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看過我學習胡耀邦的文章，曉得我敬仰胡耀邦，問我看過四卷本《懷念胡耀邦》否？我說，買書是我一大嗜好，新華書店里從未看到過此書呀。他說此書在香港出版，內地買不到，他是從朋友那里看到的。 我說，奇怪了。黃吳李邱的書，姚文元、徐景賢的書，還有趙紫陽的書，內地不準出版，只好到香港去出版，再從香港轉內銷，還有可一說；懷念胡耀邦的書，內地不準出版，難道書中有違犯禁令的內容？ 朋友說，他看過了，覺得所有文章，充滿著真摯感情懷念胡耀邦，學習胡耀邦，稱贊胡耀邦，評論胡耀邦，就按現在國內說話旳準許度行情看，內容也屬正能量。 我說，這就教人匪夷所思了。書報審查機關總不至于把胡耀邦與趙紫陽劃等號吧。 朋友說，沒有給我門這個知情權，即便在黨的會議上也不好問，更不要說提意見了。 他說，如果你若急切想看，只有動用我在香港工作的女兒，要他買了帶回來。不過我從未要她做過這種事，而且一再關照她別碰政治高壓線，因為她說過想加入共產黨，像一家人那樣信仰馬克思主義，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 我說，千萬別要她去冒這個險。進關時若被查出來，沒收倒沒什么，損失點錢而已，還要紀錄在案，那是抹不掉的呢。另想別法吧。 腦子里驟然泛起胡耀邦出事那回兒，榮毅仁說過，“黨內斗爭，一些人慣于落井下石，我倒要看看呢”。當年我陪一位領導同志去拜訪他時，只知道他的身份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不知道他也是一位共產主義戰士?，F今回味他那句“倒要看看呢”的話，不由引起深思。 記起1984年我在復旦大學進修時，星期天常到新華書店內部書柜轉轉，翻閱一些外面見不到的蘇聯書籍，在那里還遇見過汪道涵市長。于是，我對朋友說，我要寫個建議，建議大陸出內部書，規定閱讀范圍，像當年訂《參考消息》那樣，規定十七級干部才可訂閱。新華書店可設內部書柜，圖書館可設內部閱覽室。 朋友聽了，噗嗤一笑，他說，你像個沒有出家的佛教徒，菩薩心腸，凡事總往好處想。在現行意識形態管理體制下，你的建議是不可能被釆納的。你的想法，說輕點，是太天真，說重點，是幼稚病。管理意識形態的人，如能接受你的建議，《懷念胡耀邦》就不用出口轉內銷了，就不容給人落下專制把柄了。 他還說，歷史表明，權利是要爭取的。比起以往來，如在文革及其他政治運動中，不少人的無奈和走投無路，如今在權利上我們有了不少獲得感。這是多少人飽受文革之苦后爭取來的。 意識形態管理體制改革的滯后，是不爭的事實，可見其中之艱難。但改革是必然趨勢，輿論場呼吁聲不斷，促成其行是遲早事。因為從理論上講，經濟基礎的改革，必然反映到上層建筑，要求上層建筑與之相適應。 幾天來，翻復咀嚼著朋友的話，感到自己真的太天真，太幼稚。真該活到老，學到老，在學習中能多點老練，少點天真和幼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