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了幾篇回憶文字，養成一個習慣，睡在床上，常常把過往的人和事，從角角落落里找出來，想上一遍。 有件事，我想的很多，而且涉及的當事人大多還在，本不想說，偶爾老伴聽了，她也好幾回勸我不要說。我捺住著，捺了些時候，還是捺不住，感到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事情是這樣： 我們局里一位副局長，地下黨員，父親解放前在大洋橋沿河，開爿輪船（貨運）公司，公私合營時給國營公司了，家庭成分資本家。 文革中，副局長屬于當權派，是貫徹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黑干將，理應接受造反派的批判和審查?？墒?，這位副局長支持少數派學生，參與派性紛爭，并隨少數派學生逃在外地。 年近古稀的母親，對獨生兒子的下落放心不下，常到局里來打聽消息。機關造反派，恨她的兒子，連帶記恨老太太。每當老太太進門，總罵道：“死老太婆，又來做啥？” 老太太倒也掘強，每次問她，她總說：我來找兒子的。 一段時候，社會上掀起抄家熱。地富反壞右，資本家、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屬抄家對象。造反派和革命小將，可以不要任何手續，想抄誰的家就抄誰的家，抄出的金銀細軟，文物收藏，不出任何憑證就拿走，看不順眼的古董擺式，亂砸亂甩。 老太太一次到局里來，進門就被機關造反派揪到辦公室，三位女同志對她搜身。他們的本意，想搜搜老太太身上有沒有金銀手飾，銀行存單，搜到當視為剝削來的財產，應沒收。結果，他們想搜的東西，沒有搜到，卻在老太太棉褲內，發現一枚毛主席像章。這還了得，侮辱偉大領袖，是現行反革命行為的頭條罪狀。不由分說，老太太當即被扭送軍管會。軍管會也不敢怠慢，來個“從重從快”，大會斗，小會批，游斗后，以現行反革命罪，老太太被判刑入獄。 造反派頭頭，派性膨脹，頭腦發熱，異想天開，還想將這位副局長定階級異己分子，叫他們一家人永世不得翻身。因為外調發現，他家領定息的名單里，這位副局長名下領過定息。于是，他們以市教育局革命領導小組名義，正式行文，將定性材料上報軍管會審批。 老太太從被捕起，口供始終如一。她說： “看到社會上的人，佩戴毛主席像章，作為革命干部家屬，我也選購一枚精致的像章，佩戴在胸前。但我每到局里，造反派見我佩戴像章，就眼脹，罵道：‘臭資本家，你有什么資格戴毛主席像章？’一邊罵，一邊動手動腳，搶我的像章。這次我到局里去，進門前就把毛主席像章摘下來，放在褲袋里。搜身時，給她們發現，就說我是現行反革命。又不準我申辯”。 粉碎四人幫后，老太太出獄。 一次，副局長遇見我，他說：我娘在獄中，口供始終不變。當初搜她身的三位女同志，有兩位已改口，說像章從老太太褲內哪里搜出來的，她們沒有看清。只有那位童工出身的黨委干部，堅持說是從老太太褲檔里搜出來的。 副局長的話，其意明顯，是要我出面做做工作。 人人知道，家里出個反革命，背上這口黑鍋，不但珠連到九族，還累及后代。 說實話，我對此事，一開始就有看法。憑直覺，我不相信老太太是反革命。因為，文革時，胡鬧的事太多了。如寫標語，把萬壽無疆，寫成“無壽無疆”，雖屬明顯筆誤，但可定你別有用心。 我在鄉下搞“一打三反“運動時，有個近乎惡作劇的故事。 一位年近古稀的老貧農，天天掛著“現行反革命”的牌子示眾。這是怎么回事？經了解，當時到田頭集體勞動，都帶著毛主席像。一次，一陣風把毛主席像吹走了。他笑道：“快來看，毛主席滾了”。結果，這個舊社會討過飯，大字不識一個的老貧農，因一句戲話，就成現行反革命。還是我想法走過程序，把他解放的。 我找三位女同志中的一位（她曾是我科內的科員）詢問，她說她確實沒有看清楚。 于是，我找到那位黨委干部（她已調出機關），向她轉述了副局長的話，勸她正確對待。她卻仍然露出一臉的不情愿。我不得已亮出觀點說： “說到底，即便老太太有像你們說的那種極端行為，那也是文革中破壞了我們黨對資產階級早就承諾的政策，把他們逼到絕路上引起的。是我們不執行政策在先，才引起她的不滿；何況，定她罪的證據不足”。 對我的話，她顯然轉不過彎來，但她說不出辯駁的理由。 現在想來，那個年代，制造一個“反革命”，太容易了！ 這筆賬，也不好全算在造反派頭上，因為造反派頭頭的極端行為，也是受文革大形勢的驅使的。 再聯系現實想想，我國司法制度如不改革，不完善，依法治國不落實，老百姓能享太平嗎？ 人們對習總書記為首的黨中央，強力推進的改革，在叫好的同時，不無擔心，未恐因阻力太大而不能進行到底，凡吃過舊制度苦的人，懷有這種心情，當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