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圖為本回憶錄所憶主要人物馬健所著《馬健古風詠》。） 1978年冬起，當初下放蘇北農村的干部、知青和城市平民13萬6千人，扶老攜幼挈婦將雛潮水般涌回無錫，好多人無家可歸，或在車站碼頭過夜，或在橋門洞里蜷宿，苦不堪言。 當時，自光復橋至槐古橋的河段因“深挖洞”填沒不久，一些下鄉回城無房戶迫于無奈，就在那里以毛竹、蘆扉、油毛氈為建材，蓋起了類似“滾地龍”的簡易居所，聚居此處的約有三百余戶，號稱“308部隊”。因是個戶搭建，沒有任何公共設施。白天，矢蠅逐臭，穢氣沖天；晚上，黑燈瞎火，治安不好。 我陪馬健同志到那里一看，他頓時急了眼，連說不得了，要是火燒連營八百里，救都沒法救。硬拆不行，眼下只能加強管理，防患未然，要緊的是趕快找地方造房子，燃眉之急??！ 第二天，馬健叫上市革會副主任李凱同志乘坐一輛吉普，有關部門派員參加，南北四城門跑了一天。 李凱，老干部，50年代就是駐軍軍部的營房科長，造房子有經驗。那天，東到上馬墩、尤渡里，西到梅園以遠的蕭家灣，記得馬健同志幽默地對我說，怎么跑到你家來了呢？李凱搶話說，是我家。一口膠東話，清亮動聽。馬健一愕，隨即想明白了，李凱本姓蕭呀。我受了感染，也“幽上一默”說，今兒個“車轔轔，馬蕭蕭”，意義不同。二老聽了，啞然失笑。 閑話休敘。最后確定在揚名新村西、原青山灣靶場、烈士墓北側等處和一些廢舊廠區內，統一規劃，統一建房標準，三個月內務必竣工。 當時，與住房一樣突出的矛盾還有就業問題，馬健同志對辦公室主任周可義和我說，下放回城了，盼的就是安居樂業。這方面工作要加強督辦，老周你管就業一頭，老蕭年輕，給你配輛新的長征牌自行車，代我個個工地隔天跑一轉，查進度，查質量。 那時，上下齊心，心中裝著老百姓，不用揚鞭自奮蹄，三個月不到，各處合計2萬㎡簡易平房交付使用，“308部隊”等火燒屁股的事也就緩解了。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畢竟不是長遠之計。 1979年6月初,主要領導韓本初同志召我和唐緒仁（時任宣傳部副部長，今夏病故）去他辦公室，剛坐定，韓老就遞過一支長三分的中華煙。機關同志都知道，韓書記好煙招待，肯定是有重要任務分派給你了。 果然，他神色凝重地說，無錫城市建設欠賬太多，“骨頭”與“肉”比例嚴重失調。要化被動為主動，必須作系統調查，做到心中有數，既要還舊債，又不要欠新債。 過了天把，馬健同志找我說，根據韓書記意見，老蕭，你帶些人深入搞一下，弄點“肉骨頭”給大家吃吃。 “骨頭”與“肉”的提法，最初見之于毛主席在1956年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老人家說：“前幾年建設中有一個問題，就是像有的同志說的光注意‘骨頭’，不大注意‘肉’，廠房、機器設備等搞起來了，而市政建設和服務性設施沒有相應地搞起來，將來問題很大……” “骨頭”與“肉”，簡而言之就是生產和生活二者關系形象化的說法。 依靠市各綜合部門和有關方面的支持，我拉起了一支20人隊伍，先形成若干專題調研報告，經討論匯總，由我寫出綜合報告和調整意見，前后歷時50多天。 報告實話實說,不文過飾非,不回避矛盾。報告指出，我市“骨頭”與“肉”比例失調的情況是比較嚴重的，當前突出矛盾是居民住房緊張，其次是商業、服務網點不足，再次是市政設施、公用事業與城市發展的規模不相適應，三廢污染較為嚴重，文教衛生經費不足。 住房情況。 解放以來，我市居住條件有了很大改善，1949年至1978年，新建住宅建筑面積257萬㎡，相當于解放前原有住宅建筑面積的1.43倍；人均居住面積從2.72㎡提高到4.14㎡。當前存在兩大問題，一是缺，二是破（現有房屋半數以上需要維修保養）。缺房情況：截至1979年6月，共有無房戶10820戶，其中下放回城4789戶，轉復軍人208戶，婚后無房3143戶，落實私房政策需要安排的約2500戶。預計今年（1979）還將有下放回城2000戶，轉復軍人350戶，結婚要房399戶，加上居住水平在每人2㎡以下的嚴重擁擠戶3252戶，今后二三年里老城改造需要安置的拆遷戶800戶，共計10302戶。以上兩項合計21122戶，按戶均40㎡計，共需建造86.44萬㎡。如果再加上未來兩年的結婚要房戶約10000對，至少要112.44萬㎡。 商業等情況犖犖大者摘要如下： 服務網點不足。1978年全市社會商品零售額3.12億元，為1949年的2.9倍，但是商業人員只增加54.3%。商業網點639個，比1965年還少了23.84%。店小危房多，僅火車站到通運路一帶就有危房10000㎡。文革后新增的十多個居民點沒有糧店、煤球店，除塘南、槐古外，都沒有菜場。 市內路橋小而窄，彎道多，勝利門、熙春街、南門吊橋、人民橋成了四個“喉嚨口”，“路上車擠車，車上人擠人”。人民橋高峰時每分鐘通過自行車250～300輛，每天交通事故七八起。部分居民新村沒有路燈，缺燈3000只（現有路燈6000只）。民用煤氣發展太慢，用戶不滿千戶。 教育危房2.4萬㎡。民辦教師926人，新增教工460人，經費缺口大。影劇院8家，座位10032張，比1956年減少了14549張。醫院床位現有3239張，占全市人口之比為4.6‰,按國家規定的7‰算，尚缺1608張。全市每月產生90萬擔糞便，現僅有1萬擔容量的蓄糞池進行無害化處理。全市600只鍋爐和各種工業爐窯，40%冒黑煙。每天有38萬噸污水排入河道。文化、教育、衛生、體育、新聞廣播事業經費普遍不足。 我市“骨頭”與“肉”比例失調，從根本上說，是林彪、“四人幫”長期破壞造成的嚴重后果。 一是破壞了合理的投資比例?！耙晃濉逼陂g，生產性投資和非生產性投資大致對半；“二五”期間，三年“大躍進”，二者比例拉成7：1，加上農業遭災，蘇修破壞，最后不得不退下來，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努力了三年，這才生產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日益改善。而林彪、“四人幫”無視歷史經驗，1970年～1976年將二者比例擴大到9：1，給人民生活造成很多后顧之憂。1977年我市發生的五千多起民事案件中，961起是住房糾紛，667起是因生活間、樓梯、走廊發生矛盾引起的鄰里糾紛。 二是擠占了城市三項附加費用。應該用到“肉”上的錢，不少用到“骨頭”上去了。1967年由于武斗，用于城市建設的錢不到30%。1967～1976年，城市維護建設可用8961萬元，實際用了70%多一點，2464萬元給工業用去了。 我市“骨頭”與“肉”比例失調，還由于對城市工作的規律性缺乏認識，突出的一段是1968～1972年間，市里個別負責人好大喜功，脫離實際，盲目大搞原材料和燃料工業，五年里擠占城市三項費用的30%。群眾議論說，一把銅錢撒到河里還有點水花花，他們“瞎來腔”，連水花花也看不見。 我市“骨頭”與“肉”比例失調，從財政體制來說，是由于留成的規定不夠合理，可用財力太少。解放以來，我市給國家提供的積累80多億元，由于統收統支，撥下來搞城市建設的錢沒有多少，5%的提成是今年才開始的。還有，上面在市里辦事情，總想叫市里補貼，如一個轉業干部一次性建房費上面只給750元，造10㎡都不夠,大頭市里貼。為此要呼吁，從國家機關到省一級，那種說大話使小錢的作風要改一改，否則不利于地方搞好人民生活福利事業。 綜合報告還就調整“骨頭”與“肉”的比例關系，既要還債急事先辦，又要統籌兼顧全面安排，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作意見。 第一條就是“積極地有步驟地解決居民住房問題”，“爭取盡快解決目前的缺房戶和2㎡以下的嚴重擁擠戶，需建86.44萬㎡。今年已安排25萬㎡，建議1980、1981年再各安排30萬㎡，做到基本還清舊欠，求得小解決。1982～1985年再安排各25萬㎡……” 這些數字，在當今的“大數據”時代，絕對是小巫見大巫，但在當時擱在我們心上確是沉甸甸的。 馬健同志心里清楚，他將出任粉碎“四人幫”以后的第一任無錫市市長，擔負起改善民生的實際責任，為此對這份調研報告特別重視，常常自勉“老馬識途”，要當一個還債長“肉”的人民公仆。事實上，調整意見提出的新建住房計劃任務，年年都是提前超額完成的。馬市長的工作得到黨政一班人和全市干部群眾的支持，我市第一個公鐵立交（北柵口）竣工，從來不喜排場應酬的韓本初書記破例為通車慶典剪彩。 不久，鄧鴻勛同志到錫主政，就有“拔牙齒”拓寬中山路、二茆峰建電視塔、開辟青山公園、拓展錢（橋）胡（埭）路并黑色化等舉措，在當時來說，手筆夠大的。以后，一茬茬接力，一步步發展，“無錫是個好地方”才有今日之名至實歸。當然，這地方還能夠更好些。 谷牧副總理說，一個市長，主要是規劃好建設好管理好城市。由于多年抓城市建設，馬健同志成了這方面的行家。后來，他又兼任太湖風景區管理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省委書記處書記包厚昌同志），身體力行投入太湖治理工作。他的經典動作是端起一杯水說，我們喝一杯水，同時喝下去一匙尿（氨水——筆者注）。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我們這一代解決不了，接力棒交給下一代、下下一代，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馬健同志有激情，有理想，經歷豐富。 他是蘇北金湖人，當過塾師，原名馬鳴爽，投身抗戰后更名馬健，建國后是第一任青浦（當時屬江蘇）縣委書記，調任省供銷社主任，60年代到無錫為市委常委、副市長（主管財貿），“文革”中屢遭迫害，從蘇北油田到宜興煤礦南征北戰，爾后受命與韓本初同志一起主政無錫，再以后同為省顧問委員會委員。 他熱愛生活，業余興趣廣泛，雅好字畫，喜作詩詞，有《馬健古風吟》（省委老書記韓培信序，墨林兄寫讀后感附書末）及續集行世。 馬老寫詩有個習慣，詩稿寫出就請人閱看、修改，最后他自己改定。一般是寫城市建設和風景區的給沈青松（原建委主任）、徐武（城建設計院院長）看，即時即景之作給楊德賢（原文化局長）、許墨林（散文家、文藝評論家）看，寫領導、戰友、親人的給我看，為此還介紹我讀了一些記述彭沖、江渭清、劉順元、惠浴宇等老領導事跡的傳記、回憶類著作。這方面他的詩作意境不凡。如懷念老戰友韓本初“鐵面無私威自重，熱腸暖人如春風”，之所以能夠如此高度地概括出韓老的黨性和人格魅力，是因為“與君相處廿九載，同志情義勝弟兄”。馬老緬懷父母的詩真摯樸素，感人至深，如“生病之時盼兒歸，兒到家中已病危。跪地叫娘娘不應，頓時心酸流下淚?！蔽以鴮懹小恶R健的懷人詩》，作過推介。至于聲韻格律方面，他請老夫子沈紹祖（原教育局長，黨校書記）過細推敲。 后來，彭沖同志自京來電說，寫東西也辛苦，還是養好身體，留點精力多看看我們國家的巨大變化吧。這以后，他就基本不作詩了，而以書法自娛娛人，常寫的有“壽”等中堂和大字“精氣神”，自號“梁溪叟”。他健康樂觀，“米壽”時自勉“九十必保，九五目標，爭取一百”。他的好友朱根寶同志調侃說：生命無指標，永遠向前跑，無毛無病心態好，能活多少是多少。我建議末句改一下：健康老人是個寶。他們都說改得好。 馬老六七十歲時，身體并不怎么好，常犯心臟病。發妻胡永芳也是老同志，年紀大了還在地區上義務幫助工作，可嘆后來得了老年癡呆癥，很費馬老的心神。有次胡永芳走失，糊里糊涂走到了望亭鄉下，機關管理處副處長劉奉萱不知憑了什么法道，竟在那邊的田野里把她找到了。 馬老對胡永芳情深意篤，在《懷念胡永芳同志》等詩作中多有表露。胡永芳去世后，寡居的離休干部卞嵐玉志愿照顧馬老，后來辦了結婚手續。老同志們說，子女再孝順，畢竟有他們自己的事業和小家，“老來伴”就不同了。十八年里，有了老卞的照應，馬老的身體和精神好多了。沒有老卞，馬老或許不會活得這么長。 馬老病重時，我與朱根寶同志去醫院看望，他神志清醒，談笑如常。老卞問他面前是誰？他說，老熟人，根寶呀，老蕭。誰知只過了一天，他就認不得來人，第三天上就向馬克思報到了，享年93歲。 臨終，80來歲的老卞一直蹲守在病床邊上，她將馬老白發蒼蒼的頭頸摟在自己臂彎里輕聲說，馬老你再堅持一下，女兒、女婿和第三代、第四代已在來醫院的路上了。馬老似有所覺，氣息屏住。女兒一行到得病榻前，老卞說，好了，友梅她們全到了，馬老你要走就放心地走吧，說著，親了親馬老的面頰，馬老像是笑了笑，這才一口氣落下，安詳地走了。這一幕十分感人。人們說，老卞是有功的，馬老是幸福的，他們譜寫了一曲“夕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