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來給大家說說人民公社集體吃食堂運動的故事。 “怎么，吃食堂也搞運動？” 我一開口，還沒有來得及等我往下說，就有朋友打斷我的話提出質疑。 我說，集體吃食堂，取消一家一戶開伙，曾經一度是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重要構成部份。 按照當時的定性，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是通往共產主義的橋梁。公社社員，要斗私批修，徹底消滅私有觀念，主動適應共產主義的集體生活。而家庭，按照我們奉行的理論，認為它是私有制的起源。所以，進入共產主義，人們要徹底擺脫家庭的私有觀念。吃大鍋飯，就是一種生活方式。 這是我當時學得的基本理論之一。不管你是否接受得了，但它是既定方向，你自覺也好，不自覺也罷，都必須朝著這方向走；你想不通，說明你的思想覺悟低，階級斗爭、路線斗爭跟不上趟，思想改造不徹底。 人民公社化運動，先農村，后城市，農民階級先于工人階級。文革中，上海的造反派，在四人幫的支持和指揮下，刮起一月紅色風暴，奪了人民委員會的權后，起圥的方案也是成立上海市人民公社。 所以，集體吃食堂運動首先在農村鋪開的。 集體食堂怎么吃？ 1961年春，我在江蘇省行政干部學校脫產學習。學校組織我們學員到溧陽縣去整頓食堂，參加社會實踐。我們組分配到山丫(后攺名平橋)公社。為期一個月。 那是三年困難時期中最最困難的一年。流行的說法，農村活活餓死千萬人，甚至發生人吃人的事。一次，我同泰德公司的總工、我的同事顧培成聊天，不知怎地說起餓死人的事。他說，當年他在造鐵路，在勘察路線經過的村庒，有的村庒里的人全死光了。他們進入村庒的第一件事就是掩埋尸體。真的，慘不忍睹啊。他說現在還常在夢中再現那副慘狀，從痛哭中被叫醒。 蘇南農村雖還沒有到餓殍遍野的程度，但因饑餓而死亡的事也屢見不鮮。 那次我同吃同住同勞動的所在生產隊就在街鎮上。我吃的食堂，大人毎人每天的定糧標準為老秤6兩。一頓二兩，就是米湯加瓜菜，名為瓜菜代。菜中沒有一滴油。 我們名為同吃同住同勞動，實際條件不同于農民，因為我們每月的定量33斤照樣供應，一斤不少。白天在食堂同社員一口鍋里吃喝，到晚上，我們住在飯店的擱樓上，可用糧票買點饅頭之類充饑。 公社干部說，街鎮上的社員還算不錯，勉強維持瓜菜代，忍饑耐餓，不至于餓死。因為蘇南地區的農民多少有點家底。不過，餓死人的事確實是經常發生的。當地流行一種叫“青紫病”的。我向公社衛生院打聽，醫生吿訴我說，這種病實際上是長期吃瓜菜，因體質不適應中毒，如果搶救不及時，要死人的。我問，發生過中毒死亡嗎？醫生說，沒人調査，也不好調查。 社員對全家人集體吃食堂，是真心擁護，還是沒有辦法？ 這是整頓食堂需要了解的繞不過的課題。怎么了解到真實情況呢？ 我想我長期工作在教育局，熟悉教師，與他們有共同語言，便于從教師中找到朋友。于是偷空我常往小學里跑。真的一回生，二回熟，交上了幾位老師朋友。一次．同一位老師朋友像說私房話。我問：農民對集體吃食堂，愿意的多，還是不愿意的多？他說，人心都是肉做的。有男有女一家人，好好壞壞在一起過，讓誰吃多，讓誰吃少，父母自有安排，誰愿去吃食堂，把盡剩的這點小自由也放棄，你說普通社員誰愿意呀。至于社隊干部的思想，就復雜一點。正直的人，了解群眾，有體恤群眾的想法，但不好說。擅權的人，從來只說好，不說不好，他們嘴里從來沒有“不”字，只有“是”字。多吃多占也是這些人。他們是推行極左路線的最基本的勢力，掌握著基層黨政大權。 群眾對這些人怎么看？我問。 無非是兩種態度。一種是巴結；一種是遠避，惹不起，總躲得起吧。 公共食堂這副腔調，自己家里又不準開伙，而我看到幼兒園里有的小朋友和你們學校里有的學生，長的還是不錯，為什么？ 朋友說：居民戶，糧食照常定量供應，子女生活比純農戶好多了。就是農村家庭，也是寧可苦自己，也想方設法保住孩子。 用什么辦法保孩子呢？ 朋友說，為男為女，無非藏點，掖點。據他知道，不準起灶，有個家長就在煤油燈上用小洋鍋燒點米糊，給孩子充饑。 我說，我們都是為人父的，聽你說的夠心酸了。 朋友說，朋友不交到你我這個份上，我是絕對不說的。因為我相信你不會出賣朋友。 我說，要不要我跪下來發誓…… 我們相對笑了。 在公社，情況了解七七八八，我被調回縣招待所寫匯報材料。 匯報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如何從總體上評價人民公社的集體食堂制。換作現在的人，實話實說是了，辦那樣的集體食堂，明擺著是強廹命令主義，或者說是專制主義，徹頭徹尾是錯誤的?？稍谀莻€年代，凡稍有點政治常識的人，絕對不會說這種話。 慣常的辦法就是挖空心思地轉彎抹角地說一些似是而非的話。 在匯報會上，我說，人民公社的集體食堂制，大方向絕對正確，可以說有無數的優越性，是將來我們必然的生活方式。辦好集體食堂，看來必需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吃食堂的人，要有高度的共產主義的自覺性；二是要有相對豐富的物質條件，把食堂辦得豐富多樣，配得上各種人的胃口——當然不是資產階級奢靡的胃口，而是無產階級健康的胃口。 我的這番宏論，竟然博得帶隊的校領導干部頻頻點頭。 回到招待所，我像餓牢里放出來的，從早帶晚一天吃六頓，半個月里，把一個月33斤糧票吃得精光。好在組里有位區糧管所主任，私下塞給我10斤糧票，讓我寄回家用作貼補給兩個兒子的口糧。 現在回頭想來，當年人民公社的這些事，都是已經蓋棺論定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做出的決策。他們現在都去馬克思那兒報到了。如果他們真的在地下有知，我真想聽聽他們的反思呢！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