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好與壞，真與假，正確與錯誤，愛與恨，苦與甜，精明與馬虎……大凡是比較出來的，事物的價值因比較而存在。故遇事常常會今惜做比較。 《炎黃春秋》今年五月號上，開卷刊登該刊流產的新春聯誼會上一些人的發言稿﹙摘登﹚，發言者注明年齡，周有光110歲，何方92歲，高放88歲，資中筠85歲，年歲小的張北英67歲。年齡說明什么？我同他們差不多，80出頭的人，有舊中國的經歷，新中國成立后，有前30年的經歷，也有改革開放后30多年的經歷，有這些經歷，可以多視角、多方面進行比較，加深對過往歷史事件的認識，預卜前進的方向。 看待現實事情，往往喜歡拿過去的事來做對比。 中央“八項規定”出臺后，一些官員管不住嘴，白食照吃。吃起來，不是吃飽、吃好、營養，而是揮霍、奢靡，“茅臺書記” 、“洋酒市長” 喝瓶酒，動輒上千，多則上萬，一桌飯少則幾千，多則幾萬，奢靡程度遠超地主老財、縣衙官僚，百姓聞之，無不咋舌。這種人，什么為人民服務，什么理想信念，算什么腔調。 說到吃，往事歷歷，不由涌上心頭。 舊社會，為了吃飯，未成年出來學徒，每天從雞叫做到鬼出。解放了，我的第一感覺是飯碗頭好保住了，只要規規矩矩，再不怕老板歇生意。 參加革命后，怎么吃的？ 解放后實行定量供應，標準是一律的。機關干部28斤/月，居民24斤/月，兒童更少。這定量，大人還過得去，揪心的是兩個兒子吃不飽，影響長身體，總想省幾口讓他們吃。另每月得積余一點，以備不時之需。 1960年困難時期，我調江蘇省行政干部學院脫產學理論，定量標準與大學生同，32斤/月。按理說，這點糧不算多，可不能全用呀，得省下點寄回家。同窗好友糧管所主任，有點特權，他常給我點糧票，令我感激不已。結業戶口及糧油供應關系轉回本地，這位主任照顧我，多“吃”了三個月（32斤/月），可謂“人窮志短”。 當時，忍饑熬餓乃社會常態，革命家李銳詩曰：“一生苦難知多少，不怕單監怕餓饑”。1960年，老伴懷第二個孩子，缺少營養，我拿到稿費，星期天同她上崇安寺，買盅圓盅排骨算給她增加營養。 一位工人朋友談到三年困難時光，他說，工廠里供應的包菜湯，上面汆的不見油只見蟲，只好閉著眼睛喝。 下基層吃飯付糧票，買飯票，平常不過。1959年出差在上海，朋友到旅舘來看我，臨別拿出一張葷食券，說不招待你吃飯了，你買點熟食吃吧－－這無價情義，我一輩子忘不了。 規矩不知何時壞了的?，F在官員下基層，十有八九宴請，還大批人陪同吃喝。 從那種日腳過來的工人農民，干部群眾，看得慣現在官員的大吃大喝而不罵娘嗎？ 真與假也是生活常態。 率真是一種品格。說真話而不說假話，巴金晩年經歷文革后對此頗多感慨，寫出厚厚一本《隨思錄》。 可堅持說真話，不說假話，實在不易。 “不說假話成不了大器” 的流氓哲學，固然使人惡心鄙視?！安徽f假話，真話也不全說”，貌似有理，其實不然。通常情況下，不仗義直言，就是藏假做假。 對假話當然也要做具體分析，尤其是在政治生態嚴重惡化的年代。記得那年參加全市初中教師整風反右學習，一位頗有才華的美術老師，平時教師集體政治學習，他不感興趣，看圣經。反右時，雖抓不到他的言論辮子，該校黨支部還是有意將他劃為右派分子。材料報到反右領導小組，負責人姚樹人聽我的意見。他我其實都心知肚明：對政治學習有抵觸情緒，由此認定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過份了?？擅鎸γ鲾[的事實，他我卻因怕擔政治風險而不好開口，只得來番文字游戲。我講，就其政治傾向說，無疑是與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同出一輒，但他沒有公開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的言論，還有挽救余地，屬于拉一拉過來、推一推過去的人－－等于說他還沒有完全滑過去。最終把他救了。 語境現時好多了，但也不是都好。央視節目主持人畢福劍，帶著醉意說唱了一個渾段子，被別人錄下來發至網上，授人以柄，惹來黨藉和公職問題，教訓夠慘痛的。但趨勢表明，說真話的陣地在擴大，以假話騙人的陣地在縮小，雖假話還未成過街老鼠，但形勢分明，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正確與錯誤也是比較出來的。前30年的一些事，如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三大改造，敲鑼打鼓、爆竹震天，大紅喜報到處飛舞，就這樣走過來的。劉少奇曾主張改造的步子慢一點，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結果文革中成了罪狀，慘遭迫害，屈死?？僧斈甑娜蟾脑?，現在又改回來了，不僅如此，而且大大地發展了。初級階段這種狀況看來至少還得100年。 中國共產黨成立90多年，出過十二三任總書記﹙主席﹚，雖各有千秋，但比較而言，現在的中央領導集體這么得黨心民心，也是比較出來的，黨員和群眾心里有桿秤。 過去，毛主席領導使工人解放作主人，誰想給我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們跟他拼到底；現在改革開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光景的好，前程的光明燦爛，前所未有，再說三道四，心存二志，該捫心自問，黨性良心到哪里去了。 比較，是唯物論，是辨證法。從比較中學習，學習中比較，看來是學懂、學通這門功課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