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隊故事》的連載到此結束。題頭圖《綻放》，由作者攝制。） Ⅵ 學習者合作者挑戰者融而為一的“助教”群體 江蘇全省地市教育學院的高校教師專業職務體制，是1982年才全面確立的。授課的教師，專業水平均在講師以上，哪來“助教”？我慢慢地明白，就77級中文?？瓢嗑投?，我們真有“助教”，而且是一群“助教”，那就是這個班的全體同學。上文包含的許多案例，其實已可看出77級中文?？瓢嗟拇嬖?，如何同時成就了中文學科教師團隊的發展。也許由于我幾乎每天到校，在班上先后主講每周4學時的現代文選與現代文學，又經常參加各種各樣的班級活動，可說是與同學們“零距離”地相處了兩年多，所以內心深處以“77中文”為“助教”群體的潛意識也許格外強烈。 是時代風氣使然吧，現代文選的第一單元（詩歌）的第一次課選的是毛澤東詞作《沁園春?長沙》。這首詞“文革”前講過，“文革”中寫過解說文稿，為“77中文”備課時又翻閱了毛澤東詩詞研究的最新成果，自信可以做到“沒有問題”。不料課間休息鈴聲剛響過，張家松（記不清他當時是否已任課代表）和另外兩位同學便立馬將我圍在講臺，就《長沙》詩中若干字義與聲調韻律等問題問個不停。對于所提問題，我倒是可以應對的；對于這樣當堂追問不舍的場景，則是我從教以來頭一回遇上?！八疂q船高”，同學們是“水”，教師便是“船”。從這次課開始，我對同學們的功底刮目相看，教學、科研、行政工作都力求主動適應教學對象不斷提升的需求。 追想起來，教學對象如果不僅是學習者，而且是合作者，同時還是挑戰者，那么，這是執教者的幸運，最大的幸運。 對此，我從殘存的已經泛黃的當年活頁工作手記以及其他文字資料中，再挑選出自己親歷的5個案例作進一步的陳述。 個案1：同學向教師開課 1978年11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召開，文化—文藝界新舊思潮的對撞相當激烈。其時現代文選課程小說單元進入“當代”部分，我與同仁商議，挑選《人民文學》當年9月號刊登的短篇《神圣的使命》（作者王亞平）供“77中文”評析。 這篇出自“初生牛犢”之手的小說，寫“文革”后期老公安王公伯頂著巨大壓力，堅持為一位善良知識分子伸張正義、平反冤假錯案，雖殞身而不恤的故事，發表后產生很大社會影響。 自習與討論提示中，要求探討小說在題材選擇、主題提煉、情節安排、語言運用等方面的特色，思考其弱點缺陷，并“試提出具體的修改建議”；又要求聯系《班主任》（劉心武，《人民文學》1977年11月號）《傷痕》（盧新華，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等作品，思考將這類小說貶為“暴露、解凍、消極文學” （其時“傷痕文學”尚未成為流行語）的觀點是否有理。 討論分4個小組各別展開，然后集中交流。 第一組代表徐立新按討論提示逐一報告討論結果，全組對《使命》“基本上持肯定態度”，多數觀點可謂中規中矩，強調“小說反映了‘四人幫’踐踏民主與法制所造成的混亂”，“社會現實存在中該否定的就該否定”，不能繼續給這類作品扣這樣那樣的政治帽子。該組同學對小說文本下了批改作文般的水磨功夫，在小說的形象塑造和情節設計、細節描寫、語言運用等方面展開了爭論，發表了許多具體詳實而啟人心智的意見。 第二組代表楊佩彝開場就聲明該組“沒有照題討論”，而是著重闡發了《使命》提出的“值得深思的社會問題”：“‘四人幫’追隨者像鉆心蟲一樣，把司法機關變成他們的工具；呼喚維護法制，迅速撥亂反正?！睂π≌f的藝術表現方面，有不少爭論；有些同學提出，此小說“可以粗看，不可細嚼”，認為主要人物老公安員王公伯“個性不突出”、“作者把自己的感情加在王的頭上，有意把王拔高一點”。 杜宗汾代表第三組發言，概括了組內部分同學對《使命》“提出比較尖銳的問題”：一是題材雖好（當時鮮有涉足政法公安的作品），其內涵卻未能深入挖掘，“沒有涉及立法、司法這個根本問題”，應該回應“到底是有了‘四人幫’使法制不全，還是由于法制不全而產生‘四人幫’”這樣的拷問；二是“不以人物形象見長，而靠故事情節取勝”，“沒有按生活的邏輯塑造人物設計情節”；三是“小說語言有時沒有脫盡‘幫氣’，說教、議論多?！倍抛诜诋斎灰踩鐚崅鬟f了組內的不同聲音。 第四組的代表（姓名漏記）則詳實地介紹了組內對每個問題正反兩方相爭的情況，例如：正方認為應當肯定作品展示了主人公“王公伯豐富的內心世界”、“沒有落入俗套，以鮮明的個性刻畫掩蓋了其他許多不足之處”，反方則認為 “（作者）還帶著‘內傷’，把主要人物神化，給讀者以超越凡人的印象”，等等。這組有位同學提出，小說時間跨度較大，情節曲折生動，場面轉換很多，“有電影腳本的味道”：此乃慧眼別具，次年《使命》便搬上銀幕并獲文化部大獎。 我巡回旁聽分組討論，然后坐在同學之中聽小組代表講課，留下了6面活頁速記。眼下，除了布置“繼續學習建議”之外，我已記不得自己是怎樣為這次各抒己見、亮點多多的論辯作小結的了；但作為“單元小結”，當時就作品本身說的話必定不多，而是由此生發開去，著重講述現當代小說賞析與教學的基本理念與方法。要是課外增設一次同學們自己主持的專題辯論會應當更好，可惜當時沒想到這么做。 但今天重溫舊日筆記，我仍為這次課所呈顯的“77中文”對各門課程學習成果的整合力、對新文化思潮與新文學現象的解讀力，特別是思想解放的力度和純凈熾熱的學習氛圍，深感欣慰。這種心情，同劉心武近年發表的回憶文字《講那照片的故事》中的感受多少有點相通：“1979年春，中國作家協會舉辦了第一屆優秀短篇小說評獎活動，我的《班主任》獲第一名，王亞平的《神圣的使命》獲第二名，盧新華的《傷痕》等多篇‘傷痕文學’作品同時獲獎……我欽慕那些立志要寫出甚至已經寫出純文學經典的人士，但作為寫作愛好者，我珍惜當年寫作《班主任》的情懷和所產生的社會影響，相信盧、王二位久未謀面的老弟也會這樣想?！?附帶說點感慨，“77中文”當年所提的若干“比較尖銳的問題”，到今天仍是問題。 個案2：從“漣漪”到“沖擊波” 中文學科教師團隊謹記金開誠老師的忠告，狠抓寫作。好些同仁的切身體會是，不但要寫（含多種現代傳媒之“寫”），而且要力求發表（傳播交流）。多種形態的寫作與多重意義上的“發表”，是一個文科教育專業工作者精神生命的重要表征。在一個中文專業集體里，任何成員發表有點價值的成果（包括優秀教學隨筆、教案、作業），便會在“半畝方塘”里漾起一道漣漪；如能多個成員連續發表引起積極社會影響的文字，也許會匯成一股沖擊波：它們都會進一步激發全體團隊成員寫作與發表的積極性，提升整個團隊的專業品質。 “個案1”中提及小說單元小結時給“77中文”的“繼續學習建議”，就簡單的3條：閱讀新發表的作品；試寫新小說評論稿；嘗試自己寫小說。第3條似乎有點離譜。按照金開誠老師的思路，我們當時是這樣想的：倡導寫點文學作品，有助于體驗創作甘苦、強化形象思維能力，以更為有效地提高文學作品的鑒賞、解說、教學能力。建議而已，并非要求大家都這么做。 同學中的創作成果竟是不期而至（并非按某門課程某個教師的建議），“漣漪效應”初顯：1979年，張家松創作的兒童小說《雪花飛》發表于宋慶齡主持的中國福利會旗下刊物《兒童時代》1979年6～7期合刊，其影響用徐忠憲的話來說便是“逗得不少同學心里癢癢的”。 時隔不久，徐忠憲用自身過往的生活素材構思了一篇小說，反復推敲之際，在教院團委和學生會所辦窗報上讀到張家松又一篇兒童小說《F妹與S姐》，猛地閃出“兩相對接”的念頭；他沿用家松的思路和文風，一口氣拉出講述某廠兩名青年女工追求“時尚”的故事《S妹與F姐》，交由家松修改?！禨妹與F姐》遂成兩人合作的青春小說，又經唐再興老師推薦參加當年無錫市文聯與報社等單位聯合舉辦的征文活動，由《無錫報》副刊登了出來。 據我手頭所存“無錫市慶祝建國30周年文藝創作征文活動”的評委會議記錄所載，該征文活動共收到小說300多篇，散文200余篇，詩歌1000余首；小說《S妹和F姐》，因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報社副刊編輯洪梅女士、一棉廠辦毛小言女士以數據與事實力薦，反映該作品“在讀者中引起較大反響”、“富有生活氣息，我們廠里工人說，寫的就是某某車間的人和事”……最終被授予二等獎（一等獎空缺）。 更好的消息還在后面：張家松的《雪花飛》，獲得了中國福利會主辦的“慶祝建國30周年小說征文獎”?！秲和瘯r代》編輯函告作者，《雪花飛》的獲獎是抱病住院的巴金老人在入圍作品中特別舉薦，并和身居北京的冰心聯手確定的。1980年1月18日，著名兒童文學作家陳伯吹在《光明日報》發表評論，對《雪花飛》等作品深表贊賞。這篇作品又入選新蕾出版社（天津）的兒童小說集，該書獲中宣部文化部主辦的第二屆全國兒童文學創作評選二等獎。 這個消息對中文學科的同學和老師都是一種激勵。 《雪花飛》構思獨特精巧，用很小的篇幅濃縮了一場家庭喜劇和一臺藝術悲劇，使之共同折射出歷史轉折關頭社會舞臺演繹中的巨變活劇。小說的主要人物不過兩個，故事發生的時間不過半天，卻為兒童（還有成人）讀者送來了文藝和教育兩個領域的春消息。 這樣的文本，說心里話，我是寫不出的。 家松是有才氣有主見卻不事張揚的人。我約他個別交談，方了解作品的形成和獲獎過程。出于放大“77中文”在本地影響力的目的，我借助從家松處獲得的第一手信息，以筆名寫了篇千字短評《值得贊許的藝術追求》，隨《雪花飛》一道刊發于1980年2月5日的《無錫報》。 自然，中文學科教師團隊始終著重倡導寫作與中學語文教育直接相關的各類文字?，F在翻閱1979年出版的兩期《教學與進修》，便可讀到杜宗汾的《培養學生的“咬”勁》、邱小貞與王中敏的《練功小議》、張家松的《一曲東門行 萬滴辛酸淚》，以及劉桂秋的《〈綠〉解說》和《談談詩歌中的“平淡”》。此后的《教學與進修》及《無錫教育學院學報》一直是“77中文”成員發表文字成果的重要平臺，“77中文”永遠是母校漢語言文學專業建設的推動力。 “77中文”同學平時作業許多都是要求成文成稿的，有些同學還直接介入教材編撰，這些待下文另述。 個案3：“說話課”的教學構想是這樣形成的 “筆頭”之外，我們也念念不忘金老師強調的“口頭”。教師吃的是“開口飯”，“出口成章”的本事不能沒有。除現代漢語等課程的專業訓練之外，“77中文”豐富多采的集體活動、社會工作，以及多方面的人際交流等等，使班級中涌現出一批口才出眾的骨干。扳指稍想，就開得出一張可獲公認的名單。 但是，發展不平衡是個無可回避的問題。1979年11月，在一次師生同去市十中聽課后的學科會議上，張海保老師提出了為“77中文”師專生作好實習準備、進一步強化口語訓練的動議。翁佩芳老師提供了有師范院校專設說話課的信息。海保老師動作很快，12月就發動同學組織限時講演的活動。 我保存著一頁首次5分鐘講演活動的記錄。師生合作的成果當即激活了我對“說話課”到底怎么搞的思考：這張活頁紙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記下講演者姓名及主要印象，右邊三分之一則隨手涂寫下受活動現場啟發而萌生的有關開設說話課的粗線條構想。 演講者依次分別是徐忠憲（《沒有選擇就沒有學習》）、錢宗建（《登山何必扛木船》）、呂錫林（《多寫一點教案教參》）、王中敏（《作文題目大了寫不好》）以及蘇海量（講題略，下同）、張家松、張子羽、杜宗汾，共8位。僅從列舉的前4個講題的設計中，就不難看出同學們精心準備的程度。 活動結束時，我在手記中初步列出了“說話課”教學草案的5條建議。（一）目的：提高口頭表達能力。使用最經濟的時間和精力，獲得最大的效果。（二）內容：議題明確，有意義、有興味，有話可說、有話想說。（三）形式：五分鐘為準，人人張口，不拿講稿，站著發言。（四）過關標準：用普通話，語音語調大體正確，口齒清楚；言之有物，言之有序；簡潔精煉，從容不迫。（五）組織工作：建立中心組、評論組，同學為主，教師參與，人人關心，互相學習。 為提高大家的積極性，臨場手記中還有“（本）學期末下學期初講演比賽”的提議。 這些想法，就在現場與大家交流。之后，我手頭僅存1980年1月2日6位女同學楊佩彝、楊秀娟、王艷萍、朱群、江安青、劉靜華圍繞“就自己遇到的事發表一點意見”的話題講演的簡略手記，多少反映了后續實驗的進展情況。 如同紹興訪學活動一樣，“77中文”在“說話課”的建設上，為后來人帶了個好頭。在這一領域，“77中文”留下了作為“助教”群體的又一足跡。 個案4：課程結業作業為何打出了18個高分 中文系本科生的畢業論文環節是極其重要而有效的。?？平逃芊襁m度借鑒這一做法呢？征求了“助教”們的意見之后，1980年元旦剛過，現代文學課布置了寫作以“茅盾和他的……”為中心的評論，作為該課程的“結業作業”之一。核心要求是獨立思考、力求提出創見、注重具體分析，完成時間控制在兩個半月內。 據現在翻查到的工作手記，3月中旬我按時拿到了36份文稿（班中年紀最小而學業上特別要強、成績優秀的倬小燕病倒了，作業延后補繳）。選題可謂豐富多彩： ——選擇空間較大的《子夜》專題20篇：“人物談”7篇（同題作業的作者按姓氏筆劃為序，下同），朱群和徐至誠各寫各的《資本家群象》，馮菁《談吳蓀甫形象的塑造》和杜宗汾《吳蓀甫形象的和諧美》），錢興?！秴巧p甫、趙伯韜比較談》，張嘉彤專論屠維岳，呂錫林的《從吳老太爺談起》（評書中地主形象）；“《子夜》人物心理描寫藝術談”6篇（江安青、劉靜華、張子羽、錢宗建、黃映華的《〈子夜〉中人物的心理描寫》，蘇海量《〈子夜〉人物心理描述的合理性豐富性》）；“《子夜》結構藝術談”1篇（石明華）；“《子夜》景物描寫藝術”2篇（榮正華、高盤興），“大場面描寫藝術”2篇（王中敏、邱小貞），以及“《子夜》第二、三章剖析”2篇（朱忠民、徐立新）。 ——必得下功夫推陳出新的“《農村三部曲》”專題4篇（萬敏、吳偉莉、楊秀娟、徐忠憲）；同樣需要另辟蹊徑的“關于《林家鋪子》”2篇（唐大建、莫湘梅）；難度較大誘惑力也大的“重評《腐蝕》”專題2篇（劉桂秋、張家松）； ——“散文評析”7篇：找不到多少現成參考資料的《〈大旱〉分析》3篇（李寧、楊佩彝、曹琦），把賞析文字已做得很多的兩篇范文綜合在一起探討的《談〈風景談〉與〈白楊禮贊〉》（鈕偉國），沒人做過的《比較〈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的兩個稿本》（王凱、王艷萍、張懋秋）。 ——鄧建達選了一個難度較大卻做得相當不錯的題目：《試論茅盾的文藝批評》。 從確認選題、搜集資料、列出提綱到寫作初稿，師生間少不了持續的對話。經過作者們反復推敲的大部分文稿，看著令人舒心；凡見亮點（或弱點），閱讀時免不了圈圈點點。按照公開宣布的標準，最后在家里的大床上把所有的作業平鋪開來，著眼于綜合質量，逐一排入隊列，評出90分至95分者18人，85分至89分者13人，80分至84分者5人。獲90至95分（最高分）的作業在作業總量中所占比例之高，在筆者的執教生涯中，這是僅有的一次；其中至少有7位同學是從未在這門課程的考試或作業中越過“90”這道“門檻”的。 應當說，每一位同學都是盡力而為，他們在完成這項研究性習作的過程中獲得了金開誠老師所說的“像像樣樣的鍛煉”；他們付出的辛勞、給出的獨到見解，令教師怦然心動。我和幾位瀏覽過這批作業的同仁都認為，36篇作業，有題目較大、立意較新的，有用筆較細的，有內容和文字較精的，還有與前相比進步相當顯著的……幾乎每篇作業都有跳得出的地方，其中不少要是多作修改加工，完全可以向合適的報刊投稿。 可作佐證的，是徐忠憲的作業《淺談〈春蠶〉的構思特色》?！洞盒Q》是我在課上講得比較投入的作品，看了徐忠憲的初稿我相當興奮：他大體上已融會貫通，且力求自鑄新辭。我提出刪去贅語、突出新見之類的修改建議后，他很快改出第二稿，成績列于優秀（但并不是班內最高分）。他走上工作崗位后，以二稿為基礎，貼近中學語文教學的需求又作了兩次修改，于1983年將4500字上下的文稿《〈春蠶〉構思特色淺探》投寄北京《中學語文教學》雜志，1984年收到用稿通知，發表于1986年第2期。我長期訂閱《中學語文教學》和上?！墩Z文學習》，至今還記得起當年自己翻開新到京刊，從目錄上一眼掃見忠憲《淺探》正式刊出時的那份喜悅。 各門課程都重視寫作，同學們不再將此視為畏途，班上出現一伙個性各異的“筆桿子”，其中錢宗建嚴謹規范的文風廣受同仁推崇。 梁啟超在《教育家的自家田地》中說：“教育這門職業……一面誨人，一面便是學；一面學，一面便拿來誨人。這兩種都要繼續?！?他又說：“當先生的常常拿‘和學生賽跑’的精神去做學問，教那一門功課，教一回自己務要得一回進步，天天有新教材，年年有新教材，怎么還會倦？” 他還講，“正是老子說的：‘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桨l把東西給別人給得多，自己得的好處越發大，這種便宜勾當，算是被教育家占盡了?！?1980年春“77中文”現代文學的那摞結業作業和同學們畢業前后的許多故事，讓我一次次“溫故知新”。當年同學們在我多少有點自信的“茅盾專題”上所作出的成績，鞭策我此后直面“重寫‘文學史’”的思潮，陸續發表《〈子夜〉動機模型假說》的系列文章，其中之一《論〈子夜〉創作的多重動因》刊于《文學評論》1990年第1期；1992年起我意外擔任教院行政工作，但與專業相關的課題探討與書寫，跟中文學科同仁們一樣，直到眼下也沒有停下腳步：這也算是對當年的77中文班同學的一種應答吧。 個案5：為省編教材的編印出力 上文已詳述教院中文學科投入江蘇省中學語文教師進修教材編寫工作的背景與過程。任務繁重，時間急迫，但是我們仍然克服了重重困難，在1981年6月交出了令各方都比較滿意的答卷。 在參編的各種、各冊教材中，對我們壓力最大的便是1980年2月開始寫稿編稿、必須在當年暑期正式出版、秋季供全省教院使用的《現代文選》第一分冊（散文報告文學編）。除了中文學科教師全數投入撰稿工作之外，我們不但約請張家松、劉桂秋、錢宗建等多位同學參與寫稿或校稿，還于3月下旬把同學們分成3個大組（含6個小小組：據筆者工作手記），師生合作進行初稿的整理、?？惫ぷ?。這個舉措，一方面滿足了4月3日首次會審、5月5日攜修訂稿交南京師院中文系審稿組（由現代文學教研室主任陳振國及朱明雄、賀國璋3位先生組成）復審的緊迫需求；另一方面，也讓同學們對書稿編印工作的流程和甘苦，有了初步的體驗。 在“77中文”畢業前夕，散文報告文學編的文稿全部敲定并順利通過南師審稿組會同《江蘇教育》編輯部的終審，為此后全套教材的編成奠定了基礎。 這年暑期，姚載熙老師掛帥，我和剛留校任教的劉桂秋，以及剛從南通師專調錫任教的管武常老師一道，前后3個時段，在常熟的蘇州地區師范印刷廠足足蹲了21天（見筆者工作手記），做完了《現代文選》第一分冊全書的最后一校。這段經歷，讓常用“如出錯請另二位吃糖”打賭的我們3人，曉得了“零誤差”的可望而不可即，也讓我進一步認識了管老師的優長和桂秋的發展潛力。 1981年6月，當全書完工之時，《編后》在開列參編人員名單（含留校任教、參加了全書各分冊編撰工作的劉桂秋、張家松、錢宗建）之后，特意加上了一筆：“此外，……江蘇師范學院無錫師資?？瓢嗥咂呒墝W生在編寫過程中也做了一些工作?！蔽覀儗Α?7中文”的感激倚重之情，局外人是無從知曉的。 而“77中文”畢業后涌現出一批像邱小貞、鈕偉國、王中敏等等長期致力于各種類別、多樣形態的語文教材編纂和論著寫作、成績優異的人才，則更令人鼓舞。 “77中文”是學習者，故“識”師；是合作者，故“親”師；是挑戰者，故“詰”師。這樣的“助教”群體，與校內校外、本土外地的教師團隊整合起來，在1978～1980年這個重要的歷史轉折時段，讓“半畝方塘”映出了“天光云影共徘徊”的動人景象。 Ⅶ 寄厚望于明天 筆者鄭重聲明，本文是在錢樹棠老師和其他幾位同仁，以及榮正華、徐忠憲、劉桂秋、鈕偉國、張嘉彤、張家松、杜宗汾、倬小燕、王中敏、徐至誠、曹琦等同學的幫助和鼓勵下，主要基于原教院所存檔案提示的線索，依據手頭殘存的原始資料，時斷時續艱難草成的個人回憶?；蛘哒f，它僅是筆者心目中的“團隊故事”。 “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彪m然盡力“還原”，以求“還愿”，但到頭來終于明白這只是一種向往。 鑒于這段教育故事不言而喻的特殊價值，筆者在此吁請更多的同仁和同學一道在書房和腦海中翻箱倒柜，各盡其能，通力合作，以期逐步完成相對完整的集體記憶拼圖，守護當年團隊成員共同創建的精神綠洲。 教育的明天，必與陽光、清泉，以及新鮮流動的空氣相伴。 （2010年12月5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