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我的“9·13”》續篇。題頭圖中的主人公即作者，意為“揮之不去的農場情結”， 2015年攝于常州雪堰橋鎮稻田邊——當年在蘇北“插場”的無錫老同學，定期到這里聚會。） 我1964年到農場，1980年回城，這16年里在蘇北新洋農場原三分場十七隊種了7年地、養了6年豬，然后在農場中學教了3年書。而恰是這最后的3年，奠定了我后半段人生的基調。 和大多數人一樣，從小時候起，我就曾不斷變幻過“長大后做什么”的理想（或許說幻想更恰當些），但想這想那就是沒想過要當教師。不知為什么，小時候我們都把老師叫“蘿卜頭”，似乎很不屑。 產生想當教師的沖動是在“文革”中期， “四人幫”借黃帥、張鐵生等人已經把教育搞得荒誕不經。當時之所以想當教師，倒不是為了要逃避繁重的體力勞動，而是天真地希望能偷偷地在孩子們心中播下一點科學的種子。 當然，這只是閑暇時的空想而已，知道這是不可能的，聽說營長張修華到我們連隊曾這么說過：“像倪榮南、薛志鵬這樣的人，本人表現較好，群眾反映也不錯，但就是不能用?！?張修華原是南京某軍事院校的教官，他修長儒雅，一身戎裝仍難掩其書卷氣，大家對他印象都不錯。據說他出身不好，妻子還是“三青團”，所以才被發配到農場。但這樣的人，就更必須處處提醒自己站穩“立場”，保持堅定的“革命性”。 沒想到，1977年初的一天傍晚，我正在田頭挑糞，會計從場部帶來了吳群的一張便條，說是請我解幾道物理習題。后來才知道是農場中學缺高中物理教師，李振東、吳群推薦了我。校長莊友德請原來的物理教師徐凱（原上?？拼蟮闹v師，因妻子在場校任教而調來農場中學，但當時已離開教學崗位創辦了電子元件廠）出了幾道題，試試我能否勝任。 李振東是當時“場?！苯處熤袨閿挡欢嗟膸煼秾W院本科畢業生、語文教研組長。他耿直而又文雅，無論是才學還是人品都是場校第一流的人物；吳群1974年從27連養豬場調到團部政工科，2年后被安排到農場中學教書。先是教高中語文，后來又接任高中數學，他以初中畢業的學歷，教高中語文和數學，而且都教得很好，這使他理所當然地受到校長的青睞。因而他們倆人出面推薦我，就有相當的分量。加上徐凱對我的答卷也給了較高的評價，這樣我就也從養豬場來到了學校，開始了我的教師生涯。 雖說我曾經萌動過想當教師的念頭，但并沒有當真。而且我拙于言辭，甚至有點口吃，現在真要走上講臺，心中填滿的是惶恐而不是欣喜。記得第一堂課我不僅辭不達意，而且45分鐘的內容不到半個小時就講完了，是校長、老師和同學們的寬容，幫助我走過了開頭最困難的時段。 我這個人不相信命運，更確切地說是不相信宿命。所謂命運只是人生旅程中的偶然性，或許1977年以后命運偶爾對我比較關照，在一些關鍵節點隱匿了我的許多弱點而彰顯了我為數不多的長處。 我剛上講臺不久，就要教“原子物理學”這一章。這恰是我最熟悉的內容。在中學時代，我讀過兩本對我有重大影響的書，一是《居里夫人傳》，另一本是何澤慧（錢三強的夫人）主編的《原子能的原理和應用》。居里夫人高尚的人格和原子世界的神奇威力深深地震撼了我，當時甚至幼稚地立志要獻身于祖國的核科技事業（高考首次填報的第一志愿就是原子物理專業）；雖然現實給了我無情的打擊，但“核”仍然是深深植入在我心底的圣潔的夢。 這一章的第一課我沒有照本宣科，而是介紹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原子物理學從孕育、誕生到發展的歷史進程，介紹了眾多科學家不迷信權威敢于創新的勇氣，特別是他們面臨“絕境”時排除困難開創新局面的智慧和取得卓著功勛后又遇到的新的困惑……事后了解到，同學們并沒有完全理解我講的那段“故事”，但震驚于我不用稿子一口氣說出十幾個外國科學家的名字和事跡。要知道當時反對“崇洋媚外”、批判“成名成家”，是不準提科學家尤其是外國科學家的名字的。就連當時最具右傾色彩的吳能，講到教材時也只是說“現在的教材不行，我看文革前的教材只要把外國人的頭像去掉就完全可以用”。我才入行，不懂行規，才無意中讓學生們領略到一絲清新空氣，學生就此認定“這個老師有學問”，從而也就容忍了我的口拙。 吳能堪稱奇人，他有嚴重的口吃，但這不影響他成為深受學生喜愛的教師。聽說口吃的人唱歌不口吃，吳能不會唱歌，但也許是由于所要講授的內容嫻熟于胸，他上課幾乎不口吃，而且自如地駕馭常人都覺得拗口的數學語言，讓所有聽過他課的人都嘆為觀止。他的父親是右派，所以大學畢業后就被發配到射陽的一所鄉村中學任教，但不久就因高超的解題技能而享譽全縣，當地的教師甚至稱他為“仙人”。后來他調到農場中學，任校數學教研組長。 眾人仰視的目光也漸漸養成了他的高傲，我和吳群初到場校，他要掂掂我們的“分量”，于是每隔一二天就要拿幾道難題來：“小吳、小薛，我這里有幾個題目，你們做做看！”我們也樂得以此作為“熱身運動”，因為不管基礎如何，畢竟離開學校十多年了，正好借此機會系統地溫習一下功課。 吳能引發的“熱身運動”漸漸由“掂量”演化為研討，并且隨著副校長朱肅等人的加入，參與者越來越多，進而感染到了其他學科的教師。一時間在場校形成了研討學術、呼喚提高教育質量的熱潮。老師們急于想把被“四人幫”搞亂的教育重新納入正常的軌道，其心情就像經歷了十年寒冬后終于盼來了春的曙光一樣亢奮和激動。這在文革還未被否定，“兩個凡是”還禁錮著人們思想的1977年初春，就是與大城市的學校相比，也是先行的。 但是這種氣氛讓有些人坐不住了：“這簡直是典型的右派復辟、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加上校長莊友德為了表示要重振教學的決心，無意中在言語上得罪了農場的幾個要人。七月初，政工科宣布全農場教師不放暑假，集中批判資產階級辦學路線。于是，一場有組織的、自上而下的大批判席卷而來，兩個校長就是“走資派”，我們幾個都成為重點批判的對象，并且已準備把我清理出教師隊伍。 好在經過了這十年的歷煉，多數人已懂得要用自己的腦子來思考，所以真正起勁的只有農場個別領導和學校的少數人。8月中旬，隨著鄧小平即將復出，全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作為文革最后“遺響”的那場“大批判”，也就無疾而終了。 暑假以后，中央決定恢復高考，吳群符合報考條件，初試成績為省農墾系統第一，復試成績第三，但終因過不了“政審”關而落榜。他64年考高中，65年考農校，77年參加高考，雖然每次考試成績優異，但都卡在了“政審”上，成為埋在他心頭永遠的痛。由于這種荒謬的政策，二十幾年間，受到這種傷害的人何止千萬！而且，受到傷害的又何止是這些個人和他們的親屬！事實上，最終被傷害和耽誤的是國家的發展，可這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義進行的。 不久，過燮康也調來場校，教高中化學。這樣中學部就由吳群、我和過燮康分擔數理化（吳能因身體不好而由吳群接任數學教研組長），彼此配合默契，工作得心應手。學生們學習熱情高漲，他們從全國各地搞來多種復習資料。那時還沒有復印機，都是手工反復傳抄，錯漏之處比比皆是。我們必須耐心地給學生分析：某處肯定是傳抄中抄錯了，為什么判定是抄錯的，本來的題目可能是什么，應該怎樣解答……這要多花費我們數倍的精力，但也因此培養了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1978年，學校因連續兩年高考成績優異而被評為全國農墾系統先進單位，我也因此獲得了晉升一級工資的獎勵。 這段時期，領導器重、同事和睦、學生肯學，就是當初策劃那場大批判的人也改變了態度。所以78年大批知青“病退”時，我們還真舍不得離開這所學校。 知青大批回城后，農場好像突然失去了活力，人人都感到無比的冷寂，我們幾個沒走的知青這種感覺尤其強烈。正是這種冷寂，促使農場的領導和職工對知青在農場的作用有了進一步認識：知青的到來，不僅為農場增添了一批能種地養豬的勞動力，更為農場帶來了科學文化、青春活力和現代文明的氣息。這種活力和氣息使農場展現出從未有過的勃勃生機，而且對本地原有的青少年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不僅影響到他們個人的成長，也影響了他們的家庭、子女和農場長遠的發展。 在那段寂寞的日子里，我們加倍地思念家鄉的親人，更思念同舟共濟十幾年的兄弟姐妹們。他們回城后的情況，向我們傳遞了一個十分明確的信息：家鄉歡迎游子的歸來，那里不僅有親人，也有廣闊的舞臺。 1980年初，我依依惜別了同甘共苦三年的學校同仁，惜別了用汗水和青春澆灌了16年的這片土地，踏上回鄉的之路，去尋找人生旅程的新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