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從教足自豪”，這是我七十歲時沈紹祖同志寄贈給我的賀詩的首句。這首詩收在他的《浪花集》里?！白阕院馈?，是詩人特有的激情奔放的語言。我不會做詩，無法應和。這倒鉤起我對從教20年的追憶，忘不了這一時段教育界的一些人和事。 解放初，我投身參加革命的第一站就是搞職工教育。解放翻身后登上領導階級政治舞臺的職工群眾，受到黨和政府的極大重視，從他們中間培養選拔了大量的各類干部和建設骨干。受限制的是，舊社會使他們缺少受教育的機會，以致他們中間文盲和半文盲占８０％以上，小學程度就稱知識份子，因而影響到他們翻身后參加社會政治活動，參與經濟、文化、社會的管理。翻身解放激起的高漲政治熱情，萌發他們學習政治文化的強烈愿望。因此，無錫解放，中共無錫市委提出組織發動十萬工人上夜校，作為職工運動一項突出而迫切的任務。于是，各行各業的職工學校，如雨后春筍般地迅速發展起來。 當時全市的職工教育，由市總工會直接主管。因為職工教育經費全部是從工會經費明文規定的３７，５％中支出的。鼎盛時期，全市五百多名專職職工教師，由市總工會宣教部直接調配。此外，各校還聘有上千名兼課教師。教育局只是在教學業務上給予指導。 我從教的第一引路人是紀宇同志。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我到工人干部學校脫產學習。紀宇同志時任教導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因為校長是工會主席掛名的。結業后，紀宇同志讓我留下當了一期輔導員。后我調到總工會搞職工教育，他是主管我們的宣傳部長。紀宇同志一位難得的好領導，一位和靄可親的長者，對年輕人愛護備至。有一次他要我寫一份工作匯報，看到我面有難色，就叫來一位年長的秘書，對我說，你提供素材，由他寫；不過你要學會寫作。我學習為文，就是從接受他的教導開始的。后他調市教育局任副局長（黨組書記），宣傳部任副部長。我常去他家看望他，交談中他都要對我說些鼓勵的話。有次去，包厚昌書記也在，他向包書記介紹我說，他搞職工教育很有成績。包書記拍拍我：“有成績，別驕傲，好好干?！奔o宇同志和老伴都是40年代參加革命的，子女又多，生活儉樸，經濟不寬裕，克己自律，從不向組織上伸手。50年代，困難時期他得了肝病，沒有及時得到保養和及時治療，因發作而不治身。得知噩耗，我痛哭不已。落葬那天，我和沈紹祖同志同去革命干部公墓，向他敬獻花圈，行禮送別。很長一段時間里，對他的思念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沈文濤是我最早接觸到的工農教育科長，是我的前輩。這位老資格的教育干部，為人正派，待人寬厚。我主管的店員職工中學，兩位老資格的教導主任鬧矛盾，我請他幫助做他們的思想工作。他約了我們三人，一同到狀元樓吃便飯，席間他說了不少勸說的話。對此我露出不以為然，認為他應該說些批評他們雙方的話。過后他向我解釋道，知識分子愛面子，對他們要多正面鼓勵，少批評指責，尤其當你的面，效果更不好。談話后，兩位主任都說沈科長的話中肯，我們工作上有矛盾，應各自多做自我批評。 １９５５年，學校改制，他調到市三中當校長。１９５７年學校整風反右中，他說市三中沒有右派分子。作為領導運動的校長，一開始就把話說死，顯然不合時宜。后來派工作組進校，一晚上就揪出五個右派分子。這樣就把他撤了。從此他默默無聞，在一個大學的圖書館里度過了一生?，F在看來，這是對一個正直、勤奮、有見地、有作為的干部的糟踏。 我在教育部門接觸最多、接觸時間最長、特別有感情的，繼紀宇同志之后，要數沈紹祖同志了。他是繼紀宇之后調任總工會宣傳部長的。出身教師的他，學習、工作都特別勤奮認真，有教學工作的經驗，又重視研究領會黨的方針政策，可說是教育的行家里手。50年代那一段時間里，職工教育、全民識字運動，開展得紅紅火火，為社會各界稱道，教師們也滿意?；叵肫饋?，倒真有點自豪感。 我這個人，在知識分子中像個工人，而在工人中又像個知識分子。在工會系統我不會有多大作為。在紹祖同志調任市教育局副局長后，也讓我調進教育局。從此，我又在他的直接領導下，管理的全市工農教育，包括各類社會辦學，以及后來推行的半工半讀技工學校、中等技校、農業中學。我的工作，雖未創造出顯赫的業績，但在江蘇業內說來，還排得上位的。我曾撰文在《江蘇教育》和一些工作會議上介紹過。推廣半工半讀教育制度的經驗，以市委的名義，準備到全國工作會議上去發言， １９６６年，十年動亂開始，市教育局的造反派，把他揪回教育局接受批斗。我們又相處一段時間。那時，他作為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處境困難。教育系統的造反派，拉著他們到各個學校去批斗，他常常被打。雖然對此我暗自想不通，但無力為他做些什么。有次，我們機關到雪浪鄉去支援秋收秋種，帶著當權派在田頭掛牌示眾。瘋狂而無知的青年農民，對他們動手動腳，見狀我遮擋說：“不要動他們，批斗時你們來”。 教育局的造反派上報材料給軍管會，定性書記、局長為反革修正主義份子，定性一位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副局長為階級異己份子。在軍管會召集教育局的中層干部聽取意見時，我說：沈紹祖出身貧農，參加革命后，工作一貫勤勤懇懇，對黨忠誠，有階級感情，教育局的干部有目共睹。他接受劉少奇主持中央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并認真貫徹執行，事實俱在。說明他對打著紅旗反紅旗的路線斗爭分辨不清，是非不明，犯了嚴重錯誤。我們教育局的干部，包括出來造反的干部，當初都是一樣的思想體系，貫徹這條路線同樣賣力。這說明我們路線覺悟低，都要接受改造。但決對不會反對革命，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階極兄弟犯錯誤，黨的一貫政策是治病救人。 我還說了對那位副局長的看法。我說，拿定息是剝削行為。問題是要弄清他親自拿的，還是他的資本家父母瞞著他，假他的名義去拿的，定息是誰拿去用的。如果他一面參加地下黨，一面又拿定息，這只能說他本性難移了。 我的這席話，顯然不合造反派的胃口。我回到機關，只見局大門口的地上，寫著“×××死保走資派決無好下場”的斗大字樣標語?？戳?，我很泰然。認為做人要有點正義感，不好昧著良心。甚至想，我素與當權派，除工作關系外，平常很少主動湊上去討好，生怕被人說拍馬屁，瞧不起。心想這下倒好，危難時刻見真情，這些當權派該知道我的為人了。 教育局有位干部在批斗會上動手打沈紹祖同志，我極為反感。平心而論，教育局的干部比較忠厚老實，平時上下左右相處，比較融洽。即使斗批當權派，也比較文雅，動手打人是做不出來的，因為大家知道，毛主席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我科里文革前調進一位科員，現在看來，此人政治素質平平。他當上造反派頭頭，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好表現自己。在一次枇斗會上，他用板凳打了沈紹祖同志。我十分反感，只能看在眼里，記在心里。文革后我回到無錫，北塘區政府派人來向我調查此人，據說他時任該區政府辦公室主任。我如實地說了。我同意調查人的看法：他的問題，不只是錯誤，而是人品不好，應該提到選什么人、用什么人的干部路線上來明辨是非。據說此人終究在清理“三種人”中受到組織處理。其實他也是“文革”的受害者。 文革初，我還做過一件好事。１９６６年８月，市一中的造反派要黨支部書記交出筆記本，說里面記的是鎮壓革命小將的黑材料，要進行批判。而實際上里面記的是上級黨委部署運動時一些領導人的講話精神。市委領導借口黨支部書記的筆記本，屬黨內機密，不同意交出。一時雙方僵持著。上百學生結隊整天到市委機關鬧事，弄得不得安生。后市委出主意，由教育黨委與學生達成協議：由黨委書記、副書記帶著筆記本，與學生代表一同上北京，將筆記本送交中央文革小組，請他們審定：如果他們認為可交即交，他們認為不可交就不交。實際這是緩兵之計。兩位書記第一天陪學生代表數十人，乘火車到了南京，住在八中。半夜，書記從南京打電話到機關里，正巧我住在機關值班。電話里傳來了她的苦凄聲： “我們乘坐的紅衛兵列車，從無錫出發，一路被批斗挨打，還擔心行車安全。要這樣一路到北京，恐怕沒命了”。 聽了我心里十分難過。第二天一早，就向主持機關工作的副局長匯報。他雙手一攤說：“我有什么辦法呢？” 他要我直接向市委匯報。我找到負責同志，請示怎么辦？他表示無能為力。我說總不能見死不救吧？他卻要我們自己想辦法。 我想，只能“廖化作先鋒”了。我以教育黨委的名義，草擬了一封給兩位書記的信，意思是要她們不去北京了，筆記本回來可交給學生審查。于是我帶著三位同志，一同去南京。當夜，我們到南京市八中，找到學生代表，說我們有信要當面給兩位書記。開始學生們和我們調侃說：書記出去吃晚飯了，信可由他們轉交。我當然不同意，雙方僵持著。到九點鐘光景，學生們突然緊張起來，說兩位書記跑了。他們準備組織去尋找。也有人主張把我們扣起來。雖我們一時不明真象，但從學生緊張的神態判斷，似乎可能出事，因為我印象中那位副書記的點子多。我靈機一動，拍著桌子說： “你們扣留代表，是要負責任的。我們明天還要來?！闭f著，順勢撤出。 回到旅社，我即向省接待站匯報。午夜十二點鐘，我接到書記的電話，知道他們己住在我們同一旅社。第二天一早，我見到他們，知道她們逃出后，是省接待站安排與我們會面的。 經請示，市委仍要她們是繼續北上。 于是，策劃一面由書記寫信通知學生們：外出吃晚飯，巧遇朋友，硬拉到他家住，并一同去北京。只好與學生們分頭走了，到北京見面。以此告訴學生代表，不要再呆在南京了，該去那里就去那里吧。一面我讓兩書記秘密過江到浦口，請我的一位在鐵路上工作的親戚，送他們上火車。并由我們同去南京的一位同志陪同前往。這樣使他們逃過一劫！還連累我在后來的批斗會上，揪上臺陪斗十五分鐘。 批判史克方，也是教育局有影響的事。我們雖為同事，但無論學問上，對古今中外各類社會問題的觀察剖析上，在閱歷上，他都堪稱師長。 解放前他就是資深的國文教師，國學功底厚實。解放初入黨。參加革命后，一度受到黨組織的重用，派他以黨員身份，加入農工民主黨。他生性耿直，講究道德仁義，不尚政治手腕，以為黨派他參加民主黨派，只是為了團結知識份子，而忘記對知識份子的斗爭改造。他的態度，與毛主席對知識份子實際執行的政策，顯然相悖。所以不久就把他撤回來了，還留下了思想右傾的沉重包袱。 他這樣有聲望的黨員知識份子，解放后十多年所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他常遭批判。 五十年代末，宣傳教育系統開展反右傾斗爭。他是局機關的重點批判對象。全局中層以上干部，集中在二女中全天進行學習批判。記得批他的，一是今不如昔論，二是對黨、對現實不滿。黨內斗爭，歷來霸道。決定批你了，是不給你說話的余地的。因為，你是眾矢之的，大家的矛頭都對準你，你一講話，總要把你駁倒批臭。特別是那些深諳運動是撈取政治資本，好上臺階的左派份子，批判人上綱上線，一家之說，蠻不講理。 批到中午，各自回家吃飯。有時，我特意和他一起，到崇安寺吃碗素面，一角七分。隨行，我還勸他幾句，不要想不開。我天真地認為，這是配合做思想工作。而這在一些同志眼里，卻成了拉拉扯扯，感情上割舍不斷。在運動總結時，當然政治上是失分的。不過現在想來，并不懊悔，反而感到欣慰。我認為，對同志還是與人為善，推己及人好，只顧自己，昧著良心，落井下石，墻倒眾人推，終究會為人所不齒。 克方同志子女多，夫人是家庭婦女，他的工資收入是全家唯有的生活來源，家里經濟拮據可想而知。有困難向組織上申請補助，理所當然。當他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時，有句“飽漢不知餓漢饑”的牢騷話，能算對社會主義制度離心離德嗎？ 他有抱負，積極向上，想有所作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使他感到“專深紅透兩茫然”。即便有些意見和牢騷，但“上書不同彭德懷”，而受到的冤屈，“蹈海卻如魯仲連”。平心而論，這些詩句，絕無反黨之意，只是個人情緒發泄。個人情諸，客觀地講，也有對他不公平而引起的因素。思想問題，理應做思想工作來解決，而不應進行斗爭。但那個年代，黨的指導思想，從上到下，斗有獨鐘，結果傷害了萬不少有作為的同志?？朔酵舅闫渲幸粋€。 反右傾斗爭后，他調出機關，放到二中去教書。文革中翻他的老賬，使他吃了不少苦頭。 １９７８年8月，我回到無錫。我打聽到克方同志的情況，知道他那時還沒有得到落實政策。一次，我去看望時任市委副書記、分管組織工作的任貴發同志，他擔任過總工會主管全面工作的副主席，發覺他對工會出來的干部下很關心。我隨向克方同志傳遞了這個信息，要他向任書記寫信，陳情要求落實政策?？朔酵镜男庞晌宜统龊?，我還打聽過任書記的批示。不久，克方同志接到無錫師范學校副校長的任命。職務雖為副縣團級，但從此跨入社會名流行列。我由衷地為他高興！ 克方同志晚年生活不錯。教育家、書法家的頭銜，老有所為，夕陽紅的家庭生活，幸福美滿。真乃時也、命也、運也！ 教育局的同志，從書記、局長到一般干部，都很勤奮、敬業、老實、規距、和善、自律。這是一個向上、友好、和諧、溫馨的革命大家庭。只是文革初期調進局里的幾個人不怎么樣。這說明，用人要講究人品和才能。以政治取人，“摻沙子”，往往容易上當。不過，文化大革命，實是嚴重的腐蝕劑，它腐蝕人的靈魂，破壞和侵蝕革命的戰斗集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