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偉大的小提琴家大衛?奧伊斯特拉赫（1908-1974）。 （在《郁金香的王國》的第四章《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里提到了蘇聯小提琴家大衛?奧伊斯特拉赫。他的經歷，值得單獨談談。） 奧伊斯特拉赫的遺憾 在中國經歷過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樂迷們，大概沒有人會不知道奧伊斯特拉赫；他不僅是當時蘇聯最偉大的小提琴家，也在歐美享有盛譽；而在當時作為中國的歐洲古典音樂中心上海[1]，則更是如日中天。平心而論，奧伊斯特拉赫未必超越了海菲茨，但奧伊斯特拉赫對我卻更有親近感。在當年冷戰的大環境下，根本不可能聽到海菲茨的演奏和新灌錄的唱片,只能在上海僅有的兩家舊唱片店里買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海菲茨的快轉舊唱片，而且很昂貴。然而在音樂書店和一些大的新華書店里則可以買到目錄豐富的蘇聯新唱片，其中絕大多數小提琴協奏曲和奏鳴曲都是奧伊斯特拉赫演奏錄制的；當時上海廣播電臺音樂頻道所播送的小提琴樂曲也大多是由奧伊斯特拉赫所演奏。所以他對我有著先入為主的影響。 大衛?奧伊斯特拉赫（Давид Фёдорович Ойстрах, 1908 – October 24, 1974）出生于烏克蘭克里米亞半島上敖德薩城里的一個猶太家庭。二十世紀初期，在烏克蘭還分別誕生了好幾位世界級的小提琴大師：內森?米爾施坦（Nathan Milstein, 1904-1992），米沙?埃爾曼（Mischa Elman, 1891–1967）；列昂尼德?科岡（Leonid Kogan，1924－1982）；艾塞克?斯特恩（1920-2001）。其中除科岡以外，這些大師都是猶太人。不過，他們所經歷的人生歷程卻大相徑庭：米爾施坦和埃爾曼走的是海菲茨和拉赫馬尼諾夫的路，在十月革命后不久，都先后離開了俄國，到歐洲和美國發展，藝術生涯一路順遂。奧伊斯特拉赫則一直留在了蘇聯，經歷了坎坷的一生，最后還在阿姆斯特丹音樂廳被“過勞死”奪走了生命。 我每次到阿姆斯特丹音樂廳，都是對他的一次懷念。紀念奧伊斯特拉赫，其實也是在回顧和反思我們這一代人所經歷過的歷史。 奧伊斯特拉赫的年輕時代，或者說他成長為小提琴大師的關鍵年代，正值1917年的十月革命后最艱苦、物質最匱乏的歷史階段。在他的回憶中曾提到，當時家里分配到了一小籃子的粗面包，就已經令全家人興奮不已。這種漠視民生的現象直至1935年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到莫斯科訪問時都沒有根本的改善：“……老百姓依然不得不為弄到一塊面包與一點空間（指擁擠的住房）而艱難奮斗”；然而羅曼?羅蘭卻發現，接待他的“無產階級偉大作家”高爾基卻像貴族一般被供養了起來，住在金碧輝煌的別墅里，為他服務的人員有四五十人之多，家里每天有親朋食客幾十人。 奧伊斯特拉赫年輕時俊美瀟灑玉樹臨風。在學生年代他已經琴藝超群，譽滿蘇聯；但由于當時的國際形勢，他無法走出國門一步，也就無法參加各種國際比賽，更不可能出國演出。斯大林的蘇聯是排斥猶太人的，即使不是從種族的角度看問題，從當時極“左”的階級分析的角度看，猶太人也絕對和無產階級風馬牛不相關，大致是和資產階級聯系在一起的。所以，有辦法的猶太人都紛紛離開了，猶太人在蘇聯的地位問題也受到了國際上的深切關注。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當局從奧伊斯特拉赫身上發現了特殊的利用價值：他不僅僅有藝術的價值，更具有政治上的利用價值，因為他正是猶太人。如果讓奧伊斯特拉赫出國參加一次比賽并得到榮譽，那會是一箭雙雕：既能夠以此證明蘇維埃制度的優越，向國際上展示這個制度能出人才；同時也自然而然地駁斥了猶太人在蘇聯受排擠的“謊言”。 奧伊斯特拉赫終于被給予機會參加1935年在華沙舉辦的維尼亞夫斯基國際小提琴比賽，這年他已經二十七歲，遠遠超過了參賽者的平均年齡。賽前除了刻苦的準備外，更是受到很大的壓力：他無時無刻地被不斷提醒，贏得比賽不是個人的事情，而是關系到國家榮譽，關系到社會主義制度的榮譽。但是，比賽是十分詭異的事情，這次的第二名很可能會比上屆的第一名還強；常常會是某一次比賽集中了許多的“上馬”，而另外一次比賽則又全是“中馬”和“下馬”。所以，籠統地說拿了某某金獎，往往說明不了什么。 1935年在華沙舉辦的比賽就是一次全“上馬”的比賽，其中就有當時在歐洲很走紅、曾有過許多高人、包括喬治?安奈斯庫指點過的法國女神童姬奈塔?奈維歐（Ginetta Neveu, 1919－1949）。一邊是一個成熟的小提琴家，到二十七歲才第一次在國際音樂活動中露面；另一邊是一個十五歲的、魅力四射的法國“女神”。這形勢顯然對處于高壓之下的奧伊斯特拉赫雪上加霜。結果不意外，奈維歐獲得了第一名，奧伊斯特拉赫屈居第二。從奈維歐此后的表現來看，她獲得第一也是過硬的，她的確成了三四十年代世界小提琴的明星[2]。奧伊斯特拉赫雖然沒有摘得桂冠，但畢竟獲得了國際榮譽，他的琴技在歐洲有了展示的機會。 兩年后，奧伊斯特拉赫終于在1937年布魯塞爾舉辦的國際大賽中獲得了金牌。讓他特別難忘的是，這一次在布魯塞爾他終于聆聽到了大名鼎鼎的克萊斯勒的小提琴演奏。在這次歸國途中，他在柏林舉辦了音樂會。1937年的德國，已經是納粹瘋狂的年代，所有猶太作曲家的作品一律不準演奏；然而奧伊斯特拉赫憑他的正氣和勇氣，偏偏就演奏了門德爾松的小提琴協奏曲，煞了一下納粹的威風。 1937年起斯大林開始了大規模的清洗運動，大批黨政軍高官被成批成批地拘捕處死；清洗也波及到了文化界。在奧伊斯特拉赫一家居住的大樓里，住著許多文化界名人，這些鄰居們一個接一個地消失了?？烁癫度诉€總是安排在深更半夜或凌晨，好像故意要起到敲山震虎的威力似的，那恐怖的敲門聲每次都讓整樓的居住者提心吊膽，夜不能眠；幾乎人人都準備著隨時會被抓走。中國有句老話，叫作“平生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心驚”。但只要是經歷過斯大林的肅反或中國“文革”的人，大概是不會認同這句老話的。幾個月下來，那幢樓里最后居然僅僅只剩下了奧伊斯特拉赫一家。為了保護自己和家人，他加入了蘇共。 作為一名布爾什維克黨員，他也沒有少得到黨的“幫助和呵護”；批判肖斯塔科維奇時，也沒有忘記幫助（批判）“奧伊斯特拉赫同志的資產階級傾向”；他不得不常常深入工廠，部隊、老人院去接受“無產階級”的檢驗；更多的是，他常常被召入克里姆林宮為領導人演奏，但多數情況下領導人卻往往并沒有到場，聽眾不過就是一些克里姆林宮的工作人員而已。說到底，要批判你，就是要讓你服服帖帖，老老實實。 1953年，斯大林逝世。愛倫堡的歷史性文章《解凍》也許象征了蘇聯文藝界的初步開放。奧伊斯特拉赫終于可以經常去歐洲舉辦音樂會，他的琴聲征服了歐洲的音樂界，他幾乎成了僅次于海菲茨的“小提琴之王”。特別是美國小提琴大師梅紐因（Yehudi Menuhin, 1916-1999）對他分外賞識，與他成了莫逆之交。 在梅紐因的牽線下，1955年奧伊斯特拉赫首次到美國演出。由于他身上被掛著蘇聯黨政的許多虛銜，包括蘇共中央委員這樣矚目的銜頭，美國音樂界的一些人對他還是有誤解和敵意的。最令人遺憾的是，這些人中居然包括了同樣來自烏克蘭的猶太小提琴大師米爾施坦和埃爾曼。他們倆很不友好地故意在奧伊斯特拉赫的音樂會之前舉辦音樂會，把他的曲目演奏了一遍，弄得奧伊斯特拉赫到了紐約後不得不臨時更換節目。他以他的琴聲贏得了美國聽眾；也以他（如梅紐因所說的）“可愛的真誠”贏得了許多美國音樂同行們的認同。最權威的海菲茨開始也是抱有敵意的，但接觸以后，才真正認識到：奧伊斯特拉赫根本不是什么蘇共官僚，他是一個實實在在的音樂家和藝術家。 令人難忘的是1957年秋奧伊斯特拉赫對上海的訪問，演出是在南京西路的大光明電影院。當時全國正籠罩在反右以后的陰影里，在這種氣氛下，聽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協奏曲是多么的格格不入！但上海電臺沒有辜負廣大愛樂者的愿望，很快就播放了現場實況的錄音。上海的愛樂者們是幸運的！ 同海菲茨一樣，奧伊斯特拉赫不是那種純技術的小提琴“技匠”，他是一位真正的音樂家，他注重對作品的理解和詮釋；不難理解為什么在他藝術生涯的后期，他對指揮會有濃厚的興趣，并獨具慧眼地欣賞馬勒的作品。1962年他在莫斯科舉辦了他的首次指揮音樂會。 奧伊斯特拉赫也許是小提琴大師里唯一不迷信名琴的人。一次在倫敦演出完，國外的同行對他的琴感到了興趣，結果發現根本不是什么名琴。他認為，不是名琴也應該拉出好的音質來，這才是小提琴家應該追求的。 　　作曲家本身的形象往往不太重要，但小提琴演奏家的儀態和形象則太重要了。如果一位小提琴家在錄音里聽起來很完美，結果在音樂會上讓我看到的卻是一位猴腰熊背，手指像竹節子一樣僵硬的“大師”，則無論如何是個遺憾。海菲茨、梅紐因和奧伊斯特拉赫則是完美的典范，不僅奏出了絕響的音樂，也有著和古典音樂相匹配的雍容華貴的儀態。我特別欣賞奧伊斯特拉赫優美的手指在一個個把位上跳動，真是美的享受！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我曾經特地趕到阿姆斯特丹音樂廳去聽奧伊斯特拉赫一位高足的音樂會。那琴聲倒真有點他老師奧氏的韻味，可他僵直的手指和難看的“吃相”讓我大倒胃口。從此只聽此公的錄音，再也沒有看過此公的錄像。 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蘇聯就有許多藝術家和音樂家利用出國的機會留在了西方求發展。從現在的角度來看，這僅僅是個人藝術道路的一個選擇而已，根本不足以上綱到投敵叛變之類的大帽子。但在當時，當局恰恰就是那樣處理問題的。奧伊斯特拉赫出國機會很多，國外的邀請和挽留更是不在話下；但他總覺得自己是屬于俄羅斯那塊土地，他不能離開需要他的那塊土地，他謝絕了很多機會；盡管留在西方他的發展會好得多。但對于那些留在了西方未歸的老朋友，他也表示了理解，還保持了很親密的關系。 著名大提琴家羅斯特羅普維奇就是很好的例子。羅斯特羅普維奇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詩人鮑里斯?巴斯捷爾納克（《日瓦戈醫生》的作者）和文學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岑的堅定支持者，對他們在國內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常常是仗義執言，弄得當局很惱火；蘇聯文化部限制他出國。有一次，國外的演出已經是萬事俱備，可偏偏在關鍵時刻羅斯特羅普維奇卻“因病”不能出國。梅紐因打電話到他家里，知道他很健康。于是梅紐因就“索性跳過文化部那些混蛋”直接打電報給了勃列日涅夫，總算讓羅斯特羅普維奇出了國。這件事情，實際上促成了羅斯特羅普維奇決定留在了西方。正如梅紐因所說，這其實是文化部那些愚蠢官僚所造成的。到頭來反而往羅斯特羅普維奇頭上扣一頂“叛逃”的大帽子。 下面一件事情，足以看出奧伊斯特拉赫人格的偉大。就在羅斯特羅普維奇拒絕回國后不久，奧伊斯特拉赫又前往歐洲演出，他和老朋友在歐洲重逢。但他沒有擺出官架子批評老朋友，而是說：“明天，在《真理報》上會登載一篇批判你的文章，他們用了我的署名，我向你表示歉意?！边@樣可愛的真誠，能不感動人嗎？這次，在梅紐因的安排下，奧伊斯特拉赫在倫敦做了一次錄音，由于沒有事先和文化部打招呼，回國后被文化部“嚴厲批評”。 奧伊斯特拉赫一直被處于超負荷的狀態。當時的蘇聯外交部和文化部把他當成了搖錢樹，為了撈取外匯可說是不擇手段，安排他一次次地出國演出；大量的演出外匯收入全被外交部和文化部鯨吞，他本人只拿到一點按國內標準微薄的出差補貼。作為一個誠實的黨員，他從來沒有去計較這些。領導部門還要求他為祖國再培養出“十個奧伊斯特拉赫”出來。這樣日復一日地折騰，到1964年，在他五十六歲時就發作了一次心臟病，差點丟了命。等他恢復不久，各種任務又壓了上來。他帶著那顆時時有危險的心臟又奔波了十年。 1974年十月，他又來到了自己喜歡的阿姆斯特丹音樂廳，在這里他如愿地同音樂廳管弦樂團完成了為期幾天的勃拉姆斯作品的演出，其中還包括了他親自指揮的節目。24日，在演出完回到下榻的旅店后不久，心臟病再次復發而撒手人寰。倫敦方面還在等待著他的演出，等到的卻是噩耗。 奧伊斯特拉赫被安葬在莫斯科著名的新圣女公墓。這里長眠著許多文化英魂：有果戈里，別林斯基，屠格涅夫，契珂夫，烏蘭諾娃等，也有政治家如赫魯曉夫。 在奧伊斯特拉赫去世后三十三年，羅斯特羅普維奇也按遺愿被葬回了俄羅斯，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里陪伴自己的摯友。 [1] 說上海是當年的古典音樂中心，也許會令當今的許多愛樂者不解。其實上海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起就是亞洲的古典音樂中心，其地位高于日本東京。 [2] 遺憾的是，這顆音樂的巨星在她事業最輝煌的頂點卻因飛機失事而戛然隕落。1949 年十月，她和鋼琴家的哥哥同機前往美國演出，所搭乘的法國航空公司飛機在大西洋亞速爾群島遇到雷電而失事。姬奈塔?奈維歐被發現時，她的遺體還緊緊地抱著她那心愛而名貴的瓜內里琴。她的靈柩在運回巴黎途中曾和另外一位女性遇難者的靈柩換錯，后來才發現。法國是很少出現小提琴大師的國度，另外一名難得的著名法國小提琴家梯堡（Jaques Thibeau, 1880-1953）也是殞命于法國航空公司的飛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