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市長在中央黨校秋季班培訓，照例我常去服務。一次我到他的單人宿舍里，正巧遇見黨校一位教授和一位教務副主任在場，因為教授是無錫人，教務主任的哥哥在無錫工作，有種自然的親切感，因此談話比較隨便。 我隨手翻翻黨校印發的培訓教材，基礎理論方面，有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不由脫口而出： “這些概念性的內容，學有何用？這些內容，可以說，我背得滾瓜爛熟，卻說不清問題。比如，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上層建筑要適應經濟基礎，那么，我問：現實適應不適應？” 在教授眼里，我的問題是小菜一碟。他高談闊論，講了一通又適應又不適應全是概念性的內容。 “有沒有一個簡明扼要、一看就明白的評判標準？”我問。 他望著我翻眼睛，一時說不上來。我說： “我倒有個標準，就是看絕大多數人有沒有積極性；有積極性就適應，沒有積極性，就是不適應?！?教授一時顯然不好茍同。我便舉例說：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是毛主席的偉大創舉，是通向共產主義的一座金橋。為什么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粉碎四人幫后，接著就把它取消了呢？就是因為搞人民公社，搞農業合作社，絕大多數農民沒有積極性，消極怠工，破壞農業生產。城市工商業、手工業改造，同樣有類似問題。黨的方針政策，如果不能調動多數人的積極性，表明它就是不適應，有必要進行調整?！?對我這泡話，教授顯然不愿茍同，特別是當著市長和主任的面。 “老姚說起來，還是一套一套的”。市長打了圓場，才是對話在笑聲中結束。 說真的，我對從概念到概念的理論宣傳，聽了就心煩。從對理論有濃厚興趣，到現在聽了厭煩，這個過程是怎么來的，我自己也說不清楚。 記得當年我對學理論，可說到了廢寢忘食，不惜工本的程度。馬恩列斯毛的著作，不僅讀，而且節衣縮食去購買，買到了如獲至寶，發自內心的歡樂。凡有培訓機會，黨校、團校、工人干部學校，我都積極爭取參加。1961年我在江蘇省行政干部學院學哲學，學院領導同我談話，擬把我留校當輔導員。因家有不便，我沒有答應。 至今，對學理論，多數人，包括領導人，似乎都沒有興趣，沒有積極性，很值得研究。光責怪大家缺乏自覺性，并不解決問題?？磥?，首先要研究的，是我們要灌輸的理論，能不能說明問題，抓住人心。不是說實踐中遇到的問題，也是理論要解決的很本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