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黨的事，要從1969年說起，那是我到濱海插隊的第二年。那一年，毛澤東發布最高指示，黨組織要吐故納新，吸收新鮮血液。記不得是哪一天晚上，大隊黨支部朱書記突然來到我們幾個知青的臨時住處，直截了當地問我們是不是黨員，想不想入黨。我們幾個人被問得意外而激動，連夜按照書記的要求，在忽閃忽閃的煤油燈下，認真寫下人生第一份入黨申請。 入黨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很神圣的一件事。我母親出身于赤貧的農家，很早就到麗新紡織廠做工，解放后被發展入黨了。父親是城市貧民出身，解放前在崇安寺一家香燭店當學徒工，解放后進了慶豐紡織廠當機修工。他也被培養入黨，但是在審查社會關系時，了解到父親有個姐姐在香港，有海外關系，發展的事就卡住了。聽父親說，我的姑母比較漂亮，是被姑父強娶去的。臨解放時，跟姑父一起去了香港。為了減少海外關系的影響，父親曾寫信讓姑母不要再匯錢（補貼我祖母生活的）來錫，祖母由我父親獨自贍養就可以了。于是，跟姑母的聯系就中斷了。直到1979年，姑母才跟我們重新聯系上，但那時祖母已去世10年了。父親一直沒能入黨，這讓我從小就覺得能入黨的人，一定是在任何方面都是沒有“瑕疵”的，入黨是不容易的。在一中讀書時，高中部有兩個學生黨員，在我心目中，這兩個同學便非常了不起，是需要仰視的。 那天晚上寫了入黨申請，第二天我們便直奔大隊部，當面交給了朱書記。書記看了，生出疑問：“你們都還不是團員？”我們告訴他，文革一開始，學校沒有再發展團員，所以我們都沒入團。書記說，那你們就先入團吧。于是我們又分別去寫入團申請書。入團的事進展極快。我請當地一位比我還年輕的團員做介紹人，填寫好正式的志愿書，就成了一名共青團員。我的介紹人，在我離開濱海后就再沒見過面，不過從其它老鄉那里得知，他后來出去讀書，走上從政之路，官至鹽城市某局局長。入團的事解決了，但入黨的事卻沒了下文，直到我離開濱海，大隊書記也沒有再提起此事。 1975年，在無錫師范畢業前夕，我終于有些不甘，師范的同學中有幾位在插隊時就入黨了，看來看去，我也不比他們差。于是我向師范黨支部寫了一份思想匯報，提到我1969年就寫過入黨申請，并再次提出入黨的要求。沒幾天，師范黨支部派了一位工宣隊的老阿姨找我談話，大意是看了我的思想匯報，對我要求進步予以肯定。然后鼓勵我繼續努力，畢業后到工作單位繼續接受組織考察，爭取早日加入黨組織。我自然是表態會繼續努力，接受組織考驗。 到社橋中學工作后，明顯感覺到了黨組織對我的栽培。工作半年后，就安排我擔任學校團總支副書記。到1977年上半年就讓我填寫入黨志愿書的草表，入黨就在眼前了。但就在這時，發生了一件事。一位女教師到校長室反映，她在初一教過的一位學生，現在已經高一，對她很不尊重，在背后編造莫須有的事情壞她的名聲，甚至還當面對她出言不遜。氣惱的老師要求學校嚴肅處理那個學生。因為那個學生是團員，學校書記讓我好好查一下，提出處理意見。我在了解情況后，向書記做了匯報，建議讓學生寫個檢討，當面向老師認錯道歉，并召開團員大會，當眾批評該生不尊重老師的行為。書記說，這樣處理恐怕不行。過了幾天，書記找我說學校黨支部討論了此事，建議團總支給予該生團內警告處分。我當時不知為何固執起來了，非常不恭地對書記說，如果是學校黨支部的決定，我服從；如果還是要由團總支來做決定，我堅持不給處分，要給學生一個改錯機會。書記聽了自然是很不高興。又過幾天，那個學生終于被學校處分了，但不是團內的。同時，書記又找我談話，意思是我聽不進組織的話，暫時還不能發展入黨。對入黨的事，我無話可說，但我隨即提出，我已是超齡團員，不合適再做團的工作，希望馬上辭去團內職務。就這樣，我似乎已經跨進了黨的門檻的一只腳，又退了回來。 經歷了這次波折，我入黨的意愿漸漸有些淡了。但事情在八年后，卻突然又有了轉機。1985年，聽說中央下了一個文件，要在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這個指示落實到我們學校，便是有四位教師空前地被同時接納為中共黨員，而我就是其中之一。這次入黨順利得如同當年入團。先是已經換過的書記找我談話，接著重寫了一份入黨申請，說說自己對改革開放后的黨組織的認識與入黨動機，并寫清楚自己的家庭社會關系，接著填寫草表，填寫正表，然后在4月30日就召開支部大會通表。我虔誠地走過的入黨之路，在那天到達了神圣的目的地。那一年，我35歲。 入黨的當時，我并沒有意識到人生的變化，我不過是從一個普通教師，變成了一個普通的黨員教師。但兩年后，我就走上了學校的管理崗位，六年后還成為了專職的黨務工作者，并一直做到退休。有時，我會想，假如當年我沒有入黨，我會一直教書到退休嗎？會教出點名堂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