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的命運總是和國家的命運連在一起的。在這兩年的時間里，政治上的風云變幻使神州大地陰霾密布，也使我們這個普通老百姓家庭處在不斷的風雨飄搖之中。父親作為國家干部，因為查出有“歷史問題”，又有一個“右派份子”老婆，于是“運動”一來，立馬被貶到農村“住隊學習”。我曾經去過他住的地方，那真是名符其實的“牛棚”，低矮、潮濕，散發著一股牛糞的臭味！母親是“摘帽右派”，仍屬“階級異己份子”之列，被發配到一個遠離城市、偏僻閉塞的小山村，在生產大隊的小學教書。一個聚少離多的家庭又一次分崩離析了。 我從襄樊回來以后，因為要準備接受革命群眾批判，拖家帶口是不允許的。沒有辦法，只得把妻小送回父親的鄉下“老家”。那天，妻抱著女兒，我挑著行李。所謂行李，不過也就是一只舊衣箱、一套被褥，這就是我這個小家庭的全副家當。一家三口，沿著崎嶇的、陌生的鄉間小路，來到這近乎原始生活狀態的小山村，在據說是祖宗留下的三間破舊的土坯房里棲下身來。我是“待罪之人”，不敢在家久留。幾天后，千叮嚀、萬囑咐，愁腸百結，我依依不舍地離開了家，撇下年輕的、可憐的妻帶著年幼的女兒，在這人生地疏、貧瘠落后的小山村苦捱時光。 回到建筑隊的第二天，我就卷起鋪蓋，被“革命群眾”押送到“學習班”去了。所謂“學習班”，其全稱是“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據說一代偉人曾經有過“最高指示”：“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里得到解決”。于是，辦“學習班”就成了政治運動的“有力武器”。各單位清理出來的“準階級異己份子”，都集中到“學習班”里隔離審查，“交待問題”?！皩W習班”里管理嚴格，規定了“五不準”：不準上街、不準回家、不準會客、不準寫信、不準打電話。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全封閉式管理”。我們這個“學習班”在一家街道小廠一個廢棄的車間里，全街各單位“清理”出來的二十幾個“有問題”的人畫地為牢，每天在管理人員的督導下，學習“最高指示”，“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大家絞盡腦汁地“坦白交待”自己的“反動罪行”，輕描淡寫可不行，要盡量“上綱上線”，把自己批判得臭不可聞、罪該萬死，據說只有這樣才能算是“觸及靈魂”。 這個時候，“清理階級斗爭”已經轉化到“一打三反”運動的階段來了，所謂“一打三反”，即是以《中共中央關于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為開端的、在全國掀起的一場政治運動。其內容是指：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和反對鋪張浪費。這次“一打三反”與前段時間的“清理階級隊伍”有所不同，它的打擊重點在“現行反革命份子”，重點的重點在“現行”二個字。在當時極“左”的政治形勢下，稍有一點“出格”的思想言論的人就會被抓“現行”，就有可能被定為“現行反革命份子”，特別是我這樣家庭“不干不凈”的人！各地各單位為了把“一打三反”推向高潮，經常會借用已經“揪”出來的“階級敵人”為活靶子，召開大型批斗會，以大造“革命與論”，借以教育廣大人民群眾，打擊“階級敵人”的囂張氣焰。每逢這樣的大會，我們這些住學習班的人總能受到“特別優待”：在會場最前面留下一大塊地方專給我們坐，這樣做一方面是使我們能清楚地看到臺上那些“與革命群眾頑抗”的人的下場，以便感同身受，同時也使我們這些“牛鬼蛇神”真正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讓革命群眾近距離地認清我們的“丑惡面目”！藍天白云，朗朗乾坤，真正是“光天化日”??！我們這些牛鬼蛇神真的是無所遁形啊。還有的時候，各單位自己要開批判會，就會有幾名“革命群眾”來學習班把我們各自押回原單位去，批斗完后再押回學習班來。 隨著“一打三反”運動的步步深入，經過“革命群眾”的揭發批判，我的一系列“反動言行”終于徹底“暴露”出來了。我平時總喜歡哼哼唱唱，“革命群眾”說我這實際上是借唱歌來“發泄對共產黨的不滿”。例如：我唱電影“宋景詩”的插曲，里面有兩句“貪官污吏齊殺盡，好過太平年”。這分明是影射共產黨的干部是貪官污吏，要殺盡共產黨……；我唱“蘇武牧羊”中的歌：“蘇武留胡節不辱，雪地又冰天，忍苦十九年…”，這是在控訴解放十九年來的“痛苦”；當年流行的知識青年的歌謠：”不要五屜櫃呀,不要穿衣櫃呀,也不要繃子床,只要一對大糞筐.感謝黨把我們送下了鄉……”，這首歌別人唱可以，我唱就是“攻擊黨的上山下鄉政策”，是“發泄對其富農家庭出生的老婆被下放的不滿情緒”……。我平時的努力工作被說成是“假積極”、“企圖混入革命隊伍”等等等等?？傊?，由于“階級本性”的決定，我的一言一行無不是“蓄謀已久，包藏禍心”的。說來也怪，在那個年代，人們似乎都“大徹大悟”了。無論多么細微末節的事情，都能拔高到“階級斗爭”上來分析，似乎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小老百姓，我這樣一個二十來歲的小青年，都能影響黨和國家的命運，能關乎“無產階級江山”的生死存亡！ 還有一件事。那是在剛進學習班時，我還不知道有不準寫信的規定，給在另一個地方工作的哥哥寫了一封信，一封極其平常的家信，信的內容無非是問好、報平安而已?？墒窃诩男艜r我心不在焉，竟鬼使神差地忘了將寫好的信紙放進去，就這樣胡里胡涂地把一個空信封投進了郵筒。那年代是不講什么通訊自由和個人隱私的，這封信被“革命組織”截獲下來，如獲至寶?！案锩罕姟迸形艺f，你這是什么意思？為什么寄信不放信紙？你這分明是在用空信封這種形式傳遞一種信息，搞的是隱蔽的“反動聯絡”。于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偶然性的事情變成了一個很嚴重的政治事件，我被多次強迫交待這里面暗藏著什么“不可告人”的陰謀，是不是有什么“反革命暗號”？老天！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啊。到哪里去交待什么“反革命暗號呢？”就是這樣日常一些普普通通的事情，經過革命群眾的分析，都成了我的所謂“現行”，成了我一樁樁“反動罪狀”！哲人說過，謊話說十遍就成了真理。到后來，由于每天面對著“革命群眾”上綱上線的揭發斗爭，加上自己每天對自己“觸及靈魂”的無情批判，批來批去，把我自己也批糊涂了。一時間，我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甚至以為自己就真的是一個“反動份子”了！ 古人莊子在《齊物論》里講到一個故事，說“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意思是說，一個叫莊周的人夢見自已成了一只蝴蝶，醒來還渾渾噩噩，不知自已究竟是蝴蝶夢而為人，還是人夢而為蝴蝶？我，亦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