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日起分五篇轉貼錢樹棠先生紀念錢穆先生的文章。錢樹棠先生號誦甘） 抗日戰爭時期，武漢大學內遷四川樂山。1941年春天，錢賓四先生自成都來校講學。對于先生，我們是久已仰慕的了。原因在于他只是小學教師出身；卻能去教大學，而且還寫出了一部《先秦諸子系年》，列入《大學叢書》之中，這在當時是件異事。他的其他情況，我們就一無所知了。 那時，武大校本部設在文廟里。大成殿做了圖書館，兩廡間略加修葺，便算教室了。初次見到先生，就在這樣一座大教室里。先生那時已是四十多歲的人了，身體在中等人中略顯矮小些。長方的面龐，紫紅的臉色，略有點禿頂，被額上的黑發掩蓋著，并不顯露。先生穿著布袍，戴著眼鏡，只覺他在微笑時，鏡片上不時閃出光亮。 先生講的主要是“秦漢史”。對這段史實，我們已知大體。先生也并不多談，只從其內在意義上發揮。不用聽幾分鐘，我們就對先生的特識和穎解，感到驚佩。他有時將史事跟現實對比，使僵板的史實具有了活氣。他的講述，有時幽默幾句，有時感情激昂，總覺得有股人格精神灌輸其中，極富感染力。所以聽講的人很多，并不限于史學系學生，一個大教室總是擠得滿滿的。 先生在武大停留了一兩個月，我們常在晚上到先生寓所問學。先生都熱情接待，自由交談。除了談論一些學術問題外，給我印象最深，至今仍記得起的，有這幾點： 一是問起先生治學經過。先生說，用現在的話說，我先是研究哲學的，以后轉到文學，最后才轉到史學上來。我們當時對這話是不大領會的。我們也知道中國舊學是要求義理、考據、文章三者合一的。但我們卻按照我們的觀念來理解；文學院里文史哲各分科系，因此對先生所謂“轉”，也只認為是治學興趣轉移，跟我們的轉系差不多。 二是談起讀書方法。先生說，書要通讀，要有整體理解。章實齋最反對蘇東坡所謂“八面棱”的讀書法。蘇是先抱著一個問題去看書，然后另換一個問題，再看一遍，如此看下去的。這話在當時我們也不盡理解。我們只知道，治歷史就是抓材料，翻翻書，把材料湊在一起，證成自己的看法就行了。 三是先生還叮囑我們：報紙務必每天看，要注意國家和社會大事。要注意鍛煉身體。先生說，我曾看錢竹汀年譜，他四十多歲時，小便已經失禁。當時奇怪：何以他還能有所成就?再看下去，才知道他后來身體好了起來，一直活到七八十歲。因此悟到，一個人的學問要進入高深之境，沒有好身體是不行的。關于這兩點，先生不說，我們也知道。但心里卻有點奇怪，；以他這么一個埋首古書的歷史學家，竟會這么關心時政。當時并不知道，先生治學是寓有經世致用的精神的。由此可見，先生跟當時一般青年大學生在學術思想方面的代溝，是很深的，我們也一時難以找到他學問的精神氣脈之所在。 先生在樂山講學完畢，就回成都去了。我們到車站送行，先生已坐在車上了。那是一輛大卡車，后面沒有遮篷，先生靠坐在貨袋上，向我們點頭道別。先生要在車上顛簸一整天，才能到達成都。當時內地交通之落后，戰時生活之艱苦，是現在的人想象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