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于:2017-03-29 上午 /閱讀:1181 /評論:5
一生變動逢時少, 五度更行未軟腰。 騷客才情俠士氣, 長留后俊作風標。 這是杜文園先生2000年逝世后我寫的一首悼念詩。寫詩容易,寫追憶文章難,我幾次提筆又不得不放下。這不僅因為先生德高才厚,替先生感嘆時運不濟,大志未展;還因為畢竟相隔了一個時代,對先生的一些言行舉止要待自己有了相似的閱歷后,才能有更深的理解與體悟。 一、好門風出好人才 杜文園先生是我的啟蒙老師。早在20世紀60年代,他領導的27軍“解勝文”寫作組,在宣傳毛澤東思想、反映軍旅生活上就有很高的知名度。在認識杜老師前,我們幾位報社的青年記者,就對杜老師培養的“解勝文”寫作組的幾位驍將敬佩至深。一位是復員到上海一家工廠當工人的陳繼堯,他在工廠勞動期間出手的長文《路線 政權 世界觀》被解放日報整版刋載,轟動全國。張春橋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秘密下令調查此文政治背景,并審查陳繼堯數年?!八娜藥汀?垮臺后,陳繼堯才調入解放日報理論部工作。另一位是與我們同住在報社閣樓的軍管小組成員潘洪亮,他溫文儒雅,喜歡寫詩,出版了詩集,以后提升為解放軍少將,成為著名的“軍旅詩人”。 后來認識的幾位“解勝文”寫作組成員,如揚州市委宣傳部的姚永亮,復員到無錫油泵廠的陳云林,也都性格溫雅,文采斐然,沒有粗野之氣,這在沖沖殺殺的“文革” 時期十分難見。 1972年杜文園老師轉業地方當市委秘書組組長后,同樣舍不得丟下“解勝文”寫作組的那支筆,經市委領導同意組建了“蘇習(江蘇無錫)”寫作組,我、夏明文、黃小坤、項友煒等,都先后成為這個寫作組的成員。他用部隊嚴酷的訓練方法帶我們幾個年輕人。我們執筆的第一篇上《人民日報》的批林文章被“逼著”反復寫了10稿,我們參與起草的市委五次黨代會的工作報告被“逼著”反復寫了5稿,改到我們實在改不下去了,他再拿去接著改,看完他的修改稿,我們這批多少帶點傲氣的年輕人無不頓生心悅神服之感。在他的指導下,無錫市報導組在批林理論文章寫作與糾“左”典型采訪上均取得上大報大刊的一批重要成果。報社搬到原科協大樓后,寫作組有一間專門的辦公室,老杜坐臨窗的第一張辦公桌,我坐在他背后的第二張辦公桌。杜老師思考問題時,香煙一支接一支地抽,我每天早晨都要為他傾倒滿滿的一筒煙頭。 當年我們曾想不通,杜文園老師的寫作水平是如此之高,可為什么一遍又一遍讓我們自己去摸索,走那么多冤枉路呢?若干年后我們才明白,剛接任務時,杜老師和我們一樣也沒底,那一天一筒煙頭表明他也在苦苦思索,只不過他比我們更年長,經歷的世事更多,想的問題也更深。對于我們這些沒有受過系統教育,閱世不深,過去只會在大字報上一較短長的年輕報人,他一看我們寫的初稿便知只能上上地方小報,而他還要顧市委秘書組那一攤子工作,一時也拿不出更完整的方案,只能指出初稿有哪些不足,叫我們再去找資料,再往深處思考。他指出的問題又準,我們跟他學習的熱情又高,于是二話沒說,又去千方百計找資料,想問題,寫二遍三遍了。27軍中流傳一句名言:“草鞋沒樣,越打越像?!本瓦@樣一遍又一遍打磨下去,最后終會磨出一個拿得出手的精品。以后的實踐也證明,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錯誤下,這樣做能夠盡可能避免受時代局限常犯的一些歷史錯誤,并為以后的理論拓展預留空間: 一是防止簡單化。就拿第一篇我們反復寫了10稿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從塑造典型看階級論與人性論的斗爭》一文來說,盡管我們引用馬恩列斯毛反對否定階級論,空談抽象人性論的語錄,洋洋灑灑演繹了近萬字,來批林彪一伙鼓吹的“超天才”、“ 先知先覺”、“ 人人可以接受的革命的人性論” 等謬論。但階級性與人性是不是絕然對立的?究竟有沒有共同人性?有怎樣的共同人性?杜老師叫我們莫匆忙下結論??墒沁@個理論問題始終在我頭腦中揮之不去,以后經過幾十年的閱世與讀書,我逐漸認識到如何處理階級性與人性的關系是哲學人類學沒有解決的一個深層理論問題,是極“左”與極右產生的思想理論根源。退休前10年我沉來心來系統研讀馬學、西學、中學、神學等世界四大學術譜系的經典著作,終于提出了以實踐為根本、以詩性為主導、綜合西方理性、儒家德性、法家規范功利性的“一體四維”人性結構新模式。 二是防止極端化。20世紀70年代初廬山會議批林彪的“天才論”,必然牽涉到復雜的“靈感論”。 1973年,人民日報文藝部負責人李希凡約請杜文園組織寫作班子寫一篇批判林彪鼓吹唯心主義靈感論的文章。杜文園老師要我們查資料,寫初稿,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靈感問題。大量資料表明,靈感問題很復雜,歷來存在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兩條認識路線之爭。杜老師再三思考后,要我們在批判一種主要錯誤傾向時防止可能掩蓋著的另一種傾向,不要把話說得過絕。這樣就為我們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突破“四人幫” 將靈感一概判定為唯心論的研究禁區,全面系統地探索復雜的創作靈感機制預留了展開空間。 三是防止八股氣?!拔母铩?時期形而上學盛行,特別是報上的那些大批判文章往往不是黨八股,就是土八股,令人生厭。杜老師在我們對文章反復修改時,一再強調要注重語言的提煉。杜老師的語言就很有特色,他喜歡工農兵語言的樸實生動,但反對直白粗俗,他力圖在樸實生動中注入思想的深度與理論的高度。他像寫詩一樣寫文章,反復推敲,反復錘煉,這從下文引的他親自動手寫的一篇致辭中可見一斑。我在干校勞動時,兩位剛從蘇州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大學生對我講,蘇習的理論文章有厚度有味道,一句一層意思,同學們都爭著收藏。然而他們不知,要寫成這樣一篇文章不知道要讓我倒掉杜老師的多少筒煙頭。 從戰爭中學習戰爭,這是毛澤東主席的一句名言。杜老師則讓我們在寫作中學習寫作,在反復修改中自己領悟,不斷提升寫作能力。若干年后我用同樣的方法訓練我女兒。當時她上大學二年級,學完邏輯學后,我即提醒說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實際上以類比推理為邏輯基礎,但你們學的西方邏輯學推崇亞里士多德的演繹法,判定類比推理為最低級最不確定的推理方式,這兩門學科不矛盾嗎?你可以到圖書館中查查西方法律界有沒有發現這個問題。她查資料后來電說果然有一些大律師提出了這個問題。我說你要盡量擴大搜索面,尤其是看看他們有沒有解決這個邏輯矛盾的方法?確證沒有新的方法后,我建議她看看我在大學學報上發表的兩篇論文,建議用我的類比推理新公式去試一試。于是她開始寫作自己的第一篇論文。我學老杜的辦法,讓她連寫四稿,最后才由我改定。這篇論文獲得南京大學大學生優秀論文獎后,引起了她寫作的興趣。她是學國際經濟法的,我又將我們調研的海南洋浦外商投資開發經營成片土地的幾個內部報告給她看,她查閱大量法律文書后寫出了《試論外商投資開發經營成片土地的法律問題》,特別是針對外商損害國家利益的不法行為提出了加強政府以法治理職能,完善公司法規,增加公司法人格否認制度和完善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有效建議??戳诉@篇政策建議文章后,洋浦開發區土地規劃局局長夏明文感嘆說,新一代小將超過我們了。到后來寫研究生畢業論文時,她從選題到成文就完全自己操作了。進入中國民航國際合作司后,又很快就成為起草中英文本的主要筆桿子之一,成為國際民航專家組中方正代表。杜老師如果在天有靈,看到他的寫作訓練方法在第三代身上的成功運用,定為欣然一笑的。 二、聰明人要用笨辦法 粉碎“四人幫” 后,迎來了文藝創作與文藝理論研究的春天。杜老師雖調到無錫壓縮機廠改行去當副廠長,但壓抑不住內心的寫作沖動,把有創作經驗、文筆又好的許墨林請來,重組寫作組。杜老師從鎮巷搬到永勝新村后,我們又成了離壓縮機廠不遠的近鄰,他經常喊我到廠里洗個澡,然后泡杯茶,在他的辦公室里東拉西扯,分析各種文藝現象。就這樣繼批林以后,又形成了第二個更大的理論寫作高潮。主要成果有,載1979年第2期《雨花》的《人物命運三題》,載1979年第4期《文藝研究》的《談“靈感”》,載1980年第2期《群眾論叢》的《議論要熔鑄于形象 》,載1981年第6期《文藝研究》、收1981年第12期《文摘報》、獲太湖文學獎的《在現實主義探求的道路上 ——評高曉聲近年的小說創作》,載1984年第3期《文藝研究》、獲太湖文學獎的《藝術形象生成規律探討》,載1986年第3期《無錫論壇》的《體系孕育在“細胞”之中》,載1986年第1期《江南大學學報》、收1986年第5期《高等院校學報文摘》,獲無錫市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的《文藝的多層次心理結構》,等等。僅從這些文章的標題就可以看出,當時我們已有意擺脫政治批判的寫作模式,盡力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探索藝術創作的內在規律,并嘗試構建文藝理論新的結構體系。 不了解內情的人,總認為我的第一本學術著作是《靈感學引論》。其實首先嘗試學術專著研究,并連嗆了幾口水、積累了正反經驗的專著寫作,是80年代初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約我們寫的《藝術形象是怎樣誕生的?》。第一次試水,把我們在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綜合起來,殫精竭思也只寫了6萬多字。杜老師看后說這個東西拿不出去,專著寫作不簡單,看來聰明人得用笨辦法,讓我們再從頭搜資料想辦法吧。這樣又開始研究寫作第二稿,花了一年時間(當時我已調社科聯工作,調動時分管領導專門告誡:調你到社科聯是去做行政工作的,不是讓你去搞研究的。當時我一身要兼文書起草、會務組織、學會聯系、經費報銷、刊物編輯、圖書資料、檔案等七職。正如后來宗菊如部長形容的,社科聯兩個人,一個是“千軍” ,一個是“萬馬” ,因而我的研究只能利用星期天節假日與晩上時間進行)寫了10多萬字。然而一經深入,難度便超出了我們的預期。加上改革開放后國際國內藝術思潮的急劇變化,使我們陷入了一稿復一稿的攻堅持久戰中。例如傳統的文藝理論注重生活為源,西方的作者論、文本論、接受美學理論引入后,不得不重新作揚棄調整。又如我們吸收了古典文藝理論的變相范疇,但鄭板橋的從園中之竹到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僅有三次藝術變相,把它和西方的接受美學綜合起來,我們又提出了從作者的手中之竹到鑒賞者的心中之竹的第四次藝術變相。再如我們把最初的書名《藝術形象是怎樣誕生的?》改為《藝術變相論》后,實際上就進入了探討藝術本質論的更深層次。古往今來,不少文藝理論家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都是各不相同的,舉其大者,有藝術即再現論,藝術即自我表現論,藝術即形式論,藝術即直覺論,藝術即經驗論,藝術即體驗論,藝術即否定論等等。不能說這些觀點沒有一點道理,但它們只能說明某些藝術現象,卻未能說明、涵蓋一切藝術現象。這就需要我們從藝術創造的實際出發,吸納中外古今學者對藝術問題的研究成果,深入藝術創造的堂奧,提出理論覆蓋面更廣的藝術本質論的新說。這一切都要求我們讀更多的書,下更大的功夫。但始料不到的是這場攻堅持久戰竟打了十年,居然歷經十個寒暑,五易其稿,寫得我看見書稿就有嘔吐之感。 幸運的是這期間發生了兩件很重要的事,一件是杜老師的才能被江南大學的何宗循校長發現賞識,從企業調進江大任中文系主任。這樣杜老師就有大量的時間進入專業領域讀書與研究,特別是大量閱讀改革開放新時期涌現的大量新人新作。杜老師寫得恭正詳細的備課筆記,為我的書稿修改提供了最有時代感最貼切準確的第一手資料,許多章節甚至可以照抄。第二件事是杜老師帶著我去拜訪北大教授金開誠,邀請他到江大中文系講課。金教授和藹可親,一口答應,他說我早已從報刊文章中認識了你們,今天相見恨晩。金教授已在文藝心理學研究上出名,他邀請我們參加他正在主編的《文藝心理學術語詳解辭典》。這樣又促使我們進入一個新的領域,為《藝術變相論》寫作準備了文藝心理學的基礎。 進入出版階段后,著名文藝理論家李希凡又伸出熱情之手,委托隸屬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文化藝術出版社審讀《藝術變相論》。耿在鑣、藺鴻靜二位老編輯反復推敲書稿,幫助我們再修改再提高。然而在征訂時,正逢全國經商下海熱掀起、學術熱退潮,僅訂到2500冊。而這時杜老師已臨近退休年齡,老講師脫帽加冕只剩下最后一班車了。 在這種情況下,由我出面向杜老師的朋友和學生們求助。一聽說杜老師有難,無錫市規劃局局長徐武、威孚房地產公司經理沈森龍、常州市鐘樓區經委主任黃小坤、海南洋浦經濟開發區土地規劃局局長夏明文都慷慨解囊,增訂1000冊(以后轉贈給大學生),解了燃眉之急,圓了杜老師退休前晉升高級職稱的夢。 《藝術變相論》出版后,正生病住院的李希凡立即動手在《光明日報》上發書評推薦: 杜文園和陶伯華二同志,多年潛心研究,從馬克思提出的“藝術掌握世界”的形象思維的特點出發,并從中國傳統文藝理論遺產中發掘出“藝術變相論”,通過對藝術創作和藝術鑒賞活動中形象運動的四次變相的考察,以此來把握文藝的多層本質,提出了藝術變相是形象變異律與審美價值律的辯證統一,是在藝術領域對現實世界的一種審美變相,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地揭示了藝術形象的魅力之源與生成之謎。這確是富有獨創性的探索,是建構有民族特色的社會主義文藝理論體系的新嘗試。 《藝術變相論》全書除“導論”和“結論”,共分二十四章。作者自云,從構思到成書,歷經十余年,數易其稿。而這十幾年間,卻正是我國文壇思想最為活躍的時期,面對著紛繁復雜的文藝思潮,作者既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文藝思想為指針,又能緊密結合我國改革開放與文藝創作的實際,以嚴肅的科學態度,積極的開拓精神,披沙爍金,有鑒別地繼承傳統,并汲取中外一切有價值的學術思想,探索、建構有民族特色的社會主義文藝理論體系,自成一家之言,實是難能可貴! 《藝術變相論》,是一本有創見、有新意的難得的好書,我很愿意把它推薦給廣大讀者。 皇天不負苦心人,最終這部著作連獲太湖文學一等獎、無錫市文學藝術大獎、江蘇省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杜老師是無錫市作家協會的副主席,為作協建設做了大量工作,在作家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舉辦太湖文學獎授獎儀式,大家希望他代表獲獎作家講講話,杜老師也答應了,認真地寫了個講話稿??膳R到授獎大會要開始時,他卻以要主持會議為名,把講話稿往我手中一塞,讓我上臺代他講。這份我保留至今的留著他的手跡的發言稿,全文如下: 首先,請允許我代表獲獎作者,向各位領導和朋友致以春天的美好祝愿。下面,我說說我和陶伯華同志的共同心愿。本來,我們認為,在當前的情況下,不僅搞高雅文藝創作的人要甘于寂寞,搞文藝理論研究的人更要甘于寂寞,我們化了幾年心血,寫了《藝術變相論》這么一本沒有多少人要看,更沒有什么經濟效益的書,出版后是不會引起什么反響的,更沒有指望要得個什么獎。沒有想到,這本書出版以后,居然得到不少專家和朋友的熱情肯定和中肯批評,并且還在市里得了獎。我想,這就是對我們幾年辛勤勞動的最好回報和鼓勵。也使我們想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是一種高文化經濟,雖然當前還存在許多道德無序和精神滑坡的現象,但它終歸要走向有序和成熟。不僅物質生產力物質消費力要得到提高,而且精神生產力精神消費力也要得到提高。高層次的精神文化消費與那些低層次的甚至低級庸俗的精神文化消費相比,比重也將逐步提高。高雅的特別是雅俗共賞的文學藝術的生命力是扼殺不了的。這里的關鍵,是在人們價值觀呈現多狀態和偏斜狀態的情況下,要有正確的價值導向。我們認為,文藝作品和它的孿生姐妹文藝評論,就是一種活生生的人生價值導向。這也是我們的使命。我們別的可以忘記,唯有這一文藝女神的神圣使命,千萬不能忘記。我們感謝各位領導和朋友的鼓勵,也愿以此和大家共勉。謝謝! 文如其人,從20年前寫的這篇致辭以及杜老師讓我代讀致辭的行動中,我們難道不應以景仰之情學習他的精神境界?難道不應深深領略、再三體味這篇短文蘊涵的豐富內容、歷史預見和獨特文釆嗎? 三、干一行,鉆一行,成一行 1994年《藝術變相論》出版后,杜老師也退休了。當時市圖書館準備籌辦無錫籍作家作品展,請我代向杜老師要一份簡歷。難忘杜老師嘆息說,自己一生波折,除了沒有當過農民,五次轉崗,先后在部隊、機關、工廠、大學、商界任職,現在致力于企業文化研究,精力太分散了!我說,你干一行,鉆一行,成一行,你工作過的地方,沒有人不佩服你的。你在部隊,領導的“解勝文”寫作組全國知名;你在機關,領導的秘書組人才濟濟;你到企業,一些有名的企業家交口稱贊你在企業管理上有一套,市委早就應該把你這樣人才放到企業界來了;你到大學,我聽江大黨委書記何宗循的兒子何建新講,他父親原來感到頭痛的中文系人際關系,你一去就擺平了,在直接服務地方的秘書班開辦與改善教師生活待遇的創收上更是成績斐然。杜老師苦笑說,只是耗費我的精力太多了!太多了!我現在更多考慮的是怎么利用退休后的好時光,在企業文化研究上搞出一點有特色的東西。 我跟杜老師同住一個新村,經常見面。好幾次碰到他愛人邱算英老師,邱老師對我說,這些年你和夏明文都很努力,出了不少成果,老杜近來常說在學術上你超過他了。我聽了心中很不是味道,深深地為老一代文化人的曲折際遇不平,為他們的精力過多消耗在體制內而惋惜。我聯想到中學時代的語文教研組組長江凌云也跟我說過類似的話,你們一代在“文革”中損失的時間還可以補回來,我們這一代就難了?!拔母铩鼻拔乙彩切坌臐M懷,“文革”抄家把我多年準備的一板車書籍資料卡片都燒光了,“文革”結束我已是50多歲的人了,再從頭來就力不從心了。 把過多的精力消耗在不盡合理的體制內,也是一代人的歷史局限與生命悲劇。曾當過市委秘書長的一位市級領導在談自己后來當企業黨委書記,當縣、市一把手的從政經歷時說,在實際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要把上級指示精神與本單位、本地區的實踐創造性地結合起來,而不是對上級文件的照抄照搬。過去做秘書工作時為一個字死摳半天,看來完全沒有必要,有這個時間還不如多到下面跑跑,多了解些真實情況。另一位市委老秘書長說,干了幾十年秘書工作,起草、審閱了上千萬字的文稿,現在回過頭來看看,印象深刻的留得下的并不多。倒是退休后以自由之身創作了長篇小說,寫了幾部學術著作和回憶錄,還屢屢獲獎。如果講對文化發展的貢獻,可能后者更有價值一些。杜老師后來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并在著手作準備,可惜老天留給他的時間已不多了。 1994年后,杜老師擔任了無錫市企業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壓縮機廠還為他安排二層小樓做辦公用房。當時無錫市跑在全國前列,正掀起一股企業文化建設熱。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宗菊如組織部務委員徐志新、鄭曉奇和我等寫作老手連寫了幾篇有全國影響的文章。杜老師則著手組稿編輯50余萬字的《鑄造中華企業魂》一書。我協助杜老師編輯,分擔一部分繁雜細致的編務工作。1998年,《中華文化之魂》由中國計劃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隨后,杜老師又著手企業文化與美學關系的研究。誰知1999年杜老師參加在江西召開的全國企業文化理論討論會時病倒了,回錫一查已到肺癌晩期??坦倾懶牡氖?,杜老師逝世前半個月,我收到他從醫院打來的電話,聲音嘶啞,完全變了調,他關照我將不久前我們一起幾次討論過的一篇全市企業文化建設經驗總結文章一定要認真寫好,然后要我直接送市委范燕青副書記。誰曾料到,這竟是我聽到的杜老師的最后的遺囑。2000年夏,杜老師便在醫院病逝了。 杜老師的靈堂設在永勝新村他的家里,我將28年前受過杜老師直接指導的幾位記者聯名敬挽的花圈送到靈堂前,想到以往出差北方時杜老師常要我帶幾條煙味很重的“大重九” ,我特意在他遺像前放上兩條“大中華”。我祝愿杜老師能在天堂悠閑地放松地抽口煙,而不要再緊鎖雙眉、心事重重地一支接一支猛抽,也不要再咳嗽連連、伏案疾書而不覺煙頭已燃到發黃的兩個指頭上。 杜老師雖然走了,但他的為人,他的教誨,他的音容笑貌卻永遠銘刻在我心頭。 2004年春我參加江蘇省作家系列高評委雨花臺會議,會后忽發靈感,寫下這樣一首新古體詩和這樣的一段附注: 諸公聚靈臺, 選評賞雨花。 老樹散葉護奇葩, 春來看新發。 手握生殺權, 當年亦嫩芽。 常記前人扶持情, 代代傳佳話。 附注: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主席批示支持兩位在紅學研究中受壓的“小人物”——藍翎與李希凡;90年代初,已成為文藝研究權威的李希凡竭盡全力幫助陷入“學術著作出版難”困境的杜文園和我出書,并特意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推介書評;進入21世紀后,成為江蘇省作家系列高評會成員的我,又盡己所能扶持新人,尤其是為一位探索散文詩歌新風格,但僅有中學學歷的青年流浪詩人厐培申辯,促成其破格評審為一級作家。于此可見,無形的精神與優秀的德行是可以代代相傳的。
在那個年代,當“筆桿子”實在不易。本文所憶之杜文園先生可謂那個時代的“筆桿子”典型。
那個年代的長篇大論,若再翻出來看看,當是別有一番滋味。
與樓上二位有同感。
難得一見的好文。像陶老師這個年齡段的前輩所寫的文字,我極少看得下去,此文例外。佩服兩點:一是不回避歷史,二是真用功,且是“善于用功”,我真心贊。文中提到的北大金開誠先生,我曾聽了他一年的課,喜歡之至。金先生是我終身敬佩的學者,滿腹學問才華橫溢,每每想到金先生的音容笑貌,非常懷念。
充滿感情的回憶!使我回到那個一起討論,一起修改文章的歲月,在你們身上我學到很多東西。 許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