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一次擠在公共汽車上。一位小青年軋上車來，不小心踩了我一腳，他穿著旅游鞋，這一腳踩得我痛了，不由“啊喲”一聲。小青年連忙sorry、sorry。周邊人注視著他。小青年點頭示意: 今后注意。我被踩痛了這一腳，換來的是小青年的連聲道歉和示意今后改過，反倒使我感到了久違的舒坦。因為一聲道歉的社會效果，正是我多年來所盼望看到的。 無巧不成書。年后收到《炎皇春秋》第二期上刊載的一篇文章，題目叫做《道歉:現代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作者徐賁，為美國圣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讀了一遍覺得過癮，于是乎讀了一遍又一遍?？吹揭晃贿h在天邊的兒女對祖國母親的關心，使我動容。 他說，道歉原本是一種個人與個人之間表示愧疚的行為，但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道歉越來越成為不少國家糾正歷史性非正義行為和爭取與受害者和解的方式。不少國際領袖都曾代表他們的國家道歉過。 他舉例1995年7月雅克?希拉克為法國人在德國占領期間迫害猶太人道歉； 1993年，葉利欽正式為蘇聯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 1993年4月、1996年8月及1997年9月，南非總統德克勤克數次為種族隔離政策道歉； 1997年10月，挪威國王對閃族族裔的壓迫道歉； 1997年5月，托尼?布萊爾為英國政府對土豆饑荒餓死無數愛爾蘭人表示道歉； 上世紀末在澳大利亞，是否應當為“遭盜竊的一代”土著民道歉，更是成為公眾討論的焦點。 文章說，這些道歉都涉及了國家在歷史中的非正義行為，巴坎稱之為“國家之罪”。在這些國家歷史上對非正義事件的反思和道歉中，巴坎(E.Barkan) 看到了一種新的國際道德和新的全球化趨向。加害者對受害者所做的正式道歉，成為一種對未來具有道德意義和社會和解作用的政治承諾。展望未來，正是以不忘過去、反思過去和正式糾正過去的錯誤為前提的。 我國數千年皇權思想根深蒂固?；实劾献邮翘熳?，從來沒有錯，他當然從不認錯。他念了白字，天下人也只好跟著他永遠念白字。我們鬧革命，也包括革這種封建皇權思想的命。但挖掉幾千年栽下的又粗又深的根實在不容易。 對道歉，我沒有那點道行，從專業性和學術性層面有發言權，但我設身處地感到它迫切的現實意義。 按慣常思維定式，我們平反了那么多歷史上的冤假錯案，一種思想是當年搞你也對，現在給你平反也對；當年抓你也對，現在放你也對。說不上加害者對受害者的道歉，倒是受害人應該對加害者感恩戴德。不過我接觸到的一些受害人，說到當年的那些事情，多數人想不到終究有了這一天而發出一陣苦笑，從這苦笑中會使人明顯地感覺到，當局者還缺少為他們該做點什么。假如正式致以道歉，想來對撫平受害者的心靈感受是絕對不一樣的。 難怪那位海外游子說了道歉將成為“新的國際道德”和“新的全球化”趨向后，提到我們國家時顯露出不無遺憾。 細想后，我以為不需要遺憾。既然加害者向受害者道歉是一種國際化趨向，我國不會例外，是遲早的事。十八大以來給我最強烈的感受就是趨向。就說以法治國吧。在人們的印象里，公檢法也曾不像隆冬，無法無天，公權私用，吃了原吿吃被吿。我們有體驗。而到現在，視法律為底線，公平正義，辦案實行終身負責制。加害人知錯、知罪和道歉是必然的趨向。 講趨向，我永遠是個樂觀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