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按語：本文作者唐祥珍女士，曾任教育局組織科長，在湯老領導下工作多年。作者追憶往事，語言質樸而情意真摯，別有一種感染人的力量。 湯聿敬同志，我們敬愛的黨委書記，今年已過99歲人生，同志們正在積極籌備慶祝她的百歲華誕，以她為榜樣，學習她一生的革命風范。 回想起從她1959年調任教育黨委書記起，我有幸在她的直接領導下工作，直至退休，足足30年，接受她的諄諄教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得到她無微不至的關懷，耳濡目染她的高尚革命品質和優良作風，可以說，有說不完的故事和感受。只怨自己這枝禿筆，加上年老智力衰退，就像壸里倒餃子——肚里有，嘴里倒不出來，難以盡情表達。 我家住在無錫郊區唐巷村。父親英年早逝，靠母親務農維持一家人生計。為生活所迫，不得已于1947年春，我14歲進無錫天元蔴紡廠當養成工。 1949年4月23日，無錫解放。從此我們工人翻身作主人。我們一面積極生產，支援國家建設，一面積極參加各項政治運動，清除舊社會遺留下的污泥濁水，同各種反動勢力作堅決斗爭。我1950年9月入團；1952年8月在廠里第一批建黨中入黨，成為工人中起骨干帶頭作用的積極分子。 1952年2月，中共無錫市委組織部長克寧同志率工作組進駐天元廠搞民主改革。所謂民主改革，就是廢除壓迫工人的陳規陋習，尊重工人的民主權利和人格尊嚴，建立讓工人參與生產管理的協商制度。通過民主改革，大大激發了我們工人的政治熱忱，増強了主人翁的光榮感和責任感。 克寧同志是30年代入黨的老干部，市委書記韋永義的夫人。她對我們工人懷有深厚的階級感情。經過實際接觸考察，她有意挑選一些優秀的產業工人，到市級機關工作。我也名列其中。 民主改革結束，1953年5月，我脫產調進市衛生黨委搞組織工作。1954年，市管干部實行分口管理，我被調到市委文教部干部科任組織員。其間，組織上還保送我到速成中學強化學習文化一年，至1958年畢業。這時，市委文教部撤銷，我被分配到無錫市學校黨委組織科，從此再沒有離開過教育系統。 1959年開展反右傾運動，為加強領導，湯聿敬同志調到學校黨委擔任書記。從此，我在她的領導下工作，直至1989年退休。 黨委領導貫徹黨的教育方針，按我的體會，就是做好人的工作，調動學校干部和廣大教師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我這個工人出身的干部，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跌打滾爬30年，如果說在完成組織上的任務方面有一些成績，我從心底里感到，都是在湯聿敬同志的指導和教誨下亦步亦趨走過來的。如今回想起來，有些事是刻骨銘心的。 使我特別難忘的是，一次，湯書記和我談心，問我對知識分子的看法。一時我有點丈二和尚摸不著頂。她說，確立正確的知識分子工作的指導思想，對做好組織人事工作，有著先決性的至關重要的意義。團結、依靠知識分子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這是我們做知識分子工作的最終目的。 談話過后，我想想她的話，對我特別有針對性。說實話，知識分子在我這個工人出身的干部眼里，總會不自覺地流露出異樣的看法。湯書記談話中，雖然沒有正面批評我一句，卻對我很有針對性的教育作用，對我正確認識知識分子，做好本職工作，一生受用。 湯聿敬同志對我的教誨，還體現于她以身作則的示范。 我常年陪她騎自行車下基層調查研究，指導工作，解決問題。她騎自行車，只會死上車，有時我扶她上車，還要在后面推她一把。就這樣，我們常年風雨無阻，靠前后兩個輪子，跑遍所屬學校。有的學校，如社橋中學、梨莊中學、南站中學，地處城郊，路況不好，我們照去不誤。有的學校領導同志見我們風塵仆仆，很是感動，戲說：見到你們不辭辛勞而來，這么關心我們，即便我們有問題，也已化解了一大半。 古人云，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如何對待犯錯誤干部，是組織人事工作繞不過的一大問題。關系人的問題，無小事，書記事必親自過問。 使我深為感佩的是，湯聿敬同志對待犯錯誤干部的一貫原則，即：實事求是，不算計人；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幫助干部丟掉包袱，輕裝上陣。 聾啞學校一位干部犯了錯誤，正在查處他的問題時，經醫生檢查出他患有腦腫瘤。湯書記當即指示，擱置問題，先幫他治病。她親赴上海找關系，讓他及時住進醫院，搶救生命。這樣一是一、二是二對待犯錯誤干部，可以說是少見的。人心都是肉做的，湯書記的行動，不僅使這位犯錯誤干部憣然悔悟，改正錯誤，而且對我們怎樣做人的工作，也是很實在的教育。 這樣的典型例子，多年來可說是不勝枚舉。 文革中，知識分子受到的沖擊迫害是空前的。文革后，撥亂反正，為把文革中對干部教師造成的傷害降低到最低程度，湯書記傾注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大量心血。 我就說兩件事吧。 一件是，文革中我們市教育局管理的干部和教職員，被下放農村接受再教育的有400多人。不少人拖兒帶女全家下放。由此對他們所造成的精神壓抑和生活困難，是不難想知的。文革后期，當政策有所松動，記得一次說及此事，湯書記把當時的想法對學校干部說，我們能做的就是一個心愿：早調回一個好一個。欲達此目的，她多次親赴蘇北看望下放的同志，問寒問暖，向當地的黨政領導做工作，幫助解決各種實際問題。我就是在湯聿敬同志的關心幫助下，于1975年初調回無錫的。 最終，我們教育系統400多名干部和教師陸續調回無錫，對他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逐一盡力做出安排，讓他們繼續在教育崗位努力作貢獻。 還有一件是，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對干部好捕風捉影，制造了大批冤假錯案。什么叛徒、特務、階級異己分子、腐化墮落分子、革命意志衰退，等等，涉及的干部教師被做了結論的有500多人。有些人的問題，肅反審干中早有結論，可到文革中上綱上線，把人民內部矛盾上升為敵我矛盾。對這些案件，文革后逐一進行復查，一個一個重新過堂，凡不實的結論，統統推倒，實事求是地重做結論，還他們以本來面目。面對十分浩繁、瑣碎、細致的案件復查工作，費時費力，工作人員中有人不免流露出厭倦情緒。湯書記看在眼里，她多次教育我們說，組織上對干部教師一個不實事求是、不恰當的結論，不僅關系到本人，還關系到他們的家庭成員及社會關系，涉及到一批人啊。將心比心，組織人事工作因此要有高度的責任感。湯書記親力親為，我們給每個人重做的結論，最后都由她主持把關，字斟句酌，不留一點缺憾。她教育我們做具體工作的同志說：在我們看來，一個人的問題，雖只是個別的，總體上屬百分之幾的問題，而對這個干部來說，就是百分之百的問題啊。 在湯書記的直接領導下，歷時兩年多，我們完成了這項繁重而實打實的任務。這500多份重做的結論，我們認為經得起今人和歷史的檢驗。 以上這兩件事的正確處理，不僅撥亂反正，重現了我們黨的干部人事政策的一貫性，而且使一批領導骨干和教職員工卸掉政治包袱，振奮精神，不少人從此在各自的崗位上表現出色，做出很多貢獻。 講起湯聿敬同志的事跡，我心中的崇敬之情，就油然而生。她是我一生學習的榜樣，她的身上永遠放射著革命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