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北插隊時，我當過一陣子記工員。 那時的勞動力都有一個記工的小本子。每天出工后，就由記工員在那本子上記出工一天（若出半天工，就記半天）。到了年底，再將所有記工本收起來，統計出各人總的出工天數。這便是記工員的任務。 讓我做記工員，應該是看中我在隊里無親無故，不會記人情工。而我在這一點上也確實做得不含糊。有位大隊干部的父親，村里人都尊稱朱三爹，一天出工，因家里有事，早走了半小時。等我去記工時，沒見到他。第二天，朱三爹找我補記人工，我給他記了半天。朱三爹很生氣，說誰家里沒個事，早走了一會兒，半天白干了，算啥道理。我只說這是隊里規定，記工時人不在的不給記。為此事，朱三爹找了隊長找兒子，到處告狀，我也只裝不知道。后來隊長說：“別把老人家氣壞了，補給他吧?！蔽疫@才讓了步。但此事畢竟傷了人，后來我推辭不做記工員時，隊長就另派他人做了。 那時的記工方法，叫“大寨記工”。記工員記的是出工的天數，至于這一工到底得多少工分，還要經過集體的評議。生產隊的隊委會先給每個人定個初步的分值。按一等男勞力12分，一等女勞力10分，再依次遞減，所有勞力對號入座。集體評議時，對號入座是爭議最厲害的。因為有的農民身高馬大，但出工不出力，給他12分，眾人不服。爭議其實沒什么用，最后的結果還是會按隊委會的意見辦。當時出工不出力是普遍現象，所謂“大寨記工，混混天中”?，F在想來，并不是記工方法不好，應該是人民公社的制度太理想化，難以激發農民的勞動熱情。在我插隊的第四年，評議工分時，我居然得了全隊最高12分，而且沒有反對者，說是我出工從不偷懶。生產隊里比我強壯的人多的是，評我最高分，只能說那個制度真的出問題了。 農民不肯出力干活，結果是造成生產隊經濟狀況的惡性循環。我剛插到隊里時，每個人工分紅3毛多，第二年降為2毛多，第三年1毛多，第四年最慘，只剩5分錢。一個男子漢干了一天，只得5分錢，哪來的積極性。越沒積極性，田里的收成便越壞。當然，壞到了極點，發生大變的日子也就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