因天天喝稀粥而患了遺尿癥，往往一站起來，繩叉上就濕漉漉的。后來，她也熬不過而去世了。我也餓得皮包骨頭，每天夜里睡在床上，能用手摸到肚里的腸子。胃里還經常泛酸水，一股股地沖到嘴里。有一天，我站在門口，陽光很好，我突然覺得臉發燒，用手一摸，臉上好像胖了起來，我知道這是患了浮腫病。那時這種病很普遍。治療這種病的“營養品”是糠，可米糠有錢也難買，更何況我們沒有錢。記得有一天，一只大老鼠在我家房梁上慢慢地爬行，爬了幾步便跌了下來，不動了，原來是餓得沒了力氣。母親把它剝了皮，洗干凈，做成了一道美餐。再后來，父親也因缺乏營養而患病去世，還不到60歲。 關于三年困難時期全國餓死了多少人，現在還沒有權威的統計數據。黨史的說法是1960年人口減少1000萬，避開了“餓死”的尷尬字眼，而且只是一年的數據。其他各種說法很多，有1500萬、2000萬、3000萬、4000萬、5000萬、7000萬等，都是估計，看來不會有誰去認真統計了，歷史學家有時也很無奈。我想，取個中間數應該差不多。死了這么多人，作孽??！發人深思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是7000萬，中國官方公布的傷亡人數是3500萬。 段老師 1965年，我進入清名橋中學高一甲班，班主任是一位年輕的女老師，名叫段海強。段老師那時只有20多歲，扎著兩根辮子，很有朝氣，端莊大方。她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語音清亮，一上來就吸引了我們。我從小學到初中，老師大多是講無錫話或“錫普”，像段老師這樣漂亮的國語，我還真的是第一次聽到，覺得非常好聽。 段老師教的是語文課，講課時能抓住課文的主題，作深入淺出的講解，使我們學起來一點都不吃力。班里有黑板報，段老師為我們起了刊名《紅雨》。開始時我不清楚“紅雨”的含義，后來讀毛主席詩詞，其中有“紅雨隨心翻作浪”之句，而“紅雨”的出典，是唐代詩人李賀“桃花亂落如紅雨”的詩句，這才略有領悟。 段老師工作能力很強，講話有條有理，善于把同學們組織起來，發揮每個人的長處，共同去完成某項工作。班長、團支部書記、學生會干部、班委等骨干團結在她的周圍，各項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全班同學都很團結。那時物質生活很艱苦，但大家精神狀態都很好。我在初中時在學校黑板報上寫了幾篇小文章，段老師眼光很敏銳，她負責學生會工作，我一到高中就讓我擔任校學生會副主席，兼宣傳部長，并負責學校和班級的黑板報。我是一個內向的人，不善言辭，工作上也不夠大膽，在段老師的言傳身教下，我的工作能力有所提高。 那時，班里同學們都十分欽佩段老師，把她當作大姐姐，一些女同學成了她的“粉絲”，甚至模仿她的走路。 “文革”開始后，段老師也受到沖擊，高二有的同學寫大字報說她的父親是國民黨軍官，是“黑七類”子女，并站在反動階級立場上。段老師倒顯得很平靜，但我們班里的很多同學很為她抱不平，認為她為人是不錯的，教學也是很好的，不應受到批判，于是寫大字報為她辯護，文中列舉了她的優點，說“憑良心講……”不料X同學馬上寫大字報反駁，說我們是“保段派”，聲稱“良心是有階級性的，你們說的良心到底是代表了什么階級？”還攻擊我在初三時只是一個幾何課代表，到高一便成了學生會副主席，言下之意是我受了段老師的拉攏，所以為她說話。在那種形勢下，我們還能說什么呢？ 也許是家庭出身的關系，段老師在以后一直默默無聞，但她忠誠于教育事業，嚴守師德，清清白白做人，為人師表，以高尚的品格贏得了我們的尊敬。 “串聯”到北京 1966年8月，全國掀起了“紅衛兵”運動。我們清名橋中學也不例外，符合條件的學生大部分參加了紅衛兵。紅衛兵開始是“破四舊”，到“資產階級”家庭去查抄“四舊”物品，我記得參加過一次，是到三皇街一家有錢人家里去“破四舊”，印象中沒有看到什么“四舊”物品，只記得在一只木盒里有一只小的金元寶，也沒有去動它。再后來是批判“走資派”，學校里的當權派都靠邊站，學生們自己做主，形成無人管的局面。8月18日，毛主席在北京接見紅衛生。從此，學生們開始在全國各地“大串聯”。同學們都三五成群地出去了，我因在紅衛生組織中負責開介紹信，一直無法出去。 到了11月份，我終于有機會出去串聯了。這一次規模很大，我們組織了200多名師生，還帶上接受“批判”的邱校長，乘火車赴北京。毋庸諱言，在當時的形勢下，我也有過錯，曾根據有些老師提供的材料寫大字報“揭發批判”邱校長，使他受到傷害，至今還深深感到愧疚。 那時的串聯，只要有紅衛生的介紹信，就可以乘車、住宿、吃飯免費，所以，我只帶了2元錢就出去了。到了南京，我們稍作停留，因當時有一個任務，就是到省文革接待站，要求對邱校長進行點名批判。到了接待站，經說明來意，接待者自然是敷衍幾句了事。在南京時，我們住在南京大學招待所。其時，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已在報上被點名批判。那天早晨，我們幾個在校園里，向一位掃地的人詢問：“匡亞明現在在哪里？”不料那人說：“我就是匡亞明?！蔽覀兌加X得愕然?？粗膊幌駢娜?，大家一句話不說就走了。 到了北京，我們被安排住在林業部的一座大禮堂里。因為人多，只能攤地鋪。里面住著全國各地來的紅衛兵，其中東北人最好認，因為他們都穿著黑棉襖?；锸呈谴竺罪?、白菜肉絲。我記得我們幾個還去過一趟北京市委，接觸過王鶴壽等人，具體什么原因已記不太清，總之是“造反”之類的事情，但沒有采取過激的行為，只是坐下來說說。 11月25日，毛主席第八次接見紅衛兵。在此前一日，解放軍干部為我們進行了編隊，并講了注意事項。第二天一早，我們被帶到東長安街，排在路的北面，組成一個一個方隊，隊前有解放軍戰士帶隊，還指揮大家唱著革命歌曲。大家心情都很興奮、激動，等待著被主席接見的幸福時刻。過了一段時間，人群涌動起來，我們知道這是毛主席要來了。不久，毛主席乘的敞蓬車開過來，由于車速很快，我們都來不及看清。我只是從側面瞥了毛主席一眼，他臉色紅潤，不像73歲的人。 從北京回無錫時，火車里擠滿了人，都是串聯的紅衛兵。過道里、座椅下、行李架上，都塞滿了人，根本動彈不得。我有幸坐在座位上，但無法移動。從北京到無錫，一日一夜，僅靠在北京用1.2元錢買的一包棗子充饑。 批林批孔 1969～1975年，我在部隊。這個時期，是文化生活最為貧乏的時期?？吹臅?，只有自己隨身帶的一本《毛主席語錄》；電影，除了“樣板戲”就是《打擊侵略者》、《南征北戰》等屈指可數的幾部。部隊所在的鞍山、營口、盤錦、瓦房店、大連等地，書店里沒有什么書，我當兵6年間沒有買過一本書?？催^的書，能讓我記住的有兩本：一本是班里戰友探家時帶回來的《唐宋詩一百首》，另一本是在老鄉家里宿營時借閱的《楊家將》?！短扑卧娨话偈住贩胶髞?，差不多能背熟了；《楊家將》看過后歸還了房東。 即使這樣，上面仍然說“文化事業繁花似錦”。記得部隊在瓦房店時，有一次團的文化干事給我們營作報告，列舉了一系列數據，證明文化是如何繁榮。估計也是根據上面發的資料作個宣傳罷了。 1974年，文化真的“繁榮”起來了，全國掀起了“批林批孔”和“評法批儒”的熱潮。主要內容是批判林彪，批“孔老二”，贊揚法家。在部隊里，主要是批判林彪的“克己復禮”言論，批孔子的“復辟”言論，批儒家的“三字經”等書，還舉行了幾次報告會、宣講會。曾經有一位師里的宣傳干部來給我們講“批林批孔”，他可能是個湖南人，地方口音很濃重，把“批林批孔”說成了“批林批肯”。一場報告會下來，什么都沒有記住，只記住了“批林批肯”。散會后，幾個調皮的小戰士就學著他的腔調說“批林批肯”，然后哈哈一笑。有一首歌至今我還記得：“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壞東西。嘴上講仁義，肚里藏詭計。鼓吹克己復禮，陰謀搞復辟……” 然而，上面還是抓得很緊。指導員要我去參加一個批林批孔培訓班。指導員叫段心亮，安徽亳縣人，原來在沈陽軍區文工團工作過。我那時對這類事不感興趣。倒不是說我覺悟高，只是覺得這樣批來批去沒有名堂，加上已是一個老兵，萌生了“莼鱸之思”，只想早點回家，所以沒有去參加培訓。指導員知道后很生氣，很嚴肅地找我談話。不料我胸有成竹。當指導員說完后，我說：“你要怎么處理都可以，不過，記得你在連隊春節文娛活動時表演的快板《撲克迷》，與江青同志倡導的‘三突出’是否不相符合？這事我要不要向上面匯報一下？”《撲克迷》講的是一個戰士沉迷于打撲克，耽誤了工作，估計是“文革”前的作品，具有諷刺作用，但放在“文革”時，就有政治問題，因江青說文藝作品要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撲克迷”不是正面形象，更不是英雄人物。指導員沒有想到我有這一手，急了，口氣緩和下來，這事也就不了了之。其實，我不會想到去整他，只是為了保護自己而“以毒攻毒”。 那一年，我們接到命令，到大連港去“疏港”。當時，因地方上思想混亂，沒有人好好抓生產，大連港口積壓了許多待卸的外國貨輪，地方上只好請求部隊支援。我們這些野戰軍，便當起了臨時的裝卸工。港口給我們每人發了一雙黑色的棉膠鞋，我覺著很好，舍不得穿，不料到完成任務離開時，鞋子必須交還港口，以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我很不情愿地交了上去，這真是一則“黑色的幽默”。 “文革”后的考試 “文革”時，高考停止?！拔母铩焙蠡謴透呖?，是在1977年。那時，我已參加工作，結了婚，所以沒想到要去參加高考。 但是，我的大學夢并未因此而終止。 小學、中學，我的成績都是優秀。小學二年級時，語文老師沈慧祥總是把我的作文作為范文宣讀。到后來，她甚至看都不看，直接把我的草稿拿上去讀。有一次上課，沈老師向我拿稿子，我沒有準備好，在口袋里摸了好一會才找出，弄得很狼狽。三四年級時，已經可以讀家中的一套《西游記》。初二時，我能毫不費力地按順序背出《水滸》一百零八將的綽號、姓名。初三時，我已學習寫格律詩詞。那些年上學時，我從來沒有感到吃力?？上?，高中只上了不到一年，就碰上“文化大革命”，學業就此停止，成為后來人們熟知的“老三屆”生?！拔母铩?0年，耗費了我學習的黃金時段。 1978年，我直接報考研究生。主考學校是南京大學，專業是明清史。 這是一次“三無”考試：無考試大綱、無教材、無指導老師。我記得主考老師是胡厚宣，一位有名的教授，但一次都沒有聯系過，更不用說見面了。關鍵是沒有教材，書店里又買不到相關的專業書籍，圖書館里的書也很少。憑我這高一的文化底子，學習荒廢了10年，僅靠腦子有點小聰明，能頂什么用呢？一點都不好玩！ 試題卻毫不含糊?！氨沐X務”、“山陽瀆”……應該是歷史系本科的范疇，不少東西我根本沒有見過，太慘了?？荚嚱Y果，4門課程，只有古漢語一門及格，英語考了50多分，專業課則差得很多。事后想想，如果得到胡教授的指點，或者說有規定的幾本教材，學習一段時間，或許會有希望，但人生沒有“也許”。 這一次考試，使我的大學夢受到挫折。不料峰回路轉，1983年，國家開始實行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按照無錫人按虛歲計算的習慣，我當時已35歲，但毫不猶豫地報了考。這次考試，已比較正規，有考試大綱，有教材，有的課還有老師來上幾節輔導課，但主要靠自學。有了書，我還怕什么呢？我報的是漢語言文學專業，學分制，每年考兩次，一次考兩門，有時也可報3門。這樣一門一門地考下去，每次都順利通過。1986年大專畢業。接著考本科，又全部一次性順利通過，1989年江蘇省高教自學考試首屆中文本科畢業，并獲學士學位。那年，無錫市有14人獲中文本科畢業，其中獲學位的有5人。自學考試因為不上課，沒有老師指導，難度較大，其學歷據說國際上都承認。不管怎樣，40歲的人了，已到“不惑之年”，利用業余時間總算獲得了大學文憑，心中無比欣慰。我們這一代人，耽誤的真是太多了！ 著書 2003年，我出了兩本書：《無錫演義》《揚名鎮志》。 寫《無錫演義》，緣于對無錫歷史的喜愛。早在部隊里時，我就覺得無錫確實是個好地方。復員后，工作之余，我就一直關心無錫的歷史文化，尤其是90年代后，就開始有意識地收集有關的文史資料。后來，看到蔡東藩寫的歷史代演義，覺得很好。2000年后，開始醞釀寫一部類似的書。經3年多時間寫作，形成章回體的《無錫演義》書稿。全書共60回，從原始社會一直寫到無錫解放，2004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不管評價如何，對我來說，這是一次嘗試。 至于編《揚名鎮志》，是由當時的鎮黨委書記趙建新提出的。揚名鎮歷史悠久，但一直沒有編過史志。2003年7月，鎮成立《揚名鎮志》編纂組，由鎮人大主任許祥新負責，業務上由我負責，借用了3位退休的老同志及機關的一位同志。寫了半年，形成初稿。許祥新認為差不多了，便辭退了其他人，讓我一個人干。其實，地方志編纂有個“磨”的過程，時間比較長，一般都要3～5年。許多資料要核實，缺的資料要補充，文字要修改，還要送上級審核，工作量很大。我在做好本職工作之余，要抽出大量精力用于修訂鎮志。至2004年7月，經整整一年時間，終于順利完成鎮志的編纂，當年出版。用一年時間編纂、出版一部方志，絕對是超常規的速度。2006年，《揚名鎮志》在江蘇省地方志評比中獲一等獎。 以后，我又參與了《無錫市南長區志（1988～2007）》《奮力前行時——無錫國聯二十年口述歷史》《揚名街道志》《無錫市北塘區志（1986～2005）》等書的編纂工作。2012年，開始撰寫《乾隆南巡游惠山》，至2014年12月完稿，已通過鳳凰出版社審閱，準備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