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吿訴我，他最近看到《炎黃春秋》今年三月號開首篇王蒙的《反思文革責無旁貸》。他說，王蒙現在擺出這個問題，相信不是無病呻吟，不是吃飽了撐的，不是實在沒得寫了，而是有他的現實考量的。他對此想得很多。 我說，我也很喜歡讀回憶文章。比如對反右運動的回憶，批判胡風分子的回憶，抗美援朝的回憶，中蘇論戰的回憶等，以及回憶錄網上一些普通人的回憶。這些文章也是反思，每讀一次，都有新認識，新發現；說明反思有深化的必要。就像文革，盡管反思的文章已經很多，但仍有繼續反思的必要。 這是因為，一方面是由于歷史資料不斷地陸續披露和挖掘出來，有助于較為全面地還歷史的本來面目；另一方面，隨著思想的進一步解放，掙脫思想枷鎖的禁錮，今天的眼光和過去的眼光顯然不同了，對同樣的問題，認識有了飛躍。 朋友贊同說，以史為鑒，可知興替。關鍵在于真實。惟有真實，從中找出的規律才真實可靠，可資借鑒，不至于以訛傳訛。 他說，比較而言，一些境外學者看國內發生的問題往往比國內學者高出一籌。 我說，這倒不是境外學者比國內學者高明，而是境外學者看問題想問題比較自由，可獨立思考，而國內學者則受到種種限制，左顧右盼，框框多，有很多局限。不過，隨著意識形態領域管理改革的深化，民主法制的強化，黨的改革的逐步推進，相信國內語境也會日益變化，逐漸好起來的。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群眾的力量所在，就是讓群眾講話，不是運動群眾。 朋友說，他相信這是必然的趨勢。 他說，他最近讀到香港中文大學編的《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1957)》，唏噓不已。反右運動是中共和毛主席一手策劃和部署的，不應從個人層面多加追究，但作為歷史的一個組成部份也不能不涉及。一些有名望的民主人士和民主黨派，在反右中窩里斗，比中共還要“左”。被點到的有魯迅先生夫人許廣平，沈鈞儒、陳叔通、史良，文藝界的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知名人士。巴金后來作了自我檢討。章伯鈞先也起哄，后把自己也搭進去了，成了章羅聯盟的主帥。甚至提到，宋慶齡反對過反右，也有非議。在眾多事實面前，不得不引起人們的深思。 我說，在氣勢洶洶的政治運動里，對人講究劃分左中右。人們為了自保，一時表現極左點，可以理解。1955年反胡風，清查胡風分子。我所在的市總工會宣傳部里有位轉業干部，愛好文藝創作，與文藝界一些人有點聯系，也被當作清查對象。我們追查的那股勁道也夠可以的。最后讓他調出機關了事。 朋友點頭示意：起哄也是運動的一大特點。 朋友說，文革和反右這些大規模政治運動，世界上少見，為什么它偏偏發生在我們國家里？ 我說，你這一問，正是反思的價值所在。 朋友說，王蒙的文章著重剖析毛主席的個性。說他來到地球上就是來干革命的，是造全世界的反的，尤其是要造那些比他與他的國家強大富裕自命優越的大人先生們的反。他心比天高，才比天大。王蒙說，總結文革，是中國人的歷史和國際責任。 朋友說，他從《新中國文壇沉思錄》一書中讀到周揚在延安講的話。周說要有兩個迷信，一是迷信毛主席，一是迷信蘇聯。他在魯藝主持搶救運動，使接近80%的人成了特務。他依然在大會上宣稱：一定要把搶救運動搞下去，就是搞到剩我一個人也要搞下去，就是魯藝全是特務，就我一個人是共產黨員，我也能戰勝你們。 文革后，周揚做了真誠深刻的反思，很感人。一次，他還專門邀請三十多位被整錯了的老同志以沉重心情表示道歉。 朋友說，分析周揚的極左思潮，看來根源就在這兩個迷信。歷史已證明這兩個迷信指引的道路是死胡同，行不通的。正是改革所要揚棄的。要使改革進行得順暢，反思必須徹底，揚棄要堅決。 我贊同他的觀點。我說，反思的價值正在于此。改革要取得攻堅的勝利，反思必須深化，我們一大筆學費才沒有白交。 最后，我倆相睨一笑：可惜我們只是空對空的瞎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