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冬天，改造河流的農村水利工程大開工了。那時候，興修水利也是一項政治任務，各企、事業單位抽出了不少人員去支援水利建設。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革命群眾都上了第一線，我們這些待審查的“有反動問題的人”更應該到勞動中去“改造自己的靈魂”。于是，在工作隊的帶領下，我們學習班的人頂風冒雪趕到水利工地，在泥巴地上搭起了簡易的茅棚，地上胡亂鋪上一些稻草就算是安營扎寨了。白天天沒亮我們出工“戰天斗地”，晚上收工吃完晚飯再搞“階級斗爭”，開會學習。水利工地上人山人海，紅旗招展，語錄、標語隨處可見。我們的任務是挑土，從滿是淤泥的河床里挖起一擔濕泥，足有一百多斤，挑上十幾米高的堤壩。我從未挑過這么重的擔子，干起來當然力不從心，但是我還是咬緊牙關堅持著。我當時甚至悲觀而絕望地想，也許這次就要打回農村了，現在正好先煅練一下吧。當我每天拖著酸軟的雙腿回到工棚時，一頭扎在地鋪上癱軟得象一灘稀泥，晚飯也不想吃。盡管如此，晚上還要強打起十二分精神開會，不然就有可能被加上一條“抵制學習”或“抗拒改造”的罪名！ 無獨有偶。父親因為“歷史問題”，也早就住進了另外一個“學習班”，這次也到水利工地“改造”來，他住的工棚離我的工棚不過十幾米遠。盡管父子二人好久未見面，盡管近在咫尺，但是，唯恐被扣上“攻守同盟”的罪名，我們不敢來往，甚至連招呼都不敢打一聲。父子二人淚眼相向，關切之情，盡在不言之中！ 好容易水利工程結束了。從工地回來不久，學習班里一部份“罪行”較輕的人陸續“解放”了，學員減到只有七、八個人，學習地點也搬到我們建筑隊二樓的會議室。說來也好笑，“解放”一詞，按常人的理解，意思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窮苦百姓從國民黨反動派地主老財的壓迫中解脫出來了，人民翻身了,獲得了真正的民主、平等和自由。不知道是誰最先把這個詞用到“政治運動”中來了，凡是政治上被解除審查、從“學習班”里回到社會上的人，都被稱之為“解放”了。這簡直是對“解放”一詞的歪曲，甚至乎污蔑嘛！但在當時“革命氣氛”那么濃的形勢下，居然沒有人深究這個重大的“政治問題”，真是奇哉怪也！ 這時候的學習班，雖然沒有明令取消“五不準”，但看管得不再那么嚴，看管的人也換成“貧宣隊”了。所謂“貧宣隊”，可說是那個年代的特殊產物，其全稱是“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是從農村中經過相關部門或人士選拔推薦出來專搞“運動”的人，當然這些人都是“無產階級骨干力量”！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嘴巴會說敢放“炮”！如今還有不少身居一定地位的人就是通過當年的“貧宣隊”，得以跳出農門，躋身國家公務人員之列的。比起現如今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參加“國考”來，這些靠“運動”起家的人可就便捷得多了！嗬嗬嗬，真是時勢造英雄哇！ 話說回來，經過反反復復“觸及靈魂”的檢查交待，又經過“革命群眾”無數次深刻的批判斗爭，再加上斥巨資南下北上的“內查外調”、“順藤摸瓜”，我從出生到現在這二十幾年來的“罪行”已經基本查清了?？赡芤驗閱栴}“嚴重”，我還不屬于“解放”之列，所以依然和不多的幾位留下來的人一起呆在學習班。那段時間，我在學習班里每天除了看報學文件、例行“批判”自己一通外，更多的時間是幫別的“學友”寫坦白材料。因為這幾位的文化程度都不高，寫不出更深刻的檢討來了?！柏毿牎辈惶煜で闆r，也沒有另外找我什么麻煩。正當我暗自松了一口氣的時候，誰知波瀾再起，我又有一項“貪污公款”的“罪行”被發現了。據外出調查的人說，我在一九六六年代理會計期間，以“白條蓋公章”的手法在某項工程中向建設單位收了九十元錢沒有入帳，從而將這筆款項據為已有。事情過去了好幾年，我完全記不起來當時是怎么個情況。但是，人家手里有我當時寫的收條，白紙黑字，豈容抵賴！不承認就是不老實！更可怕的是，為這個事又要無休止地批判斗爭！而此時已經快要過春節了，不認罪不交待就不能回家過年。破罐子破摔吧，反正我的“罪行”已經夠多的了，加上這一條也無所謂。虱多不癢，債多不爛嘛！我再次違心地認了“罪”。但是光認罪還不行，還得交待犯罪的“動機”和“經過”。我又在“貧宣隊”的“耐心啟發”下，按照他們的要求，非常配合地編造了一套貪污公款的“真實的謊言”，這才得以過關，并被批準回家過年?；氐郊依?，面對老婆孩子，我強作歡顏，只字不提此事，內心卻是沉甸甸的。要知道，當時的九十元錢對于我這個家來說，可是一筆不小的數額，相當我兩個月的工資啊，怎不令我心痛！記得就在春節前不久，妻因為擔心我，從鄉下趕到建筑隊來看我。盡管她只住了幾天，但我還差一點管不起飯！有一天實在沒錢了，我找一位一起做工的師傅借幾元錢買飯票，竟因為擔心我還不起而遭到婉言拒絕！當時的那份尷尬，那種窘迫，真象被拔掉羽毛的鳳凰，要多落魄有多落魄，想起來令人黯然神傷！如果說運動中受大家的批斗在某些方面來說是當時的大勢所趨，不批就是不革命，可以理解。但是，幾元錢的飯票都不愿借給你，則是對一個人人格的誤判了！啊啊啊，我是時常耿耿于懷哩！ 過了春節，大概是再也查不出什么新的東西了，學習班關門“學習”的次數越來越少了，我們幾個人經常被當作不花錢的勞動力，派出去做義務工。有一次，我被派到街道服裝廠基建工地做活。工地上正好缺木工，于是我重操舊業，做了一天木工活，誰知這一下居然被服裝廠的廠長看中了。第二天，他到學習班來點名要我去他那里做木工。鑒于我的態度老實，能“認罪服法”，學習班的領導同意放我出去。就這樣，我不明不白地被“解放”了，而且從此再也沒有人要我返回學習班去。真是“胡涂官打胡涂百姓”啊，住了這么長時間的“學習班”，挨了這么長時間的批斗，總得有個結論或說法吧，但是沒有人告訴我，我也不敢問。當時如同得到大赦一樣，唯恐跑慢了一步就會被再次關進去，誰還敢問？再說了，能找誰問！直到二十年后的一九九一年，在清理“文革”檔案時，當年整我的材料才經有關人員發還給我，這些材料居然有厚厚的兩大本！現在再翻看這一頁頁泛黃的材料紙，作為一個退休的國家干部，一個有著三十年黨齡、曾經的優秀共產黨員，我感慨萬端！我的這些所謂“反革命罪證”，無非就是平時發點小牢騷、胡亂哼唱點通俗歌曲而已，根本就不值一提??！在所有對我不利的材料中，我看到了一份唯一為我“貪污公款”正名的證明，它是一位與我關系并不密切的工友寫的。這位鄧姓工友當時在工地做泥工班頭，他寫道：“會計在甲方領的九十元錢，轉手就交給我作為工地的生活費了，我當時沒有另外寫收條給會計”。啊，原來這就是我“貪污公款”的由來！這位工友真是個好人，在當時“墻倒眾人推”的情況下，他居然沒有落井下石，我真的很感謝他！ 在這些材料的結尾，我終于看到了當年學習班對我下的結論：“此人反革命罪行嚴重，但認罪態度好，且又年輕，決定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暫不戴反革命帽子，交革命群眾監督勞動，以觀后效?！痹圃?。嗚呼，危乎！險哉！在那“階級斗爭”如火如荼的扭曲的年代，如果真被戴上一頂反革命“高帽子”，會是怎樣一個后果呢？我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