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推工具論是與靈感學引論、藝術變相論同時展開研究的我的笫三個學術領域。由于我國邏輯學研究受政治干預最少，我個人的邏輯學研究起步又較晚，發表成果更是在改革開放、思想解放、學術環境寬松的80、90年代，因此也就沒有靈感學引論、藝術變相論研究的那些曲折。相反，作為邏輯學界的一個無名后生，我的論文一發表，就受到學術名家的熱情薦評，受到一流學術期刊的破格推選，受到國際學術會議的重視?，F在回想起當時的情景，至今還激動不已。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拓展視野 我第－次接觸邏輯學，是在1975年調入市委宣傳部后。在市委宣傳部封存的資料室里，我翻閱到50、60年代邏輯學界關于邏輯問題完整的學術爭鳴論文集與有關的邏輯學著作。當時毛主席對辯證邏輯與形式邏輯的關系很感興趣，很支持展開學術爭辯，但不對學術爭辯橫加政治干預。邏輯學研究可以說是解放以來政治干預最少的一門學科。 1978年，我集中精力研讀列寧的《哲學筆記》，方法是對照列寧的《哲學筆記》，再從圖書館中找相關的著作一起研讀。例如讀亞里多德《形而上學》一書摘要，就同時對照研讀亞里多德的《形而上學》專著；讀黑格爾《邏輯學》《哲學史講演錄》等書摘要，就同時對照研讀黑格爾《邏輯學》《哲學史講演錄》等專著；讀費爾巴哈《宗教本質講演錄》一書，就同時對照研讀費爾巴哈《宗教本質講演錄》專著，并同時留下自己的摘錄與感悟。用這種笨辦法讀書，收獲良多。 在研讀邏輯學著作的過程中，有兩個問題引起了我很大的興趣: 一是愛因斯坦之問。偉大的文明創造必然要以自覺的邏輯思維作工具。愛因斯坦在作東西方文明比較時，驚奇地指出：“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的，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德幾何學中)，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系(在文藝復興時期)。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令人驚奇的倒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都做出來了?！边@就提出了一個十分深刻的中華古文明之謎：中國的先哲們沒有走從演繹法到歸納法的西方形式邏輯發展之路，但中國古代偉大的科技發現與發明卻全都做出來了，那么這些偉大的科技成果是借助什么邏輯方法來取得的呢?中國的先哲們為中國古代的科學巨匠們提供的那些執世界科技牛耳的邏輯工具又是什么呢? 二是人類第一個文明軸心期先后形成的三大邏輯體系能否形成鼎立之勢？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作為第一個獨立的演繹邏輯體系，對三段論的推理形式、方法、規律做出了系統的概括，并且在中世紀得到進一步發展。印度的古因明五支式，探索了因果類比推理的形式結構。伴隨佛學發展，因明邏輯從類比推理的五支式演變為歸納演繹推理的三支式，提高了推理的可靠性。然而晚清民國以來中國的邏輯學家用西方邏輯體系來套中國古典邏輯，普遍認為“作為中國古典邏輯頂峰的先秦邏輯，無論在邏輯理論的完整性科學性上，都還不及亞氏邏輯，更不及今天已經建立起來的數理邏輯的理論和體系。除了墨家的《小取篇》和荀子的《正名篇》，還比較像一個邏輯專文外，其它的邏輯理論都還是比較分散或零碎的?！薄赌q》雖對“以類取，以類予”的類推邏輯做出了自己的理論概括，但一是沒有形成像三段式、三支式那樣的推論形式，二是類比法作為或然性更大的推理方法其地位在演繹法、歸納法之下，不能形成鼎立之勢。以后雖然唐朝輸入了印度的因明邏輯，明代又引進了西方邏輯《名理探》，但它們對于中國形式邏輯科學的推進影響甚微。于是一些人引出了虛無主義結論：“東亞向無論理學”，“名理之學，我國素不講求”，“就我們所知，中國的哲學書籍似乎完全忽略了邏輯和認識論”。 如果把全部邏輯史只歸結為形式邏輯的演繹與歸納興替史，如果站在西方文明中心論的立場上，完全套用西方邏輯體系來評價、闡釋中國古代邏輯，那么我們看到的確實只能是“體系的零碎”、“理論的不成熟” 、“推理方式的低級”， 并且先秦之后的邏輯研究更是“時斷時續，每況愈下”，甚至麻木到引入了印度的因明邏輯、西方的《名理探》后仍激不起熱情的呼應。這不是“東亞向無論理學”又是什么呢!然而如果中國的古代賢哲真是這樣平庸無能，那又如何來解釋中國的遠古文明是如此久遠燦爛，如何來解釋先秦以來近兩千年的中古、近古文明仍然高潮疊起、領先歐洲呢?顯然要科學回答愛因斯坦提出的中華古代科技創造與東方邏輯思維關系之謎，就必須首先對世界三大邏輯體系的關系，對中國古典邏輯的性質的闡釋視界作一個根本性的變換。 上世紀80年代初，在蘇聯留過學的哲學副博士吳建國到無錫任市委副書記。他翻譯的蘇聯著名邏輯學家柯普寧的著作我已拜讀過，《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2期又發表了他的論文《中國邏輯思想史上類概念的發生發展與邏輯科學的形成》。他在這篇論文中依據大量文獻資料指出，“類”是邏輯科學最基本的范疇，是概念、判斷、推理等邏輯思維活動賴以進行的基礎。我國“類”范疇的發生和發展經歷了史前期和形成期兩個階段。據他考證，我國最古老的歷史文獻，如《甲骨》、《金文》、《周易》中均無“類”字出現。至《尚書》、《詩經》、《左傳》、《國語》，方有“類”字出現，并含多重詞義。其中祭名、善等，僅是事物表面特征的劃分；族類、物類、事類、尚、似等則帶有邏輯含義的萌芽。墨子提出“察類"、“知類”，突出了“類”的邏輯意義。后期墨家經過一百多年的理論提煉，終于將它上升為最基本的邏輯范疇，并以此展開名、辭、說的辯學體系。 吳建國的論文像－道閃電，照亮了陷入研究困境中的我的思路:既然“類”是邏輯科學最基本的范疇，是概念、判斷、推理等邏輯思維活動賴以進行的基礎，既然各民族對“類”范疇的形成和認識有不同的發展道路，那么從東西方不同的“類”范疇著手，我們就能恰當地評價東西方兩大邏輯系統的長處與短處，充分認識長期被埋沒的東方類推邏輯的獨特貢獻，并進而回答愛因斯坦之問。 公正寬松的學術環境激勵創新 1984年的第一篇類推論文 經過幾年琢磨，1984年我在黑龍江大學的《求是學刊》上發表了《試論類比推理的邏輯結構與認識功能》長文。這篇論文有創意的一個核心命題是，從“類”范疇中可以區分出類同關系與類屬關系兩種最基本的類關系。能否嚴格區別著眼于外延的類屬關系與著眼于內涵的類同關系，乃是能否正確理解西方演繹、歸納邏輯系統與東方類推邏輯系統的一把鑰匙。同時，也只有從這一基本的區分點出發，才能恰當地評價兩大邏輯系統的長處與短處，充分認識長期被埋沒的東方類推邏輯的獨特貢獻。 從這個核心命題出發，我一一批駁了傳統邏輯著作中或者把類比推理認作是歸納式推理（持這一觀點的有狄德羅、斯特羅果維契以及我們國內的一些邏輯學家），或者把類比推理認作是演繹式推理（持這種觀點的邏輯學家有斯賓塞、洛斯基、巴克拉節等），或者把類比推理認作是歸納——演繹省略式推理（如亞里士多德把類比推理當作歸納和演繹的依次相繼的結合，國內邏輯學界也有人在近年的《中國社會科學》雜志上提出：“表達中的類比，準確些說應是歸納和演繹連用的省略式?！保? 以上三種探討類比推理性質、類型的觀點，都圍繞著歸納和演繹打圈子，都沒有跳出西方傳統的形式邏輯的模式。正如恩格斯所批評的：“這些人陷入了歸納和演繹的對立中，以致把一切邏輯推理形式都歸結為這兩種形式，而且在這樣做的時候完全沒有注意到：(1)他們在這些名稱下不自覺地應用了完全另外的推理形式， (2)只要他們不能把全部豐富的推理形式都硬塞進這兩種形式的框子中，就把這一切豐富的形式全部丟掉了……”上面這三種觀點的主要缺陷就在這里。而用這個單一的模式去套類比推理，必然不能揭示其特殊的本質。同樣，用這個單一的模式去套在演繹推理的精細研究上確實不如亞里士多德的中國古典邏輯，也必然不能充分揭示其在世界邏輯史上的特殊貢獻，甚至會導出“中國是一個非邏輯民族”的謬論。這些當然是我們斷然不能接受的。 亞氏、培根邏輯系統主要是從概念外延方向，即從概念所反映的事物范圍，去把握類的規定性的。所謂類，就是具有某些特有屬性的全體事物的集合；所謂屬，就是從屬于這個集合，具有這些特有屬性的部分事物。這樣，肯定一個類的全體對象具有某些屬性，也就肯定了從屬于這個類的部分對象有某些屬性。正是靠這種類屬的外延包含關系，西方建立起形式邏輯的演繹推理與歸納推理。 與此不同，以《墨辯》為代表的中國古典邏輯主要是從概念的內涵方面，即從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有屬性關系，去把握類的規定性的。從這個角度分析類，“類”是一種“同”，是“有以同”。任何事物只要有共同的特有屬性(“偏有”)，就可以建類。如果是同類，那就必定有相同的屬性，就可以相通相推?！赌q》的推理與證明正是建立在概念內涵所反映的事物間屬性的類同對應關系上的。 它重在“類比”，注重分析對象間相同的“偏有”屬性；然后“以類取”，抽取或集聚事物間相同屬性建類；在此基礎上“以類予”，根據各種相同屬性的對應關系，由已知推導未知，由根據證明立論。這就是《墨辯》所說的“辭以類行”。 在“辭以類行”的推衍過程中，要獲得可靠的推論，就必須注重提高共有屬性與推出屬性，根據與立辭、前提與結論之間的相關度，揭示它們內在的衍生關系。這就提出了“辭以故生”的問題，凸顯了類推邏輯體系中的“故”范疇的重要性。侯外廬先生等對《論語》與《墨經》兩本書所運用的“故”字進行統計分析，發現《論語》一書僅有12個“故”字， 其中4個還是沒有邏輯意義的實義性名詞?！赌洝肪惋@然不同了，共有340個“故”字，其中相當于“所以”這一邏輯聯結詞的有244個，與“原因”同一詞義的有91個?！督浵隆返?0余條，就是揭示事物之“故”的實例。據此，侯先生認為：“‘故’概念由墨子首先提起，首先運用，并著重強調以后，遂成了先泰邏輯史上的重要范疇。后期墨家之承籍并發展這一概念……即其他名家，也多受其影響，立言都重視‘故’?！薄肮省狈懂牭拇_立與“以說出故”論式的運用，對推動經驗科學探索事物的因果關系，尋求事物“所以然”之“故” 與必然之“理”，具有直接的意義。成書于戰國時期的我國最早的醫書《黃帝內經》，就把立言的前提建立在“求故”“明故”的基礎上。在《黃帝內經》中表示因果關系的“故”出現得特別多，每闡述一個病理，都要用到一個甚至幾個“故”字。這在戰國時期的著作中，是極其罕見的。從這里我們也可找到愛因斯坦之問的邏輯答案與重要例證。 我還在論文中指出，西方形式邏輯教科書中研究的類比推理僅僅是一種不完全類比，沒有也不能充分體現類比推理賴以進行的客觀邏輯依據——事物之間的同構對應關系。因而，與一些形式邏輯教科書把不完全類比推理看作類比推理的唯一或主要的形式的做法相反，我們認為，以《墨辯》為代表的我國古典邏輯建筑在類、故、理三大范疇基礎上的“類推”，才是類比推理的典型形式。這種“類推”推理以同構對應關系為推理依據，是一種在結論的可靠性程度上可以與演繹、歸納推理媲美的推理。它的主要形式有:1、以等值對應關系為依據的類比形式（墨辯將這種類比形式具體化為“辟”、“援”、“推”、“侔”四種論式）。2、 以因果對應關系為依據的類比形式（墨辯將這種類比形式區分為小故與大故兩個等級）。3、以不等值但同法同理對應關系為依據的類比形式。據此，我們可以從或然性到必然性的多種類比推理形式中，總結出區別于演繹推理、歸納推理的類比推理的一般結構式。 這篇論文發表后，很快就受到了著名科學家錢學森院士的關注。他在北京召開的全國首屆思維科學討論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認為，我們既要認識到經驗的重要性，又不要犯經驗主義的錯誤。在運用經驗時，切忌硬套，死抱住過去的老經驗不放。在現實生活中，這個毛病恐怕還很多。所以，我們在運用經驗、形象思維或者相似論這樣一些概念時，要有一點警惕性，弄不好就會犯錯誤，變成經驗主義了，變得思想很保守。所以我以為如何正確運用陶伯華同志提出的“類比推理”（陶伯華：《試論類比推理的邏輯結構與認識功能》，《求是學刋》l984年2期，15—24頁）是個問題，要是機械地運用這種類似推理，就要犯錯誤，就會變成套框框?！? 我是1984年夏在山西太原參加全國思維科學討論會時聽到這段講話錄音的。我記得講話錄音要比后來整理出來的文章更詳細具體。錢老用沉穩而親切的語調講道：“江蘇有個陶伯華，最近在黑龍江大學學報上發表了一篇論述類比推理的文章，提出了類比推理的新公式?！闭б宦牭藉X老在報告中點到我的名，我還以為是自己聽錯了，一顆心猛烈地跳動起來。當時我非常激動，錢老是世界著名的科學大師，居然關注到一個小人物年初發表在大學學報上的《試論類比推理的邏輯結構與認識功能》這篇論文，并及時作了如此深刻的點評，實在令人折服。從錢老的點評中我意識到必須繼續深化類推工具論的研究，進一步解決在運用我提出的類比推理新公式時如何防止經驗主義的機械套用的問題，既要防止個人經驗的局限性，又要提高類推的創造性與可靠性。以后十多年在此領域推出的新成果，正是沿著這一研究思路深化拓展而取得的。此外，錢老的這段講話也引起了思維科學界對類推的重視。相似論的提出者張光鑒研究員就與山西思維研究所的張鐵生合作，發表多篇研究類推的論文，并入選在莫斯科召開的世界邏輯學會議。 1986年的第二篇類推論文 1986年春，《中國社會科學》與上?！渡鐣茖W》兩社聯合發出了召開全國社會科學方法論討論會的征文啟事，我提交了第二篇論類推的論文《時代呼喚著現代新工具》。在這篇論文中，我除進亠步展開區分兩種類范疇的核心命題外，還補充論述了列寧、黑格爾對各種推理關系的天才猜測、科學革命與邏輯革命的對應關系以及中西邏輯互補創建現代新工具的可能性。 德國辯證法大師黑格爾在構建它的邏輯學體系時，將各種推理形式按照認識的深化過程作由低到高的排列。其中，“反思的推論”高于“質的推論”，“必然的推論”又高于“反思的推論”。在反思推論的三種形式中，歸納推論高于演繹推論，類比推論又高于歸納推論。列寧肯定了黑格爾的這一思想，他在《哲學筆記》中明確將推理形式分為三個層次：“類比推理（關于類比的推理）向關于必然的推理的轉化，——歸納推理向類比推理的轉化，——從一般到個別的推理向從個別到一般的推理的轉化”，并指出： “關于聯系和轉化［聯系也就是轉化］的闡述，這就是黑格爾的任務。黑格爾確實論證了邏輯形式和邏輯規律不是空洞的外殼，而是客觀世界的反映。更正確些說不是證明了，而是天才地猜測到了?！? 兩千多年前，以演繹推理方式為主的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在科學的搖籃時代曾起過重大作用。三百多年前，培根高舉他的《新工具》論，強調在實驗基礎上的歸納推理，推動了近代科學的發展。今天，發端于西方近代科學，奮力走向綜合化、系統化、一體化的當代科學，一方面日益擴大著同自己的傳統邏輯工具的矛盾和沖突，另一方面卻日益增大著對古老的東方傳統思維方式的興趣和追求。20世紀以來西方反歸納主義思潮一浪高過一浪的推進，越來越多的科學家以自己的切身體驗競相表示對主要以類比推理為契機的靈感、直覺、想象等創造性思維方式的推崇，就表現出西方現代科學家竭力擺脫單一僵化的傳統邏輯束縛，追求更富于創造性、靈活性的思維工具的走向。這一走向與黑格爾、列寧關于反思推理從演繹轉向歸納再轉向類比的天才猜測是相吻合的。為此，筆者在《時代呼喚著現代新工具》一文中強調：“東西方兩大功能互補的傳統邏輯系統在現代科學基礎上所產生的新的綜合成果，已向我們顯示出這種結合的可能和它無限美妙的前景。綜合的時代呼喚著綜合的工具，綜合的工具推動著綜合的時代。中國的理論工作者擁有極其豐富的傳統邏輯遺產，正以開放的態度面向現代科學新潮，又具有唯物辯證法的指導，應該為續寫現代新工具論而作出應有的理論貢獻?！? 1986年秋，全國社會科學方法論討論會在上海松江召開。與到會的那些學識淵博的老專家、老學者相比，我當時既無高學歷，也無高職稱，不過是一名工作之余的學術研究愛好者。一天早餐時，上海社科院青年研究人員李君如（后任中央黨校副校長）與我交談時得知我是《時代呼喚著現代新工具》一文的作者，便告訴我，這篇文章題目響亮，引證據典，論證嚴密，很有創意，會議專家組對這篇論文很重視。果然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兩社編輯部中的資深評委李學昆、羅宗、何祚榕、陳燮君、張家哲、劉潼福等嚴格“根據學術水平第一兼顧學科面的原則”，從200多篇應征論文中精選出十多篇，并將我的論文放在以后公開出版的論文集《現代社會科學研究新工具》（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與上?！渡鐣茖W》?？氖灼?，放在馮契、江天驥、何祚榕、程偉禮、鮑宗豪、鄭杭生等著名學者前面。這種科學、民主、公正的學風一時傳為美談，也一直鼓舞我在這條清苦寂寞的學術道路上走下去。 1997年的第三篇類推論文 90年代中期，我先后取得華東師大研究生專修班的結業證書和江蘇省社科院的研究員職稱資格。1997年，我的第三篇論文《東方類推邏輯的符號形態與前沿意義》入選第二屆東亞符號學國際會議，會議就在上海的華東師大召開。能到這所不設圍墻的大學去直接感受她的學術氛圍，真是－個難得的富于人生詩意的機會。在學術研討活動中，大家對我的論文提出的兩個問題也很感興趣。一是中西方邏輯由于依據不同的類關系和不同的語言符號形式，演繹、歸納推理只能用三段式來展開“具體——抽象一般——具體”的蘊含傳遞關系；類比推理則可以用二段式來展開“具體——具體”的同構對應關系。因而類比推理的一般結構式不是別的，正是中國古典邏輯中的那種利用漢語的符號特點、精巧而靈妙的“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排”的“連珠式”。韓非、楊雄、班固、王粲、曹丕、陸機、葛洪、庾信、劉基等在“演連珠”上都有非常精彩的創作。類比推理不僅在其推理方式、推理結論的可靠性程度上可以與歸納推理、演繹推理鼎足而立，而且在其一般的邏輯結構式上，也可以與西方邏輯的三段式、因明邏輯的三支式鼎足而立。只有論證到這一步，我們才能充分認識中國古典邏輯在世界邏輯史上的特殊貢獻，才能有力地駁斥民族虛無主義的謬論。 二是正是中國古人創造的《周易》象數符號系統借助類推推進了樸素的辯證思維的發展。東方類推邏輯作為一種內涵邏輯，它必須高度關注概念內涵反映的事物屬性間的類同性(類)、因果性(故)、必然性(理)，否則就無法提高類比推理與類比證明的邏輯嚴密性與結論可靠性。為此，類推邏輯要求哲學與各門具體科學加深對世界總體與各別事物類同性、因果性、必然性的研究；而哲學與各門具體科學取得的認識成果反過來又強化了類推邏輯的思維認識功能。作為中華遠古智慧結晶的《周易》就對樸素的辯證類推思維的發展起了持久的決定性的作用?！吨芤住穭撛斓囊惶紫髷捣栂到y把數、象、理、占(類推)和諧統一起來，直接為辯證類推提供了簡易有效的邏輯工具。持續五千年，撰釋書三千種的《周易》象數符號運演系統表現出了華夏民族的高度智慧，它使辯證法成為可操作的思維法則，它使中國的邏輯思維水平從質上高于西方與印度的形式邏輯，它使中國的古文明創造獲得了更富活力與生命力的思維工具。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在盡其大半生精力研究中國科技發展史后指出：“當希臘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細地考慮形式邏輯的時候，中國人則一直傾向于發展辯證邏輯。與此相應，在希臘人和印度人發展機械原子論的時候，中國人則發展了有機宇宙的哲學。在這些方面，西方是初等的，而中國是高深的”。 只有研究到這一歩，我們也才能從根本上回答“愛因斯坦之問”。 利用這些新的研究成果，我和朱亞燕合著了《關通天地人——周易今讀》一書，并收入金開誠博導主編的《傳統文化-現代視野》叢書。 運用新工具破解舊難題 說80、90年代的類推工具論研究有風生水起之勢，有兩層意思：一是它與靈感學引論、藝術變相論研究相比，沒有那些曲折過程，得到了民主寬松的學術環境的積極呼應；二是它與其它諸多領域的研究又相互呼應，一個領域的突破往往會帶來其它領域的突破，形成互相促進、齊頭并進之勢。下面僅舉幾個運用新工具破解舊難題的實例： 類推新工具與靈感思維研究。鑒于類推在不同思維形態、不同心理領域、不同研究領域的廣泛應用，法國科學史家夏爾?莫拉澤在《昨天和明天的科學水平》的報告中提出，要“盡量確切地建立類比推理過程的合理性和它的范圍，今天科學的許多‘黑箱’都有賴于它。而現在，科學已能做到這一點，因為它已開始把邏輯學和類推法合為一個項目?！币造`感直覺思維方式來說，實際上它是以類比推理為創新契機的。靈感思維為什么會有超出常規的突破性創造功能呢?楊振寧教授認為：“關鍵就在靈感，在頓悟的一剎那間，能夠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以前從不相關的觀念串連在一起，借以解決一個搜索枯腸仍未解決的難題，或締造一個科學上的新發現?！焙苊黠@，要將從前不相關的觀念串連在一起，靠形式邏輯規范嚴格的歸納、演繹推理是肯定行不通的。而借助類比推理這座橋梁卻只需在不相關觀念間找到某種類同對應關系，就可以互相溝通，彼此交流了。這樣就大大提高了思維的跨度和信息組合的靈活性。大量事實表明，人類的思維創造活動往往正是在似乎毫不相干的其他領域的觸發信息啟示下，借助類推取得突破性進展的。為此我在構想靈感激發系統的一般模式時，把類推過渡作為－個重要環節。認為靈感思維中最神奇的直接洞察、瞬間頓悟決定于兩個方面：一是靈感觸發信息的發動(即“靈機”)的突然性、跳躍性，二是由直覺力、類推力等認識能力構成的創造者主觀“靈性”所具有的兩個直接性，即對解題需要的靈感觸發信息的判別領悟是直接的，由已知的靈感觸發信息到未知的創造性課題之間的信息轉移是直接的?！办`性”的這兩個直接性作用于“靈機”所提供的觸發信息，就在霎那間燃起一片“闌珊燈火”，造成了奇特的“興會”頓悟狀態，就使得靈感認識方式的解題過程呈現為一種閃電般的飛躍過程。 類推新工具與形象思維研究。在藝術變相論的研究過程中，我也逐步認識到貫穿于形象思維運動本身的基本邏輯規律應該是基于類推的特征規律，它包括：1、特征概括。概念的形成靠抽象概括，理性意象或普遍表象的形成靠不揚棄三維形象的特征概括。按照現象、本質具有同一性的辯證法，人們在實踐中通過大腦思維所取得的對事物本質的理性認識，可以不通過概念這種抽象形式，而直接通過選擇、概括、抽取代表事物本質的特征性表象而類推形成帶普遍性的“類象”。其公式為E’、E”、E”’→E。2、特征判別。在抽象思維中，判斷總表現為抽象概念或命題之間的斷定關系，而形象思維的判斷活動，不必以抽象概念為中介，甚至不必以語言為中介(在右半球“啞腦”中)，它只須將儲存在大腦神經化學網絡中的理性意象與特征相應的某一事物的感性映象比較一下，便能直接作出判別了。其公式為E→E’、E’’、E”’。因此人們可以在人海中一下子識別熟人的面孔，盡管他們可能已多年未見面，甚至連姓名也忘了。這是一種特殊的產生式系統，它的特點如諾貝爾獎獲得者西蒙所指出的，產生式系統的控制原則就是沒有控制——至少沒有集中的或分層的控制。每當情況適當，即條件被滿足，每個產生式就做它自己的事。這對解決人工智能機器的圖象識別問題是有啟示的。3、特征推想。事物的客觀聯系反映到人腦中，就在各種特征形象間建立起一定的連鎖關系。人們依據其生活經驗，就可以直接從形象E—→F。例如。聞雞鳴就能知天將曉，見烽煙就可料敵騎到。這種可以由此推彼的形象，就是古人所說的“興象”，這種“興”的特征類推過程顯然也是不同于形式邏輯的抽象推理過程的。由此可見，藝術形象思維有自己特殊的運行規律，套用抽象思維的規律與方法會有損于藝術形象的創造。 類推新工具與修辭學研究。漢語修辭學作為一門古老而年青的學科，面臨著現代化、系統化的緊迫任務。這一緊迫任務，要求我們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各種修辭現象作進一步的分析綜合，以發掘其內在聯系，揭示其基本規律。通過關聯研究，我認為，修辭相似律就是修辭學的基本規律之一，就是類推工具論的又一應用領域。修辭相似律在修辭實踐中的應用是十分廣泛和頻繁的。我們發現相當一部分修辭手法都程度不等地以某種相似性為依據。這種相似性，可分為思想內容上的相似和語文形式上的相似兩大類。思想內容上的相似，又可分為客觀材料上的相似和主觀意境上的相似；語文形式上的相似也可分為語辭成素上的相似和章句組織上的相似。屬于客觀材料上相似的主要有：比喻、摹狀、雙關。屬于主觀意境上相似的主要有：比擬、諷喻、夸張、迭現。屬于語辭成素上相似的主要有：仿詞、飛白、復疊、聲韻。屬于章句組織上相似的主要有：對偶、排比、層遞、回文、反復、頂真等。上面列舉的這些修辭手法，以相似性為依據，結成了一個很大的修辭現象群。數量上，占了修辭方法的一半左右；使用頻率上，其中的比喻、比擬、夸張、對偶、排比，更是遠遠超過其他的修辭手法。如對偶在古代曾一度風靡一時，發展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駢文體。比喻無論在古今中外的文藝創作中，都看作是衡量“天才的標幟”。修辭相似律在修辭學上為什么會應用得如此廣泛、頻繁呢?主要有以下兩方面原因：首要的原因在于相似性是事物的一個普遍屬性，相似律是世界的一條普遍規律。其次，還與利用相似性可以產生各種特殊的修辭表達效能有關系。利用相似類推可以產生說明表現的效能、靈活創造的效能、美化語言的效能。而這正是修辭研究所要解決的主要任務，正是各種修辭方式所要追求的共同目標，正是修辭相似律所以成為最主要的修辭學規律的根據所在。上述觀點在1988年第1期《無錫教育學院學報》發表后，也受到了修辭學研究者的關注。 類推新工具與判例法的邏輯機制研究。1998年，我女兒上南京大學法學院二年級。她學完邏輯學后，我即提醒她說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實際上是以類比推理為邏輯基礎的，但你們學的西方邏輯學推崇亞里士多德的演繹法，判定類比推理為最低級最不確定的推理方式，這兩門學科不矛盾嗎？你可以到圖書館中查查西方法律界有沒有發現這個問題。她查資料后來電說果然有一些大律師提出了這個問題。我說你要盡量擴大搜索面，尤其是看看他們有沒有解決這個邏輯矛盾的新方法、新解釋？確證沒有新的方法、新的解釋后，我建議她看看我在大學學報上發表的幾篇論文，建議用我的類比推理新公式去試一試。于是她開始寫作自己的第一篇論文。論文首先研究了英美法系判例法保持穩定性、連續性的原因，即只要建立起嚴格的類同對應關系，從具體的先例就可以越過一般抽象的階段直接可靠地推導到具體的案件，這是保證英美法系穩定性、連續性的邏輯基礎。而在英美法系漫長的演進過程中，從相對的遵守先例規則到19世紀末出現的絕對的遵循先例原則，就使上議院、上訴院的案件判決成為對所有的下級法院(也包括其自身)都有法律拘束力的先例?！白裱壤币巹t的嚴格性，就為保持英美法系的穩定性、連續性，為判例法類推的實施，提供了可靠的法律制度的保證。其次，論文又研究了判例法中的類比推理不僅具有可靠性、連續性的功能，而且具有漸變性、創造性的功能。由于事實上沒有任何兩個案件是完全一樣的，因此法官即使在選擇最相似的先例時，也需要采取種種技術手段，對先例加以改裝。一是在對先例事實“重述”時，雖要受制于原有的事實，但卻可對原有事實進行不同層次的抽象與不同重點的展開，使之更像案件事實。二是在對先例的判決理由“重釋”時，法官也有伸縮回旋的余地，從而直接改變其適用范圍。甚至在必要時可以根據變化了的價值觀念、正義標準、社會習慣，將原來先例中具有拘束力的“判決理由”降為僅具有法律誘導力的“附論”，將“附論”則上升為主要的“判決理由”而加以適用。因此，法官的推理形式雖是類推，但是在先例識別中卻加進了法官個人的智慧與社會新的價值觀、法律觀。這樣，一方面在舊的法律體系中注入了新的時代內容，使產生于中世紀的英國判例法在漸進中悄悄改變，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具有新的法律概念和思想的判決理由一旦成立，它就成了先例家族中的一個新成員，它就獲得了對未來的同類或類似性質的案件的法律拘束力。判例法的類比推理機制，使普通法系既有穩定性、連續性，又有漸變性、創造性，并使兩者在社會實踐的基礎上達到歷史的統一，在面向活的具體生活經驗的“法律實驗室”中不斷更新，不斷汲取前進的活力。而在這一“法律實驗室”中工作的法官其工作能力的創造性與嚴謹性也得到了充分發揮。正如美國法學家亨利?梅利曼評價的“普通法系中有許多偉大的名字屬于法官……普通法系的最初創建、形成和發展，正是出自他們的貢獻?！闭驗槿绱?，在英美法系國家就任法官被視為一生中事業達到輝煌的標志，并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尊崇。我女兒的這篇論文由于以新的觀點重新闡釋了判例法，獲得南京大學大學生優秀論文獎。這也再次證明了我國古典類推邏輯持久的生命力，證明了應用新工具破解舊難題所具有的創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