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常年代的一個引人發噱的故事。 70年代，我下放的丹陽縣延陵公社，生產力水平很低，社員一天的工分值不到一毛錢。我們是帶薪下放的，夫妻倆月收入140元。社員說我們家一個月的收入，比他們全家全年的勞動分紅還多。這樣低的生產力水平，是許多城里人想不到的。說起來我學了點革命理論，懂得革命的目的最終是解放生產力，弄不懂解放20多年，農村的生產力水平，生活水平還這么低。1945年我離開農村，留在我的記憶里的，當時農村的生產和生活水平，也不至于是這個水平。 這在當時，當然絕對不好出聲，不好同任何人交談，甚至包括家人，因為我不愿意給他門造成那怕一星半點的負面影響。 社員的口糧靠生產隊，自留地上種些菜和山芋之類，零化錢靠養豬養雞。 我們所在的生產隊，大多是姚家氏族兄弟，他們常來借點、要點、送點，彼此很親熱。 養豬，是最好、最普遍的家庭副業。 養豬，飼料是最大的問題。有腳路的人，找公社，糧管所，供銷社批條子，就有供應。沒有腳路的人，只能干瞪眼。 大隊里一位社員，在百般無奈下，他想出了個絕招。 他了解到，糧管所的主任，每天批出很多供應米糠的條子。他有點文化，于是就摹仿這位主任的筆跡，在自己的申請報告上，簽上主任的名字。一段時間下來，都蒙混過關。 不知怎地，走漏風聲，他的把戲被戳穿了。他被公安特派員關到公社里審問。他坦白說： “我家六口人，養三頭豬，我沒有腳路批到飼料，只好自己當領導，自己批了?！?當時我在公社編輯油印夏收夏種簡報，和公社干部混得很熟。聽了這位農民說的，一時啼笑皆非；再一想，其中蘊含著多少深層問題。我拉拉特派員的衣角，示意我們出去商量商量。 特派員機靈，他對這位農民說： 你好好想想，究竟錯在哪里？ 到辦公室，我們議論開了。我說： 1、他批的飼料是自家養豬的，不是投機倒把；2、他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是逼上梁山；3、貧下中農，理論上是當家作主的；4、我們的供應辦法，不經人意，開后門是普遍現象，不去捅破這層紙為好。 我的頭頭是道，大家倒也不反對。 最后，一位副主任作結論說： 就讓他當一次領導吧。告訴他：下不為例。 這個農民，因禍得福。他不時到公社申請批點飼料，公社秘書常開綠燈。公社里偶爾遇到一些體力活，秘書常找他幫忙，他們成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