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五年級的下半學期，我被轉到北京去上學，住在外婆家（我們都管她叫“婆婆”）。為什么要去北京我不太清楚，可能也和家里的境遇有關吧？ 當時從上海坐火車到北京要走一天半，車到南京下關碼頭，乘客必須下車自己走上渡輪，然后看著空的火車車廂被分成幾段推上渡輪。船到對岸的浦口碼頭后，再把這過程反過來重復一遍，整個過程需要兩三個小時。我還記得坐的是木制座椅的硬席車廂，在德州車站停車時，我媽買了一只著名的德州燒雞，那雞好吃極了！ 我在北京上趙登禹路小學。趙登禹是原西北軍的一位師長，抗戰時為抵抗日寇進犯北平而陣亡。北京還有張自忠路和佟麟閣路，他們也是抗戰中犧牲的原西北軍軍長、副軍長。解放后，國民黨軍中的抗戰將士，無論已死或起義、被俘，他們在抗戰中的功績一直不被承認，后來因對臺工作需要才開始有所認可?？墒巧鲜鋈坏拿謪s一直留在北京的路牌上。以前我一直不明白，最近看史料才知道：因為這三位都是原西北軍的，沒打過紅軍。 我婆婆家住在西單辟才胡同南太常寺。在我看來那只是一條極為普通的胡同，既沒有寺廟，也不知哪個門里是過去哪個朝代的 “太常寺”衙門。五十年后我舊地重游，跟出租車司機說去辟才胡同，他把我拉到一條大馬路上說到了！我問了半天才明白那條胡同早拆了，這條大馬路成了繼承者，仍叫“辟才胡同”。趙登禹路還沒拆，政協大樓也還在的。 我對北京的學習和生活都很不習慣：班里的同學都不帶我玩，我請他們看小人書都沒用（婆婆每天也給我五分錢零花錢，可以租五本小人書）；飯菜也吃不慣，盡管婆婆每天雞鴨魚肉變著樣做給我吃，我還是情愿到門口包家去吃炒雪里紅咸菜。包家是婆婆的房客，租住在大門口的兩小間東屋內，是寧波人。上海有很多寧波人，生活習慣相近，只是他們口味偏咸，愛吃臭冬瓜什么的。我好象和寧波人有緣？以后還會遇到兩個寧波人。 包家對我成天去他們家吃飯一定有看法，只是礙著房東房西的關系不好說。機會一到他們就用實際行動來表示了：放寒假時，婆婆托包家父子帶我回上海，她給我媽買了一大堆北京特產：大小八件（酥皮點心）、茯苓餅、山楂糕、蜜三刀……說好只須帶到上?；疖囌?，我們家會去接。這父子倆一開車就開始不停地吃那些北京特產，到上海前終于把所有東西消滅得連渣子都不剩。我是敢怒而不敢言，主要是怕他們半路把我扔了。 車到上海，出站一看沒人來接我。包先生找公用電話打了個電話，就領著他兒子回家了，叫我在原地等候來接的人。我一個人半夜里站在空空蕩蕩的車站大廳里，又冷又餓又怕，真是連哭的心都有！幸好我媽到了，我向媽媽訴說包家的種種劣跡，可是她第二天還買了禮物帶我上門去致謝！ 在北京的半年生活經歷，想不到五十多年后還會被我派上用場，這是后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