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胡適文集》（2016年8月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出版）中一本書的書名。這套文集的出版，就得益于出版政策的容忍。記得1954年我在江蘇省工會干部學校培訓，有門課程叫中共黨史，其中講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學習討論中我提到胡適，立即被輔導老師制止。他說：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應當批判，不足為訓。我現在想，換成那個年代的政治氣候，這套《胡適文集》肯定出不來。 胡適在書中從哲學角度說：“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薄坝袝r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對胡適的說法，經過一番考慮后我似有所體悟。 往大處說，處理黨內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缺少容忍，就沒有自由，結果往往就處理不好。黨史上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從蘇區到延安到解放后，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錯誤地整治了哪么多同志，造成大量冤假錯案，傷及許多無故，教訓十分沉重和慘痛。這種現象的出現，追根究底，歸結到一點，就是在處理內部矛盾問題上，太多的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親密戰友也不例外，缺少的是必要的容忍和自由。在人民內部，人分三六九等，地富反壞右及其家屬，以出身成分論，被打上烙印，統統對號入座。這長期來實行的階級成分論政策，一無容忍與自由可言。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把它一風吹掉了，受到一片贊譽，很得人心。 在意識形態領域,加強黨的領導，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但我覺得，在具體問題的具體處理上，某些容忍與自由，是必要的。就說說對《炎黃春秋》雜志的處理吧，我這個多年的老訂戶就有點想不通。對這個雜志，我一向贊同習仲勛副委員長的題詞：“炎黃春秋，辦得不錯”。但它后來一下子被強制改換門庭了，據說是因為它被定性為“歷史虛無主義”錯誤的辦刊指導思想——我這個老訂戶，思想太遲鈍，沒有看出來，也沒有看到有人預先出來打招呼。改版后的雜志，朋友圈里的人看了直搖頭，覺得它與改版前不好比，沒看頭，到期就不再續訂了。 朋友圈里的人，對某些學校教室里裝探頭，似乎對老師上課不放心，也有種種議論。朋友說：這可能出于疑神疑鬼的猜測。但值得注意的是，這方面如果平時多一點容忍，多一點自由，就不至于把關系繃得這么緊梆梆的。 對容忍與自由，我有親身體會。我們家里，有堅定的無神論者，也有虔誠的耶穌教徒和佛教徒，名人各信各的主義和教義，互相容忍，保持各人的自由，而從社會道義和法律層面，各自為社會盡責盡力，潔身自好，和諧相處。男女老少家庭成員，都覺得這樣的大家庭很溫暖。 容忍與自由，在社會生活中到底應當怎樣把握其尺度？這個命題，真值得我們聯系社會現實，好好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