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學的美夢象肥皂泡一樣破滅了，我無比沮喪地回到家中。這時我們家已經從鄉下搬到街上來了。父親調到鎮上的變電站當了站長，母親也已經摘掉“右派份子”的“帽子”，以“摘帽右派”的身份，被安排在離鎮子七、八里地的一所小學教書。那年月政治上的東西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啊。一個昔日的“右派份子”，雖然摘掉“帽子”，卻還是有別于一般人，依然有“摘帽右派”這一頂不是帽子的帽子壓在頭上。它時時提醒著你，你依然不是無產階級的同路人，不要亂說亂動，帽子可是隨時都能再次戴在你的頭上的！ 我們這個“畸形”的家，一位國家干部，一位“摘帽右派”，一個無業青年，就在這個鎮上安下家來。雖然榮列“地富反壞右”這五類份子之列，我們卻房無一間，地無一垅。私下想想，這個狀況，應該算是“無產階級”之列??！皇天啊，后土啊，你來評一評這個理吧！ 沒有房子，總不能露宿街頭。于是，我們在街上租了一戶人家閣樓上的兩間房，這就好歹算是有個“家”了。父親雖然官當得不大，卻十分盡責，平時吃住在單位；母親在學校，每到周六下午才能回家。那個時代也不作興什么“雙休”，每周能休息一天就阿彌陀佛了！這樣，只剩我一個無業青年獨自待在家中，由父母安排在房東家搭伙吃飯。這時的我，滿懷惆悵，百無聊賴，更是身無分文。大多數時間是宅在房間里，涂涂畫畫，看看小說，度日如年般打發著這難捱的時光。有時候鎮子里同齡的年青人也約著我，三三兩兩地、無所事事地在街上游蕩。就這樣，在這溫暖的陽光下，我“自生自滅”地活著。不久，災難又一次降臨到我的身上。 那是一個初夏的傍晚，鎮上在一個露天場子放映電影。在那文化生活十分匱乏的年代，看電影是人們不可多得的一種娛樂和享受。每到這個時候，鎮上的人扶老攜幼都聚集到放電影的地方。這天晚上來看電影的人很多，在后面根本看不見。和我一起來看電影的一位伙伴找來一條長條板，放在一個方凳上，我和他一人站一頭，津津有味地看了起來。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天放的電影是“宋景詩”。正看得入神，那個伙伴不知為什么，突然跳下板凳。這一下，驟然失去平衡，我連人帶凳翻倒在地，長條板的另一頭蹺起來，“膨”地一聲重重地拍打在我柔軟的腹部，我頓時被打得閉了氣，躺在地上說不出話。人們圍了過來，我雖然不能說話，但腦子卻十分清醒，知道自己不能這么躺在地上。我掙扎著爬起來，勉強地做著上下彎腰的動作。圍觀的人群中有一位懂得了我的意思，他立馬從后面抱住我一陣抖動，終于，我哼出聲來了。此時只覺得腹部痛如刀鉸，不一會就徹底昏迷過去。聞訊趕來的父母親驚恐萬狀，連夜把我送到武漢市第二醫院。到了醫院，不省人事的我立即被送進急救室搶救。這時我已是氣若游絲了。醫生迅速對我進行了X光檢查，據人們后來告訴我，在X光機的影象下，我的腹腔內一片黑乎乎，根本看不出來是哪里出了問題。急診室請來了好幾位醫生會診，他們懷疑我是內臟受傷大量出血才會有這樣的影象，于是決定動手術，進行“剖腹探查”，看究竟是哪個臟器出了問題。打開腹腔后，醫生發現我的肝臟被打裂了，肚子里到處都是血。怪不得做X光檢查看不見里面的情況！病情萬分危急，醫生兩次下達了“病危通知書”。父母親提心吊膽，惟有禱告上蒼。也許是我命不該絕吧，經過醫生的全力救治，加上輸進體內的三百毫升鮮血，終于使我又一次戰勝了死神。屈指算來，在這十幾年里，我已經是第三次死里逃生了。聽老人說，“大難不死，必有后?！?，可是，我眼前是度日維艱，哪里還指望什么“后?！眴?！ 住了半個月醫院，用了三百多元錢。五十年前，這三百元算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啊。家里并不富有，再住下去就又要借債了。于是，傷口剛一拆線，我就勉強出了醫院。走出醫院大門，走在燦爛的陽光下，我不禁感嘆唏噓：真是兩世為人??！出院時我的傷口還沒有完全愈合，好長一段時間都只能捂著肚子彎著腰走路。最要命的是因為傷口處拆線時留下了一個小小的線頭，不久傷口又發炎了。于是，在鎮上的醫院處理換藥又花了好幾十元錢，真是雪上加霜！記得當時我還寫過這么幾句打油詩：“剖腹探查，嗅‘阿摩尼業’。人事不知刀剪下，肚皮留個大疤”；“彎腰曲背，行動如酒醉。十八好象八十歲，傷痛不能入睡”……。 一九六四年上半年，十九歲的我開始掙錢了。經人介紹，我到一個電力建設工地當了一名勤雜工，買菜送飯，挑水燒茶，一個月有四十幾元錢的工錢。這是我自力更生的開始，從這以后，我就再也沒有用過家里的一分錢，開始了我自食其力的人生旅途。在電力工地做了幾個月后，工程完工了，我又在一個堤防管理處做了一陣子看水工。管理處的負責人是個老頭子，我們一共也就是三個人。每天早上，跑到堤閘下的河邊去查看標尺，記下水的高度。僅此一點事而已。然后就是自己做飯吃，每餐都有一碗兌上醬油上面飄浮一點點油花的湯，再就是咸菜羅卜之類，一日三餐，餐餐如此，工作的無聊和生活的枯燥使我本來就沉悶的性格更加沉悶了。我還在廢品站收過破爛，在土產公司打過草包……。這幾份工作，雖然掙的錢不多，但那時候除了吃飯，也沒有什么消費，我自己養活自己是綽綽有余的了。就這樣朝秦暮楚干了大半年，當年十月，適逢建筑隊招工。父親說，去學做木匠吧，荒年餓不倒手藝人！于是，經鎮上領導批準，我成了建筑隊的一名學徒工。 剛聽說要去建筑隊，我喜憂參半。喜的是終于有一個能養活自己的工作了，憂的是搞建筑與我的理想相去甚遠，我不甘心。在當時，從事建筑行業的人，大多是一些沒有什么文化的人或是所謂“五類份子”的子弟，我堂堂一個重點高中的畢業生，已經算是個“文化人”了，而且我們偌大一個鎮上，象我這樣的高中生當時屈指可數!去做這樣的“粗活”，豈不是“屈才”？但是，又有多少人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喜歡的職業呢？何況我還是個剛摘去帽子的“黑五類”子女！有一份工給你做，你就知足吧！我無可奈何地、多少有點委屈地去了建筑隊。沒有想到的是，我這一去就欲罷不能，建筑行業竟與我結下了不解之緣。在沒有任何背景和后臺的情況下，我單人獨騎，從在建筑隊當工人、采購員、預算員、統計員、會計、副經理，直到建筑公司總經理，在建筑企業一干就是三十多個春秋，后來雖然“轉干”調離，卻仍然是在建筑管理部門工作。這一切，大概是命中安排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