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兩年前的事。 春節，陳渭珠老師打來賀年電話，她同時要我為她將出版的詩集做序。兀然聽到她將出詩集，是沒有想到的，感到一陣驚喜；又感到為難，因為我不會做詩，偶爾做一二首“打油詩”，自己也覺得不像隆冬，上不了臺面，對詩詞喜歡興賞，但缺乏深究，這樣的水平怎么為詩集做序？這點起碼的自知之明我還是有的。但面對她的熱情，又是新年新始，一味推卻，掃她的興，又不合我的脾氣，于是說： “你先把詩稿復印一份先給我學學，學了之后，看看能寫點什么?！? 我教育界的要好朋友很多，因為我的前半生是在教育生涯中渡過的，從事的主要是工農教育。 上世紀50年代初，無錫解放不久。這座近代工商業城市，有十多萬職工。他們大多來自農村貧苦家庭，自幼為生活所迫，到城里來做工、學徒，很多人沒有上過學，上過幾年小學的也為數不多，文盲、半文盲占90％以上。政治上解放翻身作主人，他們革命和生產的熱情空前高漲，卻因沒有文化，發揮不了更大作用，感到著急和苦惱。普遍要求利用業余時間學文化，學政治。為此，中共無錫市委接管城市后不久，便提出：組織十萬工人上夜校，把它作為工人運動的一大要務。 我們這批二十來歲的男女知識青年，就是在這一背景下，懷著為工人同志服務一棵火熱的心，投身職工教育的。陳老師在南長區職工學校教數學。我先在無錫市總工會，1958年調到無錫市教育局，管理城鄉工農教育。在這條戰線上，我跟陳老師共事二十余年。那時的機關，沒有現在這么衙門氣，進出方便。跟這些老師，關系一向親密，雖然他們喜歡稱呼我“×科長”，但大家一見面就嘻嘻哈哈，有說有笑，可以說沒有一點戒心。 八屆十中全會后，來了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情況有了改變。一次，教育黨委風聞我跟幾位教師在一起吃飯，特意派一位黨委委員進行調查，以防拉拉扯扯的關系。迫于形勢，無論同事和朋友，相互之間不得不收斂而疏遠。 1970年初，教育局的干部，被論定為貫徹執行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十七年來讓這條黑線專了我們的政，犯了錯誤，下放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從此離開了教育部門。這種離開，就個人而言，不能說沒有一點情緒，但對教育界那些同事和朋友的友好感情，可以說有增無減，因為我們是命運共同體。 我始終認為，我們當年從事工農教育，像陳渭珠老師他們，一生忠城這個事業，做出了不起的歷史貢獻。當年的職工教育，從開展識字運動、掃除文盲開始，隨后辦小學、、初中、高中、業余大學，形成完整的業余教育體系。學校有正規的課程設置和學制。專職教師，少數是從全日制學校調來的，有分配來的師范畢業生，再就是公開招聘的，經過系統的教學訓練。全市由工會經費支付工資，由市總工會統一調配的職工專職教師，最多的那幾年，有500多人。此外各校自聘的兼職教師數以千計。 職工群眾喊出的口號是：我們政治上靠共產黨的英明領導翻了身。文化上要靠自己的刻苦努力打個翻身仗。 工人們很爭氣。有的從掃盲班一直讀到大學畢業。我曾寫過一篇通訊，標題就是“從文盲到大學生”，刊登在報紙上。我在第一職工中學讀高中，每天清晨四點鐘到校上三節課，晚上七點鐘上三節課，把數理化加語文四門課，硬是讀下來了。 老師比學生早到晚走，更為辛苦。所以職工教師的功績，在受教育的工人心中是不會忘記的。 在職學習的好處是學以致用。不少人學了就派用場，成了生產能手，技術革新專門家。有的人當上廠長，到黨政機關當了領導干部。 聯系職工教師那段不平凡的歷史，再來讀陳老師的詩稿，給我的享受，是一種情懷，一種及物愛人，觸景生情的情懷。每首詩，就是充滿情懷的小品，用詩的優美凝練的語言和格律加以表達。讀了這些詩稿，使我想起古人所言： “詩者，志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行于言”。 人如其文。讀著這些景情交融的詩句，我集中的體會是，多么熟悉的陳渭珠老師，就在面前，值得儕輩學習。 我隨想隨寫，說了這段往事。做序是不夠格的，添趣不知能否，就算交差吧。于是托便送給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