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員是黨的主體。換句話說，黨的事，黨員人人有份。在邏輯推理上這話是通的。但這里有兩個問題： 一是黨內長期來實行的民主集中制，是毛在毛說了算，鄧在鄧說了算，黨員根本沒有發言權，有意見沒處表達，不好表達，表達就會惹禍。二是黨的建設理論，從黨員入黨的第一天起，言傳身教，就是灌輸的“工具論”，“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執行”，“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無需你辨別真假對錯。文革是這種“工具論”的奴隸主義思想發展到登峰造極。 回想自己在解放后的黨內路線斗爭中，在對知識分子的改造運動中，在鎮反、肅反社會政治運動中，都是跟緊的積極分子，就是出于這個思想體系。 比如反胡風。文化界那些恩恩怨怨的事，跟我們一般人是很少搭界的。偏偏我所在的市總工會文教部，有位從部隊轉業來的同志，分配和我一起搞職工教育。他愛好文藝創作，曾經在《人民文學》雜志上發表短篇小說“菊影”。聽說他跟林希玲有過聯系，還跟江蘇一些作家準備出版民間文藝刊物《探求者》。他14歲參加八路軍，轉業前為副營級。因生活問題的錯誤，轉業到地方，降為科員級。 依我看，他只是個文藝積極分子，長期生活在軍隊，有不少生活積累，會編故事。如果沉下心來，寫點東西，加上那時第一職工中學有位老師，曾經是北京天下出版社資深編輯，常在文字結構上幫助他，說不定能寫出一些作品來?？上母≡?，好高騖遠，成名成家心切，結果適得其反。 反胡風，機關便是找不到批判典型，當然就找到他了。對他，我接觸了解多，當然是批他的積極分子。要他交代清楚做過的那些事，批他的名利思想，批他的個人主義，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追究他跟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關系，我是有看法的。我以為他跟這些大知識分子掛鉤還不夠格。不過我的想法絲毫不可表露，只好天天耗在斗批會上逼供信。最后當然不了了之，讓他調出機關下工廠。 59年反右傾，教育局拿史克方當典型，我是有看法的。他解放前就在中學當老師，長期生活在知識分子堆里，了解他們的思想態度，黨對知識分子的團結教育改造方針，他領會把團結在先，對斗爭改造手軟，是可以理解的。說到底頂多是個認識問題。他子女多，老伴是家庭婦女，生活靠他的工資收入，有困難發發牢騷，充其量也是認識問題，怎么與嚇人的路線斗爭的大是大非掛上鉤呢？所以，運動后，他調離機關。給我的結論是：批判是積極的，感情上是割不斷的。雖然我對此做了辯解，但內心是服的，覺得是這么一回事。 大躍進、大練鋼鐵，文革破四舊、立四新，一面積極參與，推波助瀾；一面一腦子問號。心想，從中央領導到以下各級領導，不乏有知識、有經驗的人，他們怎么都不發聲。大煉鋼鐵，劉少奇到體育場看過小高爐；58年陳云在無錫調查過畝產多少斤，他們不是不知情。 文革中那些事更不要說了。毛主席揮手，我前進了。但一路進，一路不理解。 我很佩服鄧小平“從思想體系看問題”的話。作為一個黨員，幾十年的革命生涯，究思想體系而言，就是奴隸主義的工具論。 說到這里，有朋友突發感慨： “假如劉少奇活到今天，對他那套論黨學說，不知會怎么想”。 我想，這思想體系形成，不全在于某一個人，而是那一代人的事情?，F在的全面改革，如果要從思想體系上解決問題，那末，這也是一代人的事情。正在進行的教育實踐活動，在黨來說，要著眼解決一代人的思想體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