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一介先生所著《我們三代人》(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書一出來，北京朋友就送我一本閱讀。書中講到文革中他被點名參加“梁效”大批判組的事，按照他的經歷觀察，提出實際是“五人幫”的說法。后被中宣部發現，即下令將存書全部收回修改。據說此時已經售出3000多本。朋友戲說送我的書具有文物價值。 我最近又讀到湯一介先生撰寫的《記父親用彤先生》一文(選自《燕南園往事》，江蘇鳳凰出版社出版)，講述其父用彤先生擔任北京大學副挍長期間的工作、生活和學術研究的情況，著重講了三方面的事情。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后，從此由我們黨接辦全國高等學校。作為北大副校長的用彤先生，被視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組織上認為他不適宜主持教學、科研和人事等方面工作，讓他分管基建。他抱著無可無不可的態度接受了。因為他一生奉行明哲保身，不想讓組織上認為他想索取什么。據一介先生觀察其父親，每日沉默寡言，無所事事的狀態，感到他內心的矛盾和苦惱。 用彤、一介父子倆，都是搞學術的，都是功底厚重的學者，他們看問題往往高人一籌。用彤先生對當年要求知識分子學習馬列主義的看法很有意思。他說，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要求知識分子都學習馬克思列寧王義，當然是可以的，但要求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頂禮膜拜，那就不僅把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了一種教條式的迷信，而且要求知識分子都成為這種教條迷信的盲目信徒。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說，這不僅違背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初衷，也大大糟蹋了馬克思主義。他說，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都證明，什么時候要求在“學術”上定為一尊，什么時候的學術思想就不僅沒有進步，而且必然會窒息學術的生機。 用彤先生晚年，念念不忘整理出版他的《隋唐佛教史》，閱讀了很多書，寫了大量筆記，因中風最終沒有完成，只留下大本資料筆記，甚是可惜和遺憾。 用彤先生是教育家，他的辦學理念，大體上是繼承著嚴復、蔡元培和胡適的路子，但新中國成立后，經院系調整，全盤學習蘇聯。他自知自己能力有限，要想維持北大傳統，根本無望。盡管他對如何辦教育是有些想法的，但時機不對，無力回天?？芍^雖不能爾，心向往之。 于光遠同志在一篇短文中說，懷念母校是個普遍現象，是同自己的教育觀點有關。我是一個“今不如昔”論者，坦白說，如果我是一個要上大學的學生，要我在舊時的和現時的清華中進行選擇，我毫不遲疑地選擇前者。 一介先生也在文章中說，和光遠同志一樣，我更喜歡沙灘北大。他認為，大學應是引導學生追求真理的地方，不應是什么為“政治”服務的地方。這是很多知識分子對現實教育不滿的根本原因。 讀著這些知識分子的文章，他們的話雖很尖刻，并未全對，還可以討論，但聽聽無妨，總是有益的。兼聽則明，但不知怎么這樣難，幾乎是歷朝歷代統治者的通病。 這跟制度設計的利益有關。有本叫《有效的管理者》的書上說，聽不同意見，好處有三：不同意見是一種方案，多方案決策可防止片面性，避免利益遭損；聽不同意見，可以避免當俘虜，不被一種意見忽悠；聽不同意見，可以激發領導人的聰明才智，因為有比較才有鑒別，是種能力。所以有效的管理，倡導和鼓勵發表不同意見，管理者聽不同意見。 兼聽則明的道理大家都知道，然而真正實行起來卻不容易。例如，上級黨委派員下基層考察干部，發現那里的干部群眾意見少，就認為那里的干部問題少。發現那里的干部群眾提了不少意見，就認為那里的干部問題多。所以這種考察干部制度，是排斥聽不同意見的。幾千年來的封建統治制度不易改變，道理就在這里。所以，一批批仁人志士為實行民主制度不惜灑熱血、拋頭顱，為之奮斗。 我們共產黨人，以解放全人類，最后解放無產階級自己為己任，除了人民的利益，再無別的什么利益，只要對人民的事業有利，任何意見都該聽才是。 朋友說我未免政治太天真了。 我說并非我太真，只是時候未到，因為這是終究要實行的事。大道之行，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是歷史規律，逃不脫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