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概說了他的出身，政治態度，工作表現及能力，待人接物，素養品行，雖沒有系統考究，但一個活生生的胡希百依稀可見。 故事繼續往下說，還得嘮叨一番。 他出身貧寒。論出身成份他屬城市貧民，政策上是依靠對象。 論政治態度。解放后從蘇州到無錫參加工作，投身革命，是聽從一位地下黨員朋友的話并由他介紹而來，隨后他夫人也到無錫工作。他感恩共產黨，銘記在心，直到離世前還掛在嘴邊。 工作和學習的一貫表現，可說比一般人突出。1956年春，我和他同在南京江蘇省工會干部學校學習。我是總工會干部，其他八人是產業工會干部，九人小組，我任組長。我們組是全班學習好、活動好的標兵組，多次在班上介紹學習心得，組織開展活動的經驗。這跟他積極活躍的作用分不開。他的聽課筆記出名的好，不僅組里同志，還有其他組的同志常借去核對。從那時開始我們成為好朋友。 他的工作標準，不是一般完成任務，而是要求做到完美極致。他工作過的單位領導和同事有口皆碑。他去世后，體委一副主任說到他，很動情，“他跟著我搞競賽，只對他提要求，最后看結果是了，其他無需嚕蘇，到時，使你感到伏貼，滿意?！? 待人接物，他身體力行君子之風。人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鄙視世俗小人和市儈習氣，遠離偷雞摸狗之道。 這就是大體上的胡希百。 這樣的人，無論政治上，工作上，社會生活上，無論什么主義的社會，都該容納得下他安穩生活。 可是，偏偏應該的成了不應該，這究竟為什么？正像他最后喊出的，“我弄不懂長期來一些人為什么這樣待我？” 他抱著這個大大的“？”惆悵而絕望地走了。作為他的友好故舊，該幫他弄清、弄懂才是。 他為什么受到不公正對待呢？ 文革中，他既不是當權派，又無政治歷史問題，又不夠上反動學術權威，什么都夠不上，造反派為什么拿他當批斗對象，一記耳光打掉他一顆牙？ 再一個不公，是體委同事為他抱不平的，他在體委工作多年，工作表現一貫突出，成績卓著，能力又強，為什么到退休時還只是副科“級”，連“職”都夠不上呢？ 善思考、要面子的他，心存疑慮，揮之不去，活在世上感到來日無多，老太婆已先他而去，要求組織和領導給他一個說法，當在情理之中。 可是，他天真得像個孩子，不諳時事。這些陳年舊事，哪個組織、哪個領導人會理會呢？認真只能找馬克思去評理；即使到馬克思那里，也不一定有結果，冤屈的事因為馬克思那里太多太多，這種芝麻綠豆事，挨得上嗎！ 弄懂他的事，我也感到為難。他在體委那段工作經歷，我與他一無聯系，又無權去查閱他的個人檔案。充其量只能拾起往日的記憶，作些經驗性推斷。 跡象表明，問題可能還是出在階級斗爭為綱的根子上。扯到這上面，說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就太多太多了。如是案件，比如打成“右派”或“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通過復查平反，倒有說法。只怕內定了什么，又拿不到臺面上來說事，由這個組織轉到那個組織；后面的組織一般又不去做具體分析，單憑前組織給的印象行事，而且是暗箱操作，那就永世不得翻身了。這種做法，其實不是個別現象，而是一種傳統現象。他生前一天來我家，說到他的事，我再三強調，這不是某個組織、某個人一時一事的問題，而是一個時代、一代人的問題。 他到底有什么問題？ 回想1957年，我他同在總工會辦公室當秘書。整風開始，一次主持工作的副主席召開座談會聽意見，我他都參加了。與會者發言提意見，這位副主席卻拿著當日的報紙在翻閱，漫不經心，顯得對發言者不尊重。胡希百見了火了，拍桌子指責這種官僚作風。這件事在機關震動很大。到反右時，這位副主席在大會高調講話，“你們的意見我就是不要聽”，顯示他對提意見人持反對態度。這件事，在胡希百的政治臺賬上，很可能重重掛上一筆。 再一件事，“兩個百分比、一個未知數”稿件，說的是：工會系統歷年評出的先進工作者中，群眾和黨員的比是多少；歷年提拔干部中，黨員和群眾的比是多少，兩組數字之比，求X＝？。它在板報刊出后，引起轟動。當著眾人的面，他違反“來稿照登”原則，加了“X＝宗派主義”的按語。雖我發現及時揩了，但很可能掛在他的賬上。 反右，公布全國劃了55萬右派分子。受牽連的右派邊緣人物，稱之為“暗右”，沒有正式公布的確切數字，據說有上千萬。政治上受到影響的更沒法說了。 檔案是組織上特別重視的。它雖然藏在保險箱里，但對個人說來是終身起作用的。即使你隱隱約約感覺到檔案袋里有點什么，卻沒法說，因為你看不到，沒有根據說。所以，他從組織上和某些人對待他的種種不正常跡象中感到，他的檔案里總有些什么。這成了他幾十年的心病，于是強烈要求跟他說說清。 政治包袱，其實對我們這代人是家常便飯，凡廁足政治旋渦的，幾乎人人都有。從黨的領袖人物到普通黨員，幾乎都是如此。我背的包袱是路線覺悟不高，對黨內斗爭，人性論多于階級論，對同志的批判斗爭往往下不了狠手，到運動后期做結論，總被論定“感情上與批判對象割舍不斷”。 那個時代的過來的人，對待政治包袱，有的人認真，有人無所謂，態度是不一樣的。胡希百對此可特別頂真，這同他凡事要求完美的性格有關。我曾勸他，你的書取名《行素集》，由你親自題寫，可見你對書名的重視。我行我素，是說做人的獨立人格。何必在乎別人怎么說呢？他解不開思想疙瘩，是性格使然。 另一原因，是他長期脫離社會情報鎖鏈。他常向我借書，一次借二三十本，把我歷年的《隨筆》，四五十本全看了。他想看看《赫魯曉夫回憶錄》，我托北京的朋友購買到三卷精裝本給他看了。我告訴他，我還有揭露蘇共內幕的書。他說政治書籍不看了。窺測他的內心世界，對政治由憤懣、駭怕到遠離，以致完全脫離當前的改革開放形勢。通信中我提及到政治改革問題，他總以兄長口吻提醒我，要我老伴勸我，還是小心為妙。我說，不可能回到老路上去了，那是死路。他說我看人看事過于樂觀。我說，全面改革，從哲學上講，是否定之否定。對此，他始終將信將疑，不敢茍同。他置身社會情報鎖鏈之外，以致除了他信得過的幾個人之外，不愿意接觸所有人。他把自己關在籠子里，想著解不開的疙瘩，最后走到人生的盡頭，當不難想象了。 政治改革，以人為本，說到底要從過去某些時段拿人不當人，轉換為一切為了人，尊重人，公平對待人，依靠人。所以，改革是人心所向。我曾對他說，有個周有光，108歲，還在說話發感慨，為改革鼓與呼。他實話直說，特別有份量。如果你像他一樣，撫今追昔，說點看法感慨，不說入木三分，也是有份量的。我所有努力，可惜對他都不起作用，他最后的行動，使之盡成泡影。 胡希百的故事，說到這里，不由使我感悟到，發自肺腑地擁護改革，讓更多國人行動起來，真心參與其中，還有很多啟蒙工作要做。。要想辦法把工作做到人的心坎上，使改革成為更多人的自覺行動，才能使過去不應發生的事，不再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