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頭圖： 創建平涼地區第二人民院的部分北京下放醫務人員合影（左上圖）； 不辭辛勞，競競業業 （右上圖）； 隨父母親一起下放的醫務人員的孩子 （左下圖）； 麻醉學習班結業合影（在河西堡人民醫院門口） （右下圖）。 為貫徹毛主席對衛生系統的“六?二六指示”，文革初衛生部和北京市就曾組織好幾批醫療隊到甘肅農村為廣大貧下中農防病治病。到1969年底1970年初北京的衛生系統又有大批人員下放到大西北和江西。據后來統計，中國醫學科學院系統，北京醫學院系統，還有北京市各級醫院共有2000多名醫務工作者下放到甘肅來安家落戶。北京醫學院附屬醫院有170多位醫務人員下放到甘肅平涼地區，在安口鎮建立了平涼地區第二人民醫院。北京天壇醫院被撤銷，人員被分散到甘肅的慶陽，天水，臨夏，武山，清水等地分別建了多家醫院。中國醫學科學院基礎所和中國醫科大學（現在稱中國協和醫科大學）的大批教師教授和研究員也下放到了甘肅，有20多人還正好到了武威縣，他們都是我尊敬的老師，年輕點的老師還和我們在一個食堂吃過飯，課余在一起打過球。他們都是全家一起下來，然后像撒芝麻似地撒到武威地區的各個邊緣山區的小衛生所當“赤腳醫生”，由于相隔距離都很遠，互相之間都沒法照應。年輕一點的還比較容易適應甘肅山區的生活，老教授們就困難了。有一次，我專門請了假去看望了幾位我的老師，相對于初來乍到的他們而言，我已經可算是“老甘肅”了。 從六壩坐了幾十公里的長途汽車，再走了一段很長的又窄又崎嶇不平的彎彎曲曲的山路，才到了第一家，也就是落戶在韓佐公社的盧前琦老師和吳文采老師的家。盧老師很能干，寫字畫畫都很好，吳老師是個才女，彈得一手好鋼琴，還指揮大合唱呢。在學校里他們教我們學解剖看切片，現在這一對南方人被迫離開了自己熱愛的工作，離開了自己熟悉的生活環境，帶著三歲半的女兒從北京來到這偏遠的祁連山麓的小山村里，只知道自己從此就要“扎根農村”，一輩子為當地的貧下中農服務了，當然也看不到還有別的什么“前途”了。因此，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克服生活上工作上的種種困難，“改造”著自己。在他家休息了一晚后，我和他們倆一起又走了不知多少山路先去了萬選才老師家，接著又去了劉爾翔老師和陳華焠老師的家。劉老師是研究寄生蟲的教授，陳老師是研究病理生理學的教授，這對都已年過半百的老教授幾十年來一直從事著醫學的基礎研究工作。一路上，吳老師告訴我，劉老師和陳老師在北京工作時，生活都有家人和保姆照料?，F在老兩口被孤伶伶的下放到這偏遠的小山村里，水要自己挑，飯要自己做，衣服要自己洗，這些生活上的事已經夠難為他們的了，更加讓他們為難的是，他們從事的是醫學基礎研究，對臨床診斷和治療并不擅長?？蛇@里農村的基層干部哪里分得清什么是基礎什么是臨床，他們只知道這兩人是從北京下放的醫學專家，每個月的工資比縣長還拿得多，可卻不會給病人看病，所以對他們很不友善，經常會聽到一些冷言冷語。說著說著，我們沿著一條又窄又陡的石階路就走進了他們的家。兩位老師沒想到我這個學生會從那么遠的地方走這么多山路到這么個角落里特意來看望他們，既顯得十分激動，又顯得有些窘迫不安，我跑上前去緊緊握著他們微微有些顫抖的雙手，望著眼前住在這間又暗又擠的小房子內﹑面容憔悴的兩位老師，又想到剛才吳老師講的他們所處的境況，我忍不住掉下了淚水。我想不通，為什么硬要把像他們這樣從事了大半輩子醫學基礎科研工作的老教授下放到這樣的小山溝里來當“醫生”？同時，我又恨自己，面對這兩位我尊敬的師長，作為他們的學生，在這里我連一點忙也幫不上他們。 在這次下放大潮里北京市第一人民醫院是整體搬遷下放到武威地區的，從院長到醫生護士，連燒鍋爐的帶看大門的，全班人馬帶著設備都搬到了甘肅，然后再一分為二，一半落戶蘭州西面的永登縣（當時永登縣屬武威地區管轄），成立了永登縣河橋地區“六?二六”醫院（這醫院在1972年又被遷到天水地區天水縣社棠鎮定名為天水地區第二人民醫院）。另一半則下放到了永昌縣所屬的河西堡，重新造了個醫院稱為“武威地區第二人民醫院”，我們習慣地叫它“河西堡人民醫院”。若夫妻倆都是這醫院的那沒話說，一起下來，要是對方不是這醫院的也要跟著全家搬遷。從北京到河西堡，好多人的專業不對口，就只好被迫改行，或做小學老師，或當幼兒園阿姨等等，原來從事飛機發動機設計的工程師就安排到拖拉機修理站，這算是最接近的專業了。 那時候的河西堡是永昌縣的一個小鎮，因為在那周圍建了一些廠礦，人多了起來，才算慢慢熱鬧了起來，但跟周邊地區比已經算是一個工農業都比較發達的地方了。蘭新鐵路在這里穿過，從火車站出來有一條公路蜿蜒通向遠方的金川鎳礦。公路兩旁座落著學校、衛生院、煉鐵廠、發電廠、氮肥廠、農墾二師師部等等單位，還有供銷社信用社照相館等，是一個熱鬧的小鎮。小鎮上還有個電影院，那時雖然還不允許開門正常營業，但經?？梢阅玫诫娪澳z片在發電廠，農二師師部等單位的院子里放露天電影。記得我在六壩時看過一次露天電影，那天聽說附近農二師下屬的一個小農場要放映樣板戲電影“杜鵑山”，我們跑了五里多路裹著棉大衣在刺骨的寒風下等了近三個小時才看到，雖然凍得夠嗆，但還是非常興奮，回來還要學著哼上兩句，真的是苦中作樂。 克服了種種困難后建成的醫院就在公路邊上，地方不大，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還是按在北京時的規制，一個科室都不少，連病床上鋪的被褥上度還是印著“北京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字樣，儼然是一個“微型版”的北京市第一人民醫院。自醫院建成后，我們下面這些公社衛生院遇到一些診療上的疑難問題就可以向他們去請教，碰到一些我們無法處理的危重病人也可以轉到他們那里治療。因而從總體上大大改善了那里的醫療衛生環境。我還參加過他們醫院的醫療小分隊到下面公社一起為病人做手術。由于我和他們一樣都是從北京來的，有“共同語言”，所以很快就很熟了。說真的，這所醫院里幾乎所有的員工都沒有因為從繁華的北京下放到這貧瘠的甘肅而怠工或工作不負責任，他們還是那么認認真真地工作著。門診每天準時開診，病房里主任每天查房，傳達室的老頭每天認真發信送報還把醫院門口打掃得干干凈凈，后勤各部門也是盡心盡責保障著醫療工作能順利開展。最讓我忘不了的是外科的劉振宇主任和婦產科的景翙筑主任，在北京時，他們就已經是很有名氣的專家了，現在下放到河西堡來，不管生活有多艱苦，仍然不辭辛勞競競業業給當地老百姓看病做手術，甚至晚上急診手術都是隨叫隨到。正是有了像他們這樣一批認真工作的醫生﹑護士和后勤人員，為當地甚至周邊地區廠礦的人們提供了優質的醫療服務，還為當地培養了不少醫生和護士。所以這里的人們親切的叫這醫院是“北京醫院”。 那時候不僅下放醫院和醫務人員，上級主管部門還派醫療隊和專家到甘肅來幫助提高當地醫務人員的業務水平。北京協和醫院的麻醉科專家趙俊主任就在1973年到河西堡人民醫院來辦了個麻醉學習班，幫助武威地區和周邊廠礦培訓麻醉師。因為趙主任是我在協和上學時學麻醉的帶教老師，所以盡管我不是外科醫生也不搞麻醉，但為了讓趙主任在遙遠的西北也能看到有熟悉的人而不感到孤單，就讓我也參加了這個學習班。趙主任不顧年事已高，身體有病，依然和他當年在學校教我們一樣，一絲不茍認認真真地教，而我和其他學員們一樣也都認認真真地學，對于我來說，可以說是離開學校五六年后又一次正兒八經地接受了一次專業上的“后續教育”，確實是很難忘的。 1973年底，我被調到了河西堡的這所“北京醫院”，結束了我在六壩衛生院“全科醫生”的職業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