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粹的醫者 ----謹此獻給居住過南京鐘嵐里的醫學前輩們 許建寧 年華似水，鐘嵐里如夢，鮮活如初。雖然近半個世紀的時光都過去了，但我對自己兒時居住過的南京鐘嵐里，始終充滿了無限感愴的情懷，鐘嵐里像久別的故鄉，寄存著歲月，生命，血脈流淌的故事。我想起了自己的父母，想起了曾經居住在這里住戶，我對他們始終都有一種懷念和崇敬的心情，五六十年代里，在這紅磚藍瓦民國建筑群里，名醫薈萃，居住著眾多國內的著名醫學專家，作為醫生，他們看到了新舊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內心經歷了從國民政府的中央醫院高級醫生到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總醫院的軍醫轉變過程。在南京軍區總醫院的陳列室里存放著那張保留著歲月痕跡的珍貴照片，那是1950年6月在南京中央醫院更名華東軍區總醫院的成立大會上的合影（第二排右起就是許殿乙.齊續哲.陳廷剛.吳公良），看的出鐘嵐里的前輩們此刻的內心充滿了的愉悅和幸福，臉上露出開心的笑容，欣欣向榮的新中國給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帶來無限的憧憬和希望，他們滿懷熱情，追求進步，參軍入黨，努力工作，獻身事業，渴望能施展自己的醫學才華，用醫術為更多的患者服務。 他們都有自己艱辛和傳奇的人生經歷，曾經心懷壯志，亂世求學，堅守仁醫救國，他們懸壺濟世，大醫精誠，安居自守，與世無爭，大隱于心，不降志，不辱身。他們平凡地生活，誠實地做人，全身心地做醫生，仁醫仁術仁心，他們是一代有精神有信仰的知識分子。 多少年來，我一直想全方位的追蹤和探索前輩們的生活軌跡和心路歷程，洞察醫學前輩的內心世界，量度和感受那個時代醫者的體溫，這其中的過程應該是人性，人格，智慧的交融和升華，隨著年齡的增大，我這樣的念頭也越發的強烈，鐘嵐里是一個有傳奇故事的地方，而這些故事里面，生生不息地流淌著前輩職業生涯中宗教般的虔誠，對醫學的信仰和對事業忘我獻身的精神，即便在他們身處危難，蒙受屈辱的文革時期，依然追求自己的事業，堅持著做人的底線，剛直不阿，無怨無悔，把自己真心和技術毫無保留的獻給病人。醫學本身就秉承著人性的價值和人道的精神，醫學人文的薪火相傳可以點亮我們人生的蠟燭，很多年了過去了，他們雖然漸漸地在人們的視野和記憶中淡忘和消失了，但是他們卻永遠活在親人們，兒女們和曾經病人的心里。 小時候經常在院子大門口玩耍，每天看見大人們忙碌的身影穿梭在大院和醫院之間，那個年代的醫生很純凈，忙碌奉獻成為他們一生的習慣，他們除了在家吃飯，睡覺以外，所有時間和精力都在醫院門診病房，在病人的床邊，即便是非常著名的醫生，他們每天的路線也就是從家到醫院，僅此而已，無論是嚴寒酷暑，春夏秋冬，年復月日，大人們忙碌在救死扶傷的崗位上。曾經與這些醫學前輩為鄰，是我這一生的幸事，我熟悉大人們的每一張面孔，即便幾十年以后我仍然可以清楚的記住他們的姓名，他們的音容笑貌總是留在我的腦海里，斯人已去，風范永存。 記得小時候生病去醫院，我最希望的是遇見一個身穿白大褂，和藹可親，笑容可掬，傾聽我說話的叔叔阿姨，當他們的手伸出來，撫摸著你的肌體的那一刻，周身頓時充滿了無限的溫暖，他們就像菩薩下凡，“醫生”的稱呼，如同救世主一樣神圣。聽母親說我出生剛一周后，后頸部患深部癤腫，高燒不退，哭鬧不止，是當年吳公良副院長的夫人程育和教授精心救治，把我從疾病的危難中解救出來。母親經常和我提及這事，在我幼小的心里就知道醫生是“貴人”“菩薩”，程教授和藹可親，充滿慈祥的臉龐直到今天還在我的腦海里揮之不去。 當我長大后和父輩一樣，也做了一名醫生后，總是在自己的腦海里思索一個這樣的問題，什么才是一個真正的醫者？一個純粹的醫者，學識精粹，不摻任何雜質的清透，心地善良，醫德精湛，一個像希波克拉底醫生誓言所說的那樣，“我愿盡我力之所能與判斷力之所及…無論至于何處，遇男或女，貴人或奴婢，我之唯一目的，為病家謀幸?！??！币粋€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白衣天使，一個充滿的人文情懷，悲天憫人，菩薩心腸的人，就像鐘嵐里所有老一輩的醫生那樣，他們的病人無論是共和國的將軍元帥還是普通軍官和士兵，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黎民百姓，他們都是以自己精湛的醫術和菩薩樣的心腸，他們是純粹的醫者。作為鐘嵐里的后代，他們足以使我們為之驕傲。 一． 解放軍占領南京時中央醫院的點滴回憶 解放前夕的南京中央醫院是民國時期國內規模最大，設備最完善的國立綜合性醫院，醫院坐落在綠樹掩映的中山東路，四層高的病房大樓紅磚青瓦，卓爾不群，它是由留美建筑學家楊廷寶博士（曾經完成南京中山陵設計）設計的，由國民政府和愛國華僑胡文虎，胡文豹二兄弟出資修建的。 醫院設有內外二大科，內科下轄小兒科，皮膚花柳科及肺癆科。外科下轄婦科，骨科，耳鼻喉科。牙科，ⅹ線科，電療科和檢驗科等，共有床位275張，可以說是當年國內最大一家綜合醫院了。 1949年4月當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第35軍占領南京時，由于部隊傷員很多，藥品和手術設備匱乏，據當年35軍的部分軍醫回憶，“軍里有三個醫療隊和手術隊緊隨軍后勤部衛生機關沿中山北路直奔新街口。經過新街口，見周圍高樓林立，中間的街心花園中矗立著一尊紫銅色孫中山塑像，大家恭敬地走過他的身旁，從左邊轉向中山東路繼續前進，直走到市內飛機場，衛生部機關進駐明故宮。唯獨幾個醫療隊與手術隊尚無駐地宿營。司令部與衛生部商議，認為全軍的傷病員進城后必須集中一起統一安排醫療，以便各師、團的部隊機動與作戰。為此決定我們三個軍醫療隊和軍手術隊進駐“中央醫院”一旁的美國軍事顧問分團大樓。我第二醫療隊因隨帶部分坐擔架的傷病員，他們必須盡快安頓進行醫療護理?？蛇@座五層漂亮的美國軍事顧問團大樓內，什么工作與醫護的條件都沒有，此時，幸虧我地下黨同志的幫助，他們主動與隔壁的“中央醫院”聯系與安排，特請一些高級大夫如吳公良、肖軾之、馮亮等，將部分疑難的急重病與戰傷感染嚴重者，抬到醫院幫我們緊急診療處置。由于他們熱情地為解放南京的部隊傷病員診治與提供技術指導，從此我們建立了友好互助的關系，直到后來我們醫療二隊駐防江寧縣湖西村時，為搶救危重疑難傷病，我們還常到“中央醫院”咨詢求教”。鐘嵐里很多醫學前輩他們也曾經為南京解放做出了貢獻。 二． 鐘嵐里的由來 坐落在南京漢府街的鐘嵐里，占地4000多平方米，共有30多棟住房，沿街百米長造型別致的二層樓房，蘋果綠的房門和精致的曬臺，與馬路二側婆娑高大的法國梧桐相呼應，顯得靜謐安詳，高貴典雅。這片中西合璧的“石庫門”建筑群經過了近80年的風雨，依然保持著濃郁的民國風情。行走其間，既熟悉又陌生，有一種穿越時空，時光倒流的感覺。 鐘嵐里是1937年由上海中南銀行總部建造的，由于當時銀行業務規模大，員工人數多，作為銀行員工的宿舍區，抗戰爆發后，中南銀行南京分行員工遷到武漢，剛建不久的宿舍區只好放棄。直到抗戰勝利后，鐘嵐里才歸當時的中央醫院所有。接手后的中央醫院有明確規定，住戶必須具備醫師以上資歷，所以鐘嵐里當時是南京有名的高級醫生住宅，當時即便在國內，著名醫學專家如此集中的地方也是極少的，可謂是名醫薈萃。1949年南京解放后，鐘嵐里又成了華東軍區總醫院（現南京軍區總院）的家屬區，現在經南京市人民政府批準作為“民國建筑”保存至今。 三．鐘嵐里的“ 湘雅仁醫” 說到鐘嵐里的前輩醫生我們就不得不提到湖南湘雅醫學院，因為在鐘嵐里的醫生中有一批畢業于湘雅醫學院的優秀學生，1914年美國醫生胡美博士創辦了湖南湘雅醫學院，湘雅醫學院比協和建立還早了6年，人們說起中國現代醫學教育，一直就有“南湘雅，北協和”“湖南耶魯”之美譽，如今百年的湘雅，寫就了半部中國的西醫史。湘雅以“公勇勤慎，誠愛謙廉，求真求確，必遂必鉆”為校訓，1925年3月，孫中山先生辭世前曾為該校第五屆畢業生絕筆題詞“學以致用”。 湘雅的教學標準是按照美國甲級教學標準制定的，1921年冬至，美國政府教育視察團對中國境內的現代醫學教育機構進行了詳細考察，他們南下長沙，要看和耶魯大學有較深淵源的湘雅，其辦學水平是不是與美國的甲種醫學教育標準程度相當，值不值得康涅狄格州以政府為其畢業生授予醫學博士學位。湘雅醫學院以高標準，長學制，高淘汰制度辦學，嚴格的行醫理念和人文精神的培養證實了自己。湘雅醫學院那時分為預科，?？?，本科（六年制），每門功課70分為及格，二門不及格者留級，三門課不及格者，就會被勒令退學或除名，授課全用美國教材，上課考試，記筆記都是用英文，考試名目多（有口試，突擊日考，月考，期中考，期終考，畢業考）。老師常對學生說的一句英語就是“keep you busy使你們忙一些”。學校每次考試從不監考，老師每次發完試卷就離開教室，可是學生卻如臨大敵，私下開玩笑要吃一只雞才能補回來。據鐘嵐里的醫學前輩，我國著名的耳鼻喉科專家肖軾之教授，是湘雅醫學院12期畢業生，他曾經回憶起當年在校的情景是這樣說的，：“我于1932年夏考入湘雅醫學院，1938年夏畢業。在六年里，我受到了嚴格的訓練，不但學到了學業，母校的學風對我的熏陶更為重要，能有今天的一點成就，不能不歸于當年母校的哺育。湘雅的學風是艱苦嚴格，誠實勤奮，提倡做老實人，弄虛作假算是“犯罪”,學生以自治，自尊，誠實為光榮”。從1914年湘雅醫學院建校到1949年，共有35屆，總共畢業生350人，平均每年僅有畢業生10人?？胺Q“精英教育”。這些湘雅學子經得起了時間和事業的考驗，每個人都成為了醫學精英。因為他們知道做醫生這個職業沒有捷徑，只有不斷地刻苦學習，嚴格的訓練，良才方能被打磨成美玉。南京淪陷前，湘雅醫學院張孝騫院長和中央醫院沈克非院長就簽訂了合作協議，使中央醫院成為湘雅醫學院最好的實習基地，優勢互補，各盡所長，同時也就造就了后來一批優秀的湘雅醫學院的畢業生留在中央醫院工作。 當時中央醫院和湘雅醫學院都遷在貴陽，中央醫院選擇湘雅，醫院擅長外科，內科相對薄弱，這樣醫院支持了湘雅的外科教學，湘雅同樣幫助了中央醫院的臨床內科，他們精誠合作，圖書，儀器雙方共用，醫療教學相互支持。湘雅還出資在貴陽中央醫院修建了宿舍，湘雅四五年級學生住在醫院內。臨床實習非常方便。 一個有知識的民族才能屹立不倒，為了存留中國教育的精髓，保留文化的血脈，誓死不當亡國奴，在國破家亡的緊要關頭，1944年12月湘雅醫學院的師生向遠離戰爭的邊緣前行，開始了經黔西北直往重慶的逃難行程，經歷了遷校的被迫流亡，透著一種顛沛流離的悲壯，凄風苦雨時分。就像聞一多先生說的那樣，“火車我坐過，輪船我也坐過，但對于中國的認識其實很膚淺，今天要用我們的腳板撫摸祖先經歷的滄桑。我們這些掉進書堆的人，要重新認識中國了?！痹谄D難的遷徙之旅中，師生們自發唱起【國立湘雅醫學院院歌】“長沙張仲景，醫學溯先賢，泱泱乎流風千載，湘雅樹中間，椎輪始業自譚胡顏，歷經艱難顛沛，壯起直無前。院訓指薪傳。公勇勤慎，誠愛謙廉，求真求確，必遂必鉆，宏創造，利人天，發揚光大，億萬斯年?！备杪暶C雍宏偉，穿過大地，回蕩在峰巒疊嶂的上空?？箲鸢四?，淪陷區許多醫學院校都經歷了戰火西遷之路，很多鐘嵐里的醫學前輩都是從這段顛沛流離的艱苦歲月中走過來的，他們幾度遷涉，不畏艱險，堅持自己的學術理想，獻身醫學，為國家效力，從而蘊涵出一種堅忍頑強，科學救國的精神。我想這也是民國的大學精神所在吧。 櫛風沐雨，春華秋實。湘雅醫學院的創史人美國的胡美博士在中國創辦一流醫科大學理想全部實現了，他在返回美國的前夕，親自參加了學校的第五次畢業典禮。他在自傳【道一風同】中是這樣描述自己學校畢業的學生的： “新的年輕醫生和畢業護士，現在正穿著大學禮服列隊從禮拜堂慢慢走出來。他們和前四年的畢業生一樣，象征著今后有更多的畢業生，他們可以領導他們的人民越過經驗和實驗科學的鴻溝”。 湘雅醫學院的一屆屆優秀畢業生，帶著新時代的醫學精神，不斷為現代醫院的發展注入更多更強的新鮮血液。鐘嵐里也有很多湘雅醫學院的畢業生，正值抗戰爆發。國土淪陷，山河破碎，他們本著“不為良相，當為良醫”的壯志和理想，傳承著湘雅的精神和信念，也是這樣走出來的，他們是肖軾之（12期）耳鼻喉科專家，陳子達（14期）熱帶病專家，徐 采（14期）傳染病專家，黃永樂（14期）泌尿外科專家，顧越泉（14期）普外科專家，胡康寧（17期）心臟內科專家，肖星甫（18期）輸血專家，項偉（18期）神經內科專家，許競斌（18期）骨科專家，沈威廉（18期）心胸外科專家。 四． 大醫精誠，仁德載厚 鐘嵐里大院的東南角圍墻外，有一棵參天梧桐樹，記得常年有喜鵲叫喳喳，22號住戶的主人陳子達教授是我國著名的熱帶病專家。廣東省揭陽五經富鎮人，揭陽自古人杰地靈，人才輩出，陳伯伯出身醫生世家，祖父和父親都是揭陽名醫，他14歲那年離開了粵北家鄉，只身到蘇州東吳中學念書，1941年畢業于湖南湘雅醫學院，1944年入印度加爾各答熱帶病學院學習，次年回國。1948年通過世界衛生組織（WHO）考試，入美國土倫大學熱帶病公共衛生學院學習，獲熱帶病碩士學位，當時陳伯伯完全可以繼續留在美國深造，全家也可以因此在美國團聚，享受天倫之樂，臺灣方面派當時的教育部部長朱家驊出面勸說陳伯伯去臺灣，同時香港瑪麗醫院也發出邀請，但是都被他一一謝絕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陳伯伯依然選擇回到大陸，他攜妻子兒女全家人由香港乘海輪到青島再回到南京。解放后陳伯伯擔任南京軍區總醫院熱帶病科主任，南京軍區醫學研究所副所長，他是國家衛生部科學委員會委員，總后勤部衛生科技委員會委員，中央血防九人領導小組成員，英國皇家熱帶病學會會員。他曾擔任二屆江蘇省人大和省政協委員和主席團成員。 他早在40年代就有（sulphaniamide中毒癥狀臨床報告）一文報道了貴陽中央醫院臨床引用sulphaniamide治療病癥所致3例中毒病人，其顯著者，出現如青紫，貧血，白血球下降，皮疹，發熱，黃疸，中毒性肝炎，胃腸道反應等。呼吁臨床醫師不要濫用抗菌素類藥物。陳子達教授出生在潮汕地區，這里的老百姓世代遭受“血絲蟲”;疾病的痛苦，民間廣為流傳有句口頭禪“大腳房搶孤”，“大陰囊”行路，這就是當時班氏絲蟲病人的晚期典型癥狀，患者常年引起淋巴管曲張導致“下肢橡皮腫”，陳伯伯年輕時就曾親眼目睹血絲蟲疾病給成千上萬的農民患者的身心健康帶來極大的痛苦。醫學是“人學”，需要有人的溫度，理性和溫情是醫學的根本支撐，只有愛病人的醫生才有可能感同身受地體會病人的疾苦，進而才能產生出戰勝苦難的強大創造力，陳伯伯就是這樣的。他早年就立下宏偉志愿，一定要為老百姓解除痛苦。1947年蘇北發生黑熱病流行，他奔赴災區救治，使疫情得到及時控制。五十年代，他懷揣夢想和溫暖的人情，醫學研究成為了強烈吸引他的磁石，他發奮學習，簡直到了癡迷的地步，他研究的是窮人的病，有多少個日日夜夜他都廢寢忘食全身心地撲在實驗室研究疾病，他不辭艱辛，深入疫區，在長期的科學實驗中，他身先立卒，帶頭示范，有時不惜用藥在自己身上做實驗，為了研究和證實蚊蟲能傳播血絲蟲病，他曾經連續晝夜觀察蚊蟲的細微的生殖活動，終于拍攝到絲蟲尾蚴從蚊口中游出的珍貴照片。1953年他觀察發現血絲蟲患者淋巴結內存在大量絲蟲成蟲，5月就應用海群生藥物反應診斷絲蟲病，解決了絲蟲病大規模防治中普查的困難，他通過大量反復的臨床驗證，在國內首次證實西藥“海群生”“卡巴坤”能殺死絲蟲成蟲，編著的《絲蟲病》一書，提出的醫學理論，為全世界防治絲蟲病開創了先河。當時英國皇家熱帶病專業權威來信祝賀。2007年，當世界衛生組織確認，中國是全球第一個宣布消除絲蟲病的國家，這其中陳子達教授做出的重要突出的貢獻。他博學多識，臨床經驗豐富，他是國內雅司病和黑熱病后利什曼病體的發現者，也是中國診治雅司病的第一人。他的一生有多項發明創造，他把蘇聯人發明的冷藏組織療法改為熱藏法，還著有【組織療法】一書。50年代初，上海戰役后，27軍駐扎上海郊縣練兵，全軍上下學游泳某準備渡海解放臺灣，部隊里許多戰士出現發燒，畏寒，全身起麻疹，感染上血吸蟲病，陳伯伯和總院許多專家組成血防醫療隊，奔赴上海，緊急制定防治措施，使疾病迅速得到了及時的控制，保障了部隊的戰斗力，受到部隊的表彰和嘉獎。五十年代陳伯伯在防治血吸蟲和黑熱病方面的突出成就，榮獲個人一等功。榮獲二等功2次，三等功3次。多次出席軍區英模大會和先進個人表彰。1957年【健康報】刊登“熱帶病專家陳子達”。陳伯伯的兒子陳隆典教授回憶說，“記得當年父親榮立一等功送喜報的情景，鐘嵐里敲鑼打鼓，熱鬧非凡，22號家中的門上貼有“一人立功，全家光榮?！钡募t幅對聯?！绷甏跗?，他收到蘇聯科學院的邀請，請他去作血絲蟲的研究報告，后因中蘇關系惡化未能成行。1967年應越共中央總書記胡志明的請求，中共中央成立了“5.23”工程，支援援越戰場上的防治瘧疾工作，陳教授擔任防蚊組長，他用自己研制出來的防蚊蟲劑涂在自己身上，坐在有數百只蚊子的帳子里，體驗防蚊劑的效果。文革前陳子達教授一直致力于“消滅血吸蟲”的工作，在行內享有“北鐘南陳”之美譽。（鐘惠蘭教授是北京中國科學院寄生蟲研究所所長）。 我母親50年代也曾在熱帶病科工作過，她和她的同事們說起陳子達主任總是贊不絕口，當年熱帶病科在陳伯伯的領帶下，多年來是總院的一面旗幟。他對病人傾注了無限的愛，國內著名熱帶病和寄生蟲病專家管惟濱教授回憶起他的老師陳子達教授是這樣說的：“1950年畢業后我被分配在南京軍區總醫院工作，我一直在著名的熱帶病專家陳子達教授的指導下工作，他是湘雅醫學院畢業，去印度和美國留學歸來，非常勤奮，他熱愛祖國，他的工作精神給了我深刻的影響。他研究的病主要是窮人的病?！?即便文革期間，一切莫須有的罪名加到了他的頭上，在下放皖南偏僻的小山村里，他身邊也有一堆自己土制的“儀器”為當地村民做流行病防治。作為醫生，他從來沒有放棄過自己一生追求的事業。他心底善良，堅守知識分子的良知和道德底線。有一年他去外地出差，在火車上普通車廂里正好和李立三坐在一起，當李老得知陳主任在南京總院工作，馬上打聽在總院工作的女兒和女婿的情況。并當著旅客的面自我介紹，“我叫李立三，就是那個犯了左傾錯誤的李立三，”，陳主任以后回總院，逢人就夸李立三，說他“敢于亮丑不怕痛，怎么能說他是死不改悔的機會主義分子呢？”這件事足以說明在政治運動漩渦里，陳伯伯始終是做一個有良心的知識分子，真誠地善待每一個人。他的眼睛永遠是澈靜，纖層不染的。中國老一輩知識分子內心是純凈的，他們在最為卑微與混濁的歲月，都保持著心中的善良和對正義的追求。 我還記得有位作家說過這樣的一段話：“一個人付出的勞動沒有得到金錢和物質回報時，必定可以得到等值的精神愉悅?！标惒岩簧瞰I給了自己熱愛的醫學事業，他救死扶傷，積德行善，是快樂，是抒情，是釋放，也是為了一顆安詳無愧的心。 他也有過內心深處的悲傷，“為什么每次政治運動都當我們是“國民黨的留用人員”來說事？他實在是想不通？”他一生為救治疫區老百姓的病，沒有任何物質上的回報，他曾經拋棄個人的富貴榮華，拋棄了美國優厚的工作條件和待遇，他熱愛自己的祖國，深愛自己的人民，同情患病的貧民百姓。奉獻出了自己的一切。對國家，他有責任和擔當，做醫生，對病人，盡心盡力，無憾今生。此時我腦海里浮現出陳伯伯在實驗室日夜鉆研，寢忘食的身影，在生命最后的歲月里，文革那年的冬天，他站在寒風凜冽中，雙肩背著背包，隨醫療隊登上去皖南山區的軍用卡車，此刻，他雙眼充滿虔誠和期望，心中還有更高的事業藍圖，更高的目標和愿望，他曾和家人說，想去東南亞和非洲去研究熱帶病，他渴望建立一所亞洲最大的熱帶病的研究中心，他胸懷大志，始終沒有放棄理想，可是壯志未酬，“文革”帶給他災難性的命運，終究使所有的一切都化為了泡影。 時光總是定格在歷史的隧道中，對我們后人來說，陳子達教授作為中國老一輩知識分子杰出的典范，他的生命永遠與祖國同在。 五．仁心仁術.獻身醫學 進入鐘嵐里大門正面弄堂里12號主人徐采，我國著名的傳染病專家和醫學管理專家，他是總后勤衛生部傳染病專業組組長和全軍科學學術委員會1-4屆委員，一級教授。徐采教授1914年出生在江蘇無錫市，1940年畢業于湖南湘雅醫學院，1944年赴美國留學，分別在紐約派克醫院和底特津何門醫院從事傳染病的診療和科學研究。記憶中的徐采伯伯氣質中有著江南水鄉人的寧靜.平和.清淡與明澈。小時候去他家找小康玩，每次見到我們小孩都非常和藹的微笑，言談舉止間讓人感到一股從容，一份淡雅。徐伯伯儒雅幽默，思想敏銳，善于學習，他不但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專家，也是一個具有非凡醫院管理經驗和能力的學科領導者。建國初期，他就在軍區總院大內科的崗位上彰顯自己的才干，他身兼數職，始終秉承和銘記自己老師張孝騫，沈克非，應元岳的教誨，嚴以律己，醫德高尚。早在建國前夕，他就創辦了“內科學報”（現今中華內科雜志前身），并擔任總編輯。日理萬機，忘我工作，傾注了自己大量心血，當年很多醫務人員談起那時的“內科學報”都記憶猶新，是一本理論新，質量高，立題嚴謹，實踐性強的好雜志，對臨床醫務人員受益匪淺。據中國工程院士，著名呼吸內科專家翁心植教授曾經回憶，“1953年，中華醫學會內科學會決定創刊【中華內科雜志】，建議將當時南京軍區總醫院出版的【內科學報】移至北京，在其基礎上編輯出版，這個建議得到了【內科學報】總編輯徐采的慷慨同意和大力支持”。直到1953年將《內科學報》移交給中華醫學會改名為《中華內科雜志》止，共出版4卷39期，發行547524冊，共800萬字。如今中華內科雜志譽滿天下，碩果累累，成為當今國內醫學界最權威的專業雜志之一。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這本雜志的早期創始人徐采教授，正是他的杰出貢獻，才賦予這本雜志深厚和堅實的基礎，現在國內的很多資深的醫學專家曾經是熟讀著【內科學報】成長起來的。 他組織部隊醫務人員大張旗鼓地除害滅病，研究流行病及多發病，在他領導的醫療、教育工作中，不遺余力地宣傳預防為主的思想，親自抓部隊的多發病痢疾、肝炎疾病的防治和科研工作，他潛心研究菌痢和傳染性肝炎的臨床治療和防治，制訂了很多實用有效的方案，提出了很多重要論述。組織和制訂了許多全軍醫療管理和醫學學科學科的章程，他多次提出科研教學為一有機體，身體力行，積極在全軍區內推廣和進行醫療科研的實踐和總結，為軍隊醫學學科的創建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徐伯伯首創了組織部隊和醫院醫務人員組合成的一個研究組，進行醫療、科研、教學實踐，取得了成功的經驗，這就是開門辦科研。通過幾次科學總結，使整個部隊醫務人員的醫療水平逐步提高。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調到安徽合肥105醫院，自己雖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獻身醫學的決心沒有改變，他多次隨醫療隊去大別山和皖南山區，采集中草藥。尋求中西醫防病治病的良方，積極培訓基層醫務人員，開展動物實驗，為救治重癥肝炎進行深入研究，他用中西醫結合的方法先后搶救了重癥肝炎百余例。 徐采伯伯把自己的一生都毫無保留地獻給了祖國的醫學事業，根據他生前遺愿。他去世后將遺體志愿捐獻給醫院解剖，將內臟器官制成標本，供后人教學之用，他一生平淡雋永，醫德高尚，誨人不倦，大醫至愛，斯人已去，風范長存。他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徐采教授家斜對面15號住的是陳廷綱教授，福建省福州人，早年畢業于中央陸軍軍醫學校大學部醫學本科，1942年在印度新德里抗瘧研究所進修，1948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孟色乃醫院學習，次年回國，他是國內著名的消化科內科專家，全軍醫學科學委員會委員。他在長期的臨床工作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工作作風嚴謹，極其負責，從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60年代，一位中年病人，表面觀體質良好，診斷不明，當時陳廷綱教授會診時認真翻閱病歷，就考慮為肝癌，依據是病人曾經有短暫肝區劇痛。一個多月后病人死亡，尸檢確診為肝細胞癌。他擅長治療消化道潰瘍和肝硬化，對降脂藥物在臨床的治療有深入研究并有獨特見解。早在1944年陳廷綱就和他的同事在中華醫學雜志（重慶版）上報道過240例特別注意的傷寒并發癥的臨床報告。他曾擔任過南京總院副院長。據國內著名生物制品專家陳廷祚回憶自己1941年是上海醫學院43屆的學生，當時由滬過往滇渝二地，在重慶歌樂山上醫和中央醫院合作時，當時中央醫院內科就有徐采和陳廷綱二位高級醫生，陳廷綱那時是我的上級醫生（主治醫師），有一次，醫院有一個傷寒腸穿孔病人死亡，其實當時傷寒病流行，死亡率極高，可是死者家屬把我們告上了重慶法庭，說我們兄弟倆誤診，最后經法院調查處理，判定我們無罪，我們倆人問心無愧，其實我們不是兄弟，他是福建人．我是江蘇人。 那時戰事緊張，傳染病肆虐。茅草棚做教室，簡陋平房做宿舍，冬日寒濕。夏日缺水，生活異常艱苦，但醫護人員精心為病人服務，醫患之間相互尊重理解，當時還有一首為患者寫的民謠廣為流傳，歌詞是這樣寫的： This is a song for those who are suffering. 這是為患者譜寫的一首歌曲。 Your strength and spirit have touched one and all 你們的力量和精神感動了我和我們全部患者， It is your dedication that is out inspiration. 你們的奉獻就是對我們的鼓勵， Because of your courage, you help us standstill. 由于你們的勇氣和幫助，致使我們的疾病得以治愈。 “人情味”是當年醫生和病人之間關系的重要調和劑，相比今天，現代醫學繁榮發展的同時，卻偏離了“以人為本”的軌道，導致醫患關系日益緊張，不可收拾尷尬的境地。 六.心胸外科的一代宗師 鐘嵐里7號的樓房下經常傳出優雅天籟般的鋼琴聲，余音裊裊，不絕如縷，這是我平生最早對鋼琴的印象，那時就感覺到，世界上僅然還有這樣如此美妙的旋律，主人高高的個子，寬寬的臉龐，戴著一副眼鏡，儒雅聰慧的氣質，他就是南京軍區總院副院長，我國第一代心胸外科創始人之一，一級教授，著名胸外科專家吳公良教授，吳伯伯1933年畢業于北平大學醫學院，曾留學美國華盛頓大學任研究員，1948年回國。他早在1936年就編著一本【外科實習指導】，由著名醫學專家姚克方為其題寫書名。在1949年前后。我們國內臨床外科學的學術刊物大都是國外雜志，我們自己還沒有外科專業刊物，在當年總院外科全體同仁的努力下，1951元月1日中華醫學會外科雜志的前身【外科學報】在南京正式創刊，吳伯伯擔任副總編輯，記得當年的發刊詞是這樣寫道“我國外科學的發展，可以說已是從幼年步入青年時代，天天不斷地在成長壯大中?！彼频Z前行，敢為人先，兢兢業業的工作，為【外科學報】付出辛勤的勞動和汗水。如今中華外科雜志已經走過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歷程了，它見證了我國外科事業的發展的輝煌歷史。解放后，吳公良教授出席在捷克斯洛伐克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軍醫大會，并在會上作了“100例膿腫外科手術’的學術報告。1954年曾赴遼陽市參加中央軍委組織的戰傷外科醫療研究組，編導了一部【晚期戰傷的治療】紀錄片，對指導當時我軍的戰傷治療起到較大的作用。他主編了我國第一部【野戰外科學】為我軍的戰地外科奠定了學科基礎。他著有【支氣管外科解剖學】【肺切除術技術】【肺結核防治手冊】等書，1959年成功地開展了心臟大血管手術治療主動脈縮窄癥和主動脈瘤，1960年采用自肺氧合深低溫進行心臟直視手術獲得成功。他對肺結核外科治療及胸部戰傷的晚期處理有較深的研究。創新和革新手術器械十二種。吳伯伯是全國第三屆人大代表。中華醫學會江蘇省分會第二.三屆付理事長。作為我國心胸外科的一代宗師，他有高超的醫術，卻仍探素進取，他有大醫精誠的思想，卻仍博極醫源，勤奮不倦，他一生救死扶傷，為人師表，德高望重，始終率領自己的學科在醫學科學的前沿上努力奮進。 七.眼科泰斗，追求不懈 與吳院長一墻之隔的是4號齊續哲教授家，齊伯伯是國內著名醫學教育家。資深眼科專家，滿族人。我想滿族齊姓氏應屬八旗中之一，可謂身世顯赫。齊伯1933年畢業于北平大學醫學院，早年在西北大學從事醫學臨床教育和眼科臨床實踐，以后先后在國立中正醫學院和中央大學醫學院醫學系擔任教授和系主任，是國內較早對沙眼病原體的防治和研究的專家之一，他1950年就擔任中華眼科雜志的編委，中華醫學會江蘇省眼科分會的主任委員，總后勤部醫學科技委員會委員，他是江蘇省眼科界的最老的前輩和領軍人物。在1936年就用喹啉治療沙眼，1952年開展角膜移植術，并創制角膜移植固定盤，1956年發現絲蟲在眼內寄生，他著有【眼外傷】，他對臨床眼部外傷的研究和處理有其獨到之處，為部隊的眼科外傷救治做出了很大貢獻。他工作上奮進不己，學術上誨人不倦，造詣頗深。 鐘嵐里的住戶高思榕說那年她患麥粒腫，雙眼紅腫，齊伯伯精心地為她做了手術，至今她還記憶猶新，一個眼科大家，認真細致的對待每一次手術，哪怕是這么為微不足道的小手術，敬業精神讓人感動。齊老是滿族人，文革期間遭受迫害，據林洪元教授兒子林揚回憶，文革期間他受父母委托去鐘嵐里探望齊伯伯，當他看見齊伯母時說，我父母叫我來看望你們，“叫你們一定要堅持下去”，齊伯母緊緊地握住他的手，淚如雨下。齊伯伯的兒子齊備教授是這樣回憶文革期間家父的，“憶及當年，先父年邁，生活不能自理，然而要被迫參加名目繁多的醫療隊，我以一介游子追隨先父漂泊安徽小三線山山水水，終年寄宿，浪跡天涯，其中凄苦不堪回首?！? 八.精雕細琢，功在五官 18號住戶肖軾之教授，是我國著名的耳鼻喉科專家，一級教授，原南京軍區總醫院耳鼻喉科主任，八十年代調任上海第二軍醫大學長海醫院耳鼻喉科和教研室主任，他1938年畢業于湘雅醫學院，1944年在美國費城和紐約進修學習食管學和內耳開窗學技術，1951年年僅39歲的肖伯伯就開始寫專著【耳鼻咽喉科學】，1955年4月出版發行這本近90余萬字的經典著作，1962年主編【耳鼻喉科學】第二版，1989年主編【耳鼻喉科學】第三版，七八十年代他在上海參加【耳鼻喉科全書】的再版編寫工作長達14載，他先后主編和編著【耳鼻喉手術并發癥和意外】【耳鼻喉科病案集】，【耳鼻喉科文集】，【耳鼻喉科外文雜志摘譯和譯文集】，【創傷耳鼻喉科學】，【耳科學】上下冊，【鼻科學（耳鼻咽喉科全書）】【咽科學】，【漢英耳鼻咽喉科詞典】等近30多本著作。他生命不息，耕耘不止。在醫學界也堪稱奇跡。他的同事，享譽海外的耳鼻喉科專家李寶實教授夸他是“文章泰斗，專業博淵。下筆千言，憑軾成篇?！睘榱吮碚盟麑︶t學科學所做的特別貢獻，1978年他曾榮獲全國全軍科學大會雙重獎。 我案頭有本肖伯伯生前贈給我父親的“八十年選記”一書，它記錄了肖伯伯五十多年坎坷的醫學人生，凝聚著作者思想的聲音，人生的智慧和科學的精神，我反復看了好幾遍，崇敬之心油然而升，每次看后都有新的理解和感受，其中學醫做人的道理顯而易見。我仿佛正在和肖伯伯在進行一次心靈的長談，認真傾聽和感受前輩人格的力量和科學思想的靈光。 記憶中的肖伯伯給人的感覺是一個非常精干，性情樂觀，思維敏捷，充滿活力的老人，肖伯伯行醫五十多年來，始終在醫學的園地里辛勤地耕耘，他一生不懈追求自己的事業，積極探索醫學科學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無論從資歷和成就來說，他在國內耳鼻喉科界早就享有很高的聲譽，成就卓越的泰斗級人物了，但他功臣不居，虛懷若谷，他說“自己讀了這么多書，只成了“半個醫生”，我常稱自己是老學生，永遠做學生，做到老，學到老，永遠讀書求知”。 業內同事評價肖教授“他上班提前進辦公室，講課提前到課堂，門診提前準備等病人”。趙長青醫生在回憶他請教前輩時的一段話，“為了審閱一篇我自己寫的文獻綜述初稿，我寫信求教于上海第二軍醫大學長海醫院的肖軾之教授，肖教授及時答復并附上一封字跡工整堪稱書法的回信。......他們留給我們不僅僅是文字的東西，更是一種治學的精神，一種傳承?！?肖伯伯1933年考入湖南湘雅醫學院，在學校就是一個非常勤奮，功課優異，好學上進，對自己嚴格要求的學生，入學第一年各科成績就達90分，為全校之冠，多次獲獎學金，六年的本科學習為他日后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38年他以歷年總成績第二，畢業論文第三的優異成績畢業。湘雅醫學院畢業后被分配在湖南雅禮醫院做住院醫生。當時正值日寇入侵，祖國山河破碎，戰局緊張，僅有26歲的肖伯伯自念抗日救國匹夫有責，他找到長沙廣雅中學報名參加紅十字會醫療隊，（他是湘雅醫學院第一個報名參加紅十字會醫療隊的），當時在湖南長沙絲茅沖是紅十字會后方重傷醫院，從前線救治下來的病人非常多，尤其重傷員不斷，急缺醫務人員，他積極投身到救護傷員的工作中去，每天起早貪黑為病人清創，換藥，手術，1938年底在隨醫療隊移至位于湖南芷江機場的醫院，幾年以后紅十字醫療隊有又先后調入貴陽圖云關和川東黔江縣，后來他擔任紅十字會第五醫療隊擔任隊長和訓練所教員。在抗日戰爭艱苦卓越歲月里，肖伯伯不畏艱辛，晝夜工作，救死扶傷，培訓醫護戰地人員，為抗戰貢獻出自己一份力量。 在專業上，肖伯伯是一個在技術上極其精細的學者，追求極致和完美，凡遇手術和隨訪病人發生問題，他從不放過疑點，都要找原因，提出警示和改進，無論是臨床成功和失敗的經驗，他都要寫工作日記，認真總結，接受教訓，田仕明教授評價肖老“對自己的工作中的失誤毫不諱言，“臨證教訓”八則，記述了他臨床方面的教訓，實事求是，難得可貴?！毙げt德高尚，嚴于利己，他在自己的【行醫銘】中，有一句“病人為師”，他說，“概括八個字，一個標準，即和平，嚴謹，專心，靈活，一個標準就是對待病人要像對待自己父母，兄弟，姐妹?！痹陂L期的臨床工作上，他做調查研究，多次帶領科室醫生下基層和部隊，深入研究?？萍膊〉陌l病人群，職業人群，環境因素，疾病發病規律，比如某連隊在國防施工，開山放炮造成很多戰士鼻干燥出血，他們就給戰士檢查，提出預防措施。他勇于在技術上改革，敢于創新，他說一個醫學科學工作者要“異想天開”，他從60年代就致力于鼓膜修補材料的研究，先后創用胎兒臍帶血管及羊長線邊角料修補鼓膜穿孔在臨床應用上均獲成功，這項研究反復持續了20余年，獲得全軍科學進步二等獎，但他仍鍥而不舍，不斷改進創新，他一絲不茍，嚴謹的科學態度，非常感人，當現代醫學日新月異發展，越來越多的邊緣學科形成，耳鼻喉科學已擴展到頭頸外科領域時，他眼光深遠，言傳身教，鼓勵?？迫藛T打破常規，跳出小天地，勇于探索新的未知領域，期望有更多的“破墻手”出現。 行醫五十余年，他刻苦鉆研，珍惜時光，不懈讀書，即便在顛簸流離的艱苦歲月里，他還借閱醫學外文書籍，墨水供應困難，就用毛筆寫成英文筆記，裝訂成冊（至今他籍貫江西萍鄉圖書館還保留著他當年的讀書筆記）。文革期間，他接受審查批判，倍受冤屈，屢遭磨難，白專道路的帽子扣在他頭上，但他仍意志堅定，毫不動搖，每天潛心閱讀，70年代在安徽農村參加醫療隊時，條件艱苦，每天晚上在煤油燈下還堅持看業務書，他說“做醫生就要做個明白醫生，讀書無罪”。他從1958年就閱讀英美耳鼻喉科醫學雜志影印本，32年未間斷，經幾十年長期積累把50萬字的譯稿分門別類整理成冊發行，他還自學日語，到后來也能看懂日文書籍。在安徽合肥105醫院期間，當時在“極左’思潮下，打破?？平ㄖ?，搞’醫護一條龍”,同樣要參加綜合科室的急診值班，由于肖伯伯在長期的臨床實踐中，積累了深厚的醫學理論基礎和豐富的臨床經驗，他雖然是一位耳鼻喉科醫生，卻能熟練地處理各種內外婦兒和骨科，眼科的病人，讓周圍醫生驚訝不己。 1978年3月肖伯伯光榮出席了萬人矚目的全國科技大會，當科學的春天到來了，他激動的心情難以言表，他把所有精力都投身到自己的事業中去了。 肖伯伯說，“對一個醫生來說，做到老，學到老是非常重要的，錘焉鑿焉，雕焉琢焉，學如煙海，不見其邊?！彼沁@樣說的，一生也是這樣做的。有人說，“一輩子堅持做一件事，堅持登一座山峰的人，一定會到達頂峰，也一定是個成功者和佼佼者”。我從肖伯伯的醫學人生中見證了這個道理。 九.懸壺濟世。無怨無悔。 20號黃永樂教授是我國著名的外科和醫院管理專家，他1940年畢業于湘雅醫學院，抗戰期間西南大后方瘧疾流行，很多病人臨床表現為“急腹癥：，但經手術剖腹探查無陽性發現，他通過分析200多份病例，提出瘧疾所致“急腹癥”與真正急腹癥鑒別診斷方法。建國后任南京總院泌尿外科主任，最早參與新中國第一本全國性外科專業雜志【外科學報】創建和編寫，這本雜志以后成為醫學臨床外科中最具有影響力的專業刊物。1959年-1966年擔任南京總院大外科主任，參與全軍燒傷外科的研究工作。1960年黃永樂教授作為中國外科代表團成員參加在莫斯科舉辦的全蘇外科第八屆會議，會上黃教授向大會介紹了我國大面積燒傷防治的工作成就，引起各國學者的關注。大面積燒傷的輸液公式計算一直是臨床遇見一個棘手問題，它是以體重作為計算基礎的，但是這種測體重方法對嚴重燒傷很難完成，尤其在部隊野戰環境下，病人多幾乎很困難做到，1962年，黃教授組織和帶領他的同事深入部隊，對5476名青年男性的身高和體重進行實測，發現身高和體重比例一般均接近3:1，他不斷研究和反復改進，最終研究出一套最簡便實用的大面積燒傷輸液公式，這一成果迅速在全軍推廣，并在國內發行的各外科教科書中應用，收錄在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的【燒傷治療學】中。黃伯伯還參與編寫沈克菲教授主編的【外科學】和裘法祖教授主編的【外科手術學】及【野戰外科技術手冊】。幾十年來。黃伯伯非常注重醫德教育，為教以德，以德為范，對學生和年輕醫生要求十分嚴格，培養了很多優秀的學生，在醫院領導崗位工作時，他兢兢業業，任勞任怨，以身作則，鞠躬盡瘁，黃伯伯為早期南京軍區總院大外科的建設和創建四川廣元的410醫院（現廣元市第一人民醫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黃德輝是這樣回憶他父親的，“爸爸那時在83醫院也被下放到安徽農村醫療隊，他回來時瘦的皮包骨，好在后來去了廣元，雖然艱苦但很受人尊敬，父親滿腔熱情和回去的專家們組成了四機部在廣元的職工醫院，造福一地，還開辦了職工大學培訓四機部的基層醫務人員。父親一生獻給了救死扶傷的崇高事業，我們父輩都是這樣的偉大?！? 十.甘為人梯，手術臺上推新人 11號徐化民教授是國內著名資深外科專家，他曾是第二軍醫大學長海醫院外科和教研室的首任主任。自第二軍醫大學創建以來，他就是二軍大歷史上舉足輕重的專家，他和他的外科同仁不僅完成了二軍大長海醫院外科的創立，更完成了對整個外科的奠基。他在臨床第一線當外科主任時，知人善用，積極培養和大膽啟用年輕業務骨干，據中國工程院士，我國著名的肝臟外科專家吳孟超曾經充滿感情地回憶起60年代初，他人生的第一次重要的肝臟外科手術，抽血、化驗、測心肺功能，例行重大手術前所有的檢查。 手術決定在星期二的上午進行，外科主任徐化民主刀，吳孟超、張曉華、胡宏惜等人為助手。麻醉科、血液科、心內科等科室的醫生全力配合。洗手、消毒、穿衣、上臺，一切準備就緒，這是醫院沖擊肝臟禁區的大手術。這臺手術本來方案是徐伯伯主刀，吳孟超擔任第一助手。大家不知道這次手術能不能取得成功，以往的失敗讓他們沒有辦法不緊張，手術室所有人員表情凝重。就在徐伯伯站到手術臺前的最后一秒，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他把手術刀在第一助手吳孟超眼前晃了晃，并用信任和期待的眼神看著吳孟超，然后，把手術刀重重地遞到吳孟超手上。他要讓吳孟超主刀，而自己則做吳孟超的助手!現場，沒有人吱聲，大家都知道這把手術刀的輕重，大家更知道，對于一個赫赫有名的大外科主任來說，這時候“讓刀”，不是回避風險，不是逃避責任，而是對助手的一種理解和支持，那樣的大手術讓一個年輕醫生去做并不是每一個高年資科主任都能做到的。吳孟超教授說這是徐伯伯的胸襟，膽魄和氣度。事實證明，徐教授的關鍵一“讓”，成就了年輕軍醫吳孟超的“美名”， 世界外科大會上的轟動。 徐伯伯不拘人格，海納百川，可望不可及的思想境界和甘為人梯的高尚情操，永遠是醫界的楷模。 十一．銘記總理教誨，救死扶傷，奉獻醫學 在南京鼓樓區一家復興舊書店里收藏著鐘嵐里21號主人蔣孝忠主任文革前數張珍貴榮譽獎狀（可能是主人家庭變故的原因），雖經五十多年歲月，紙張已發黃，但保存完好，獎狀內容清晰可見，“茲有蔣孝忠同志于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神圣任務中光榮為人民立下功勞，榮立三等功，以資獎勵”?！爸魅诬娽t蔣孝忠同志于1958年度在開展技術革新中有成績被評為先進工作者，經后勤首長批準授予記二等功獎勵?！边@些獎狀從一個側面真實地反映了蔣孝忠教授大醫精誠，醫事仁術的一生。蔣孝忠教授是國內著名的普外科專家，早期【外科學報】的編輯之一，南京軍區總院專家組原組長，蔣伯伯1942年畢業于上海醫學院，他曾和中國工程院士，著名的燒傷科專家盛志勇教授都是同窗同學，四十年代他就供職重慶歌樂山中央醫院，蔣教授待人和藹，謙謙君子，懸壺濟世，精益求精。 在重慶歌樂山中央醫院工作經歷，對蔣伯伯來說，那是一段刻骨銘心的傳奇經歷?？箲饡r期南京遷入重慶的中央醫院位于重慶西面的歌樂山上，當時條件簡陋，病房和宿舍及辦公室大多是用竹木搭的茅草頂，泥巴糊的房間。當時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紅巖村，曾家巖50號（是周恩來名義買下的辦公樓，人稱“周公館”）。1942年6月的一天，外科主任沈克非通知蔣伯伯等三位外科醫生組成醫療小組，負責為周恩來總理治病。那時蔣伯伯看過“西行漫記”，聽過同宿舍的中共地下黨員計蘇華醫生說起過周總理，也知道周總理在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中表現出來的大智大勇。他從內心崇敬周恩來，從第一次見到周總理的那一刻起，他就立刻被周總理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的作風所深深感染。周總理親切地問他“那個學校畢業的？來醫院工作多久了？”周總理搖著自己的右胳膊說，“我身體本來很好，就是這只胳膊摔壞了，不過還可以寫字，打槍?！笔中g那天，蔣孝忠擔任助手，術后不久，他周總理折線，折線有點疼，他邊折邊看總理的動靜，總理卻若無其事，雖是小事卻給蔣教授留下深刻印象。7月中旬總理出院了，臨別前他握著蔣教授的手，向他道謝，聽著總理謙和溫暖的話語，蔣伯伯心里熱乎乎的，激動心情難以言表。 1945年10月8日下午蔣伯伯正在重慶市民醫院上班，那天十八集團軍重慶辦事處的秘書，中共黨員李少石（廖仲愷的女婿）用八路軍辦事處的轎車送中共領導人的摯友柳亞子先生去沙坪壩，途中遭國民黨士兵槍擊，李少石背部中彈，失血過多離世，當時毛澤東主席正在重慶談判，這事件牽涉到國共二黨關系，非同小可。蔣伯伯參與全程搶救傷者直到并背著死者去拍x光，解剖，為逝者獲取事件真相。自始至終周總理一直在事件處理現場，“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蔣伯伯又一次感受到周總理凜然大義和機智細致的工作作風和高超的政治斗爭藝術。 1963年國慶節，蔣孝忠參加全國科技會議。參加了國慶觀禮，他又一次在天安門城樓上看見了周總理。 蔣伯伯1976年4月在北京老朋友301醫院普外科陸惟善教授家中看見桌子上放著周總理的鏡框，他心情非常激動，陸教授知道蔣伯伯和總理的特殊感情，就把這個周總理的鏡框贈送給蔣伯伯，幾十年來周總理的鏡框放在他的書桌上，一直陪伴著蔣孝忠教授。周總理的諄諄教誨始終在他耳邊回響，永遠激勵和鞭策著他。 五十年代，他是南京市抗美援朝醫療團第一手術隊隊長，在抗美援朝期間，他以精湛的技術和科學的智慧，晝夜奮戰的艱辛和奉獻，一年中僅大手術就做了上千次，挽救了無數的志愿軍官兵的生命。 半個世紀以來，蔣伯伯始終銘記周總理的教誨，在無影燈下兢兢業業，任勞任勞任怨工作和奮斗了無數春秋，他把畢生精力都獻給了醫學外科事業。 歲月已流逝，但歲月沉淀出的真諦和品德卻將永恒。 十二． 鞠躬盡瘁，骨科精英 14號樓的住戶范國聲教授是40年代后期我國第二代骨科梯隊成員之一，他1940年畢業于北京協和醫學院，1949年獲英國利物浦大學骨科碩士學位。成為我國獲此殊榮的第二人，1947年范伯伯建立和創辦了現今南京總院骨科，范國聲教授早年師從我國骨科創始人孟繼懋先生，成為我國現代骨科領域的領軍人物。50年代他就擔任【外科學報】的編輯，曾對頸椎截癱上肢腱移位和胸椎截癱臂肌彌補手術有深入實踐和研究，并在國內率先開展難度較大的枕頸段手術。他是我國最早從事人工關節置換的研究學者，60年代初，他首次用進口聚甲基丙烯酸甲脂做成Judet型人工股骨頭為7名高齡股骨頸骨折病人實施半髖置換術獲得成功，范伯伯嚴謹為實，溫故知新，他勇于創新，碩果累累。他1955年主編的【臨床骨科學】，合著有《髖關節晚期戰傷的治療》。他一生對中國的骨科學做出了杰出貢獻。 鐘嵐里34號住戶許競斌教授從醫60余年。直到90歲高齡還親身參加醫院門診和查房，科里的同事回憶許教授都稱贊他，嚴于律己，寬厚待人，醫德高尚，技術精湛。他的學生徐光明在一首獻給終生仰慕的許競斌教授詩中曾這樣寫道：“你是我的恩師，給了我終生解讀不完的課題，您是我的楷模，給了我永遠翻閱不完的篇章?！?許伯伯1944年畢業于湘雅醫學院，曾參加過抗日戰爭遠征軍滇西戰場醫療救護隊，50年代也參加過志愿軍手術隊，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救護傷員。50年代他是【外科學報】早期創刊的編輯之一。60年代就率先成功完成了江蘇省第一例斷肢再植手術，編著了新中國第一本骨科學專著【實用骨科學】1954年版，現任【實用骨科學】第一.二版主編。他勤于實踐，從不推諉病人，任何問題和難題，都設法自己解決。一位來自廣州軍區的戰士，入伍8年，住院7年，骨盆右側進行了七次手術，曾經周轉全國多家醫院求醫，都不愿接受這個“難治病人”，許伯伯深入了解病情，制定方案，親自主刀，是這位戰士奇跡般恢復，這樣的實例在許伯伯的行醫生涯中是舉不勝舉，不計其數了。他對年輕醫生嚴格要求，規定他們，每一種病例必須看20臺手術之后才能主刀上臺，長期以來他在部隊和各地市培養大量的優秀骨科醫生，1985年，許伯伯應邀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骨科中心，新澤西洲生物研究所做學術報告，受到美國專家的高度贊譽。1995年許伯伯發明的“許氏單側多向骨外穿刺針固定架”，在鑒定會上受到中國工程院士盧世壁教授等國內著名骨科專家的高度評價。60多年來共施行5000多例腰椎間盤摘除手術，治愈率超過96﹪。幾十年來他不辭辛苦，應邀去許多省市醫院講學，會診，培訓基層?？漆t生，無私傳授技術，他的足跡遍及全國各地。 2007年醫院祝賀許伯伯90壽誕暨從醫63周年，表彰他從醫六十三年來，大醫精誠，懸壺濟世，精益求精，無私奉獻的精神和為廣大病人做出的貢獻。 十三． 心臟專家的絕活 鐘嵐里10號住的是胡康寧教授，胡伯伯的兒子胡明至今還保留著一張特殊珍貴的照片，是1963年在上海華東醫院，他父親和開國元帥葉劍英合影的照片，旁邊還有中國著名心血管內科的先輩董成瑯教授。胡伯伯1943年畢業于湘雅醫學院，是我國著名的心血管內科專家，他是南京軍區總院心臟內科首任主任，該科的高血壓和冠心病的診治水平在全軍乃至全國都有很高的知名度。胡伯伯是中華醫學會江蘇省內科分會和老年醫學會的副主任委員，全軍心血管內科專業組的副組長，并聘為美國醫學會雜志中文版編輯。他長期擔任中央保健組副組長，肩負著部隊首長的保健工作，軍隊的眾多將軍和元帥都是他的病人。 他1950年參加血防工作，榮立二等功一次。胡伯伯醫術高明，技術精湛，在軍內外享有盛名，幾十年活躍在臨床第一線挽救了無數病人的生命，他治病救人，妙手回春，是患者生命的保護神。尤其對心血管疾病的診治造詣很深。著有【體格診斷學】一書，1964年曾出席衛生部國家保健局召開的冠心病專家座談會。1965年的【人民日報】曾經報道過這樣一篇文章，詳細記錄胡康寧教授在江蘇鎮江某醫院對著名日本友人中井的搶救記實，當時病人處于昏迷，生命體征極不穩定，當地醫院診斷為“心肌梗塞”，危急時刻，他們通過當地政府向南京的心血管專家胡教授和南醫附院的內科劉夕錫主任發出求援，二位教授火速趕到異地醫院，通過聽取病情匯報，對患者的病例和多次心電圖進行反復認真分析，，胡教授又認真對病人做了全面檢查，又重新給病人做了心電圖，經過幾個小時的反復細致觀察，胡劉二位教授再一次讓病人改變體位聽診，終于發現肺部有濕性羅音，當即排除“心?！?，確診病人是“中毒性肺炎”，最后的放射胸片檢查也得到證實，經過及時治療，病人得救了，彰顯出中國醫生高超的醫術和救死扶傷的精神，受到國際友人的高度評價。70年代初，我有個戰友的父親是個老紅軍，一直胸悶不適，托我母親找到胡伯伯，他細心問診，給病人做了認真全面的物理檢查，尤其是胡伯伯的聽診技術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了，幾分鐘聽診下來。并對病人有個明確的診斷，聯想到我們現在的很多醫生已經不大會用聽診器了，他們過分依賴儀器檢查，忽視物理檢查，所以即使現在有很多的現代化診斷設備，但臨床誤診率并沒有因此減少，物理檢查是臨床的基石，怎樣把望觸叩聽留在臨床，這也是每個醫生所急需要思考的問題。 胡明回憶起自己父親說，“父親一生謹慎小心不愿碰政治這根線……解放前著名左翼文化人夏衍曾動員父親去延安，他謝絕了，解放后總院動員他參軍入黨他也婉言謝絕”。其實，醫生是不問政治的，心里只有病人。就像中南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士張堯學教授說的“湘雅精神，就是仁心仁術，救死扶傷，不問政治，不問國界，不問貧富，只要你是人，你就有生存的權力，你就有獲得健康的權力，那么誰來守護她，使我們的醫生，是我們偉大的醫學工作者?！? 十四.中年才俊，壯志未酬 在南京軍區總院的院史館里，有一張早已泛黃，封著塑料薄膜，用毛筆字寫的“醫生聘書”清晰可見。聘書上寫道，“聘請沈威廉先生任中央醫院外科助理住院醫師，聘任期間自民國27年（1938年）八月起至民國28年（1939年）七月底止”。當年一個外科助理醫生的月俸是國幣120元，當時1938年大米十12.67元石（75公斤），黃豆7.52(50公斤)，豬肉O.31元一斤，白糖0.21元一斤，顯然那時醫生是高薪人群，這是后話。 沈威廉教授1919年出生在湖南長沙，1944年畢業于湘雅醫學院，我國早期的【外科學報】編輯，他是我國早期打開心臟禁區的著名胸外科專家之一，文革前是南京軍區總院胸外科主任，他帶領的手術團隊曾經以精湛的技術和優質的服務名揚全國，沈伯伯也曾用自己的那雙纖細精巧的手，在手術臺上完成了很多精美的心臟瓣膜手術，挽救治了數以千計的病人生命，其中很多是軍隊的干部和戰士，家屬和子女，也有高級干部。文革初期，“沈威廉事件”慘烈，悲涼，可謂人間悲劇，稱為“手術刀下的階級斗爭”震驚總院，在那殘酷斗爭的瘋狂歲月里，善良的人們只能保持沉默，我從父輩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們那種失落無賴和嘆息。有人悲憤的仰天而問：“天理何在？”沈伯伯曾經是一個非常優秀的胸外科醫生，基礎扎實，聰慧好學，才華橫溢，事業日月中天，正值中年才俊，本應該還能在手術臺上挽救出更多病人的生命，可是就是在那一刻起，他的生命卻由激流歸于止水。所有正直的人都相信他是絕對無辜的。文革是中國歷史上人妖顛倒，慘無人性的年代，那種莫須有的罪名和災難會突如其來，無緣無故的降臨在一個善良的人身上。更何況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文人有時很瀟灑，但有時卻很傻很天真。他們最容易被政治運動所算計。 我查閱過中共湖南省湘中地區黨史記載，1949年5月中旬，當時進步人士湘雅老校友，湖南衛生處處長龍伯堅和時任湘雅醫學院的院長凌敏酋受中共地下黨的委托，急需將一批醫療器械和藥品送往湘中一支隊根據地，當時凌找到當時湘雅醫院的醫生沈威廉，沈伯伯毫不猶豫，欣然接受這個艱巨任務，他們在地下黨的護送下，出色完成任務，為長沙的解放做出很大的貢獻。 沈伯伯熱愛祖國，熱愛醫生的職業，事業上不懈追求，是一個出類拔萃，不可多得，事業成功的心臟外科專家。 十五.第一代精神神經科專家 在美國紐約東北部的撒拉納克湖畔旁長眠著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特魯多醫生，他的墓志銘在民間流傳，激勵著一代代行醫人。 “To cure some time,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 “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當我第一次看見這段話的時候，就感覺這其中賦予深遠的含義，醫學是有局限的，但醫生的人文精神是無限的，它有時甚至超出醫學的本身的意義。醫生應該是精神上的慰藉者。 我的眼前有一摞書信，經主人允許，我打開一封封信，細細地讀著里面的內容，“?、?，你好，...你可以通過大量的閱讀及認真的內省，在?？漆t生的啟發下，努力鍛煉自己，爭取早日康復，不要為心理上的疲憊，感到自卑，要到人群中去，與人們接觸，多和人交談，即在心理上一番大徹大悟，自己的意志大大增強，....” “你每天可以安排一些步行，騎車，到圖書館去看看報，到博物館去看看專題陳列，也可以在家聽聽磁帶，唱唱歌，玩玩樂器，生活是活躍的，” “我今天特寄一張中國日報給你看看，多讀一些短小的英文，增加自己的英語詞匯量，久而久之英語的閱讀能力會大大提高。我們走向知識經濟時代，增加自己的知識是不會吃虧的，...” “?、?，我是一個很普通的知識分子，我比你長了幾十年，我沒有多少生活經驗送給你，我只能告訴你，遇到逆境時，決不可灰心，要打起精神，奮勇前進?！?那流暢秀麗的鋼筆字，字里行間充滿了一個醫生對病人的人文關愛和細心的呵護，是一位醫學前輩給一個普通病人的信，更是一個耄耋之年的老人給一個晚輩無微不至，語重心長的教誨。 醫學很偉大，它是有溫度的，它總是可以通過醫生給需要幫助的病人傳遞出無限的溫馨和慰藉，如沐春風，撥開了病人的心扉，它不是良藥，卻勝似良藥。好醫生功夫在“詩外”。 這位心靈的慰藉者，寫信的老人就是曾經住在鐘嵐里29號的主人，我國第一代精神神經科專家項為教授，他1938年考入湖南湘雅醫學院，那時正值抗戰的危急時刻，日寇逼近長沙，他隨同學校西遷貴陽，1944年畢業于湖南湘雅醫學院。1943年秋天正值抗戰的危急時刻，“國家有難，匹夫有責?！彼x躍參加遠征軍野戰醫院手術隊，他和同學們先在昆明紅十字會總部集中，隨遠征軍師野戰醫院渡過怒江進入前線，戰場硝煙彌漫，戰斗打的異常慘烈。他投身在前方手術隊，不畏流血犧牲，戰地救護傷員。當年項伯伯為此還抄了一段“木蘭詩”，表達自己抗戰的勇氣和決心。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 溯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 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抗戰勝利后，1945年冬天，項偉教授從重慶乘船，一路顛簸漂流來到南京，他是第一批進中央醫院工作的醫生。1946年，我國現代神經精神病學奠基人程玉麟教授向當時南京國民政府衛生署署長朱長庚提議籌建國內首家公立精神病醫院，由于抗戰剛結束，百廢興待，就在南京中央醫院暫借用該院的14病區，設有10張病床，并建立心理室和社會工作室。此時在國立中央醫院大門增掛了“衛生部南京精神病防治院”的院牌，這也是我國設立的第一家公立的神經?？漆t院，這就是南京精神病院（現南京腦科醫院）的前身，程玉麟教授擔任首位院長。1948年美國精神醫學會會長，哈佛大學精神病教授Kar Bouman 還應邀來華，擔任該院的顧問。項偉教授那時就在14病區工作，他是我國最早從事臨床神經精神病工作的專家之一。 1960年起項伯伯擔任南京總院神經內科主任，文革期間，1970年他調入三線410醫院任內科主任，1977年調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