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先鋒胡福明對我的影響 2018年，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拉開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主要作者胡福明教授被中央授予改革先鋒的光榮稱號。異議在所難免。我在北京參加全國思維學籌備會議時，就聽到北京一些學者在議此文是集體智慧結晶，榮譽稱號不能光給胡福明一人?；劐a后，在一次市人杰研究會的碰頭會議上，有人介紹南京近來在網上流傳的一篇自稱知情人寫的文章，說胡福明在當年壓力下如何動搖，不配這個榮譽稱號。本文無意介入這些議論，只想回憶我接觸到的胡福明的幾件舊事對我人生的影響。 時運與命運（1） 人生活在社會中，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社會時運毫無疑義會影響個人命運?？催^胡福明寫的《我的學術小傳》，總的印象是胡福明一生時運特好。改革開放后不說，憑—篇文章成名、成家、當官，就是改革開放前30年也是一路好運。因為根正苗紅，有毛主席為工農兵撐腰，他上了無錫最好的師范學校，考上了北京大學，當了人民大學的研究生，畢業后又分配到南京大學做教師、當系領導，沒吃過打成右派的苦，文革沖擊—下很快就過去了，正是—路福星高照。正如他在《我的學術小傳》中寫的：“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浴血奮斗建立了新中國，完成了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任務，恢復國民經濟,進而領導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成就。毛主席的豐功偉績是萬古長青的，永不磨滅的。我是個貧苦農民的兒子，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培養下、毛澤東思想的教育下成長的，對黨和毛主席具有刻骨銘心之愛。突然聽到毛主席去世了，眼淚就流下來了?！边@份突然聽到毛主席1976年9月9日逝世的消息就流淚的感情確是真摯的，我們這些受過毛主席恩惠的人都有同感。 我們這一代人可以說對毛主席充滿了感恩崇拜之情。從抄毛主席語錄，背毛澤東詩詞，到寫文章模仿毛主席文風，我更是刻意為之。我是1968年6月進報社的，先在評論組后到群眾工作組，根據通訊員來稿和群眾來信提供的線索，由我與群眾工作組同事調查核實、針對無視中央三令五申，私設公堂搞逼供信的“土霸王”行徑，起草了二篇調查報告《一個民主作風好的革命委員會》《化工廠某些頭頭必須懸崖勒馬》。軍管小組領導要我以本報評論員的名義再配篇評論，我按照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號召發揚黨的民主作風的講話精神，模仿毛主席的文風寫了篇評論，題目就是毛主席的名言《老虎屁股摸不得嗎？偏要摸!》。多年后我只記得這篇評論和二篇調查報告受到市革委會領導與報社軍管小組的表揚，對解決當時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單位的“老大難”問題起了推動作用。近來一查老報紙，才發現記憶有誤，這篇評論不是以“本報評論員”的名義發的，而是改為了社論。也是在后來看了一些人的文革回憶錄，才知道文革初期，喜歡看書讀報的毛澤東主席，從首都紅衛兵三司的小報上讀到了打倒私字，實現大聯合以及反對無政府主義的文章與節選的馬恩語錄，甚為贊賞，當即指示可以從有思想、能獨立思考的紅衛兵中選一些人進報社工作。各地報社聞風而動，這才有1968年6月，經無錫市軍管會領導特批，我們幾位青年學子也被挑選進報社當記者的機會。有了這個機會，也才有了幾年后與胡福明第一次見面相識的機會。 從1972年起，南京大學政治系陸續招收工農兵學員。胡福明分管這項工作，他認為，政治系工農兵學員,最重要的是專心學好馬克思主義原理，學好馬克思主義哲學,學好毛澤東思想，堅持理論聯系實踐，自覺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革命、建設和現實問題。因此他每年都安排學生到工廠或農村勞動、調研一個月至兩個月，以求達到理論聯系實際、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我記得我和胡福明的第一次見面是在無錫市第一色織廠的禮堂，胡穿著一件舊的中山裝，長得很有福相，臉常帶微笑，一口鄉音十足的普通話，除那一副眼鏡，一點都看不出是個大學老師。胡福明請我向同學們談談新聞采訪與評論寫作，年少氣盛的我眉飛色舞地向這些與我差不多年紀的工農兵學員開講了，胡福明和學員一樣在下面認真聽講、認真記錄。我當時確實不知胡福明是名校畢業的“老新聞”，早在1958年春天，他就隨北京大學新聞專業并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以后又去《北京日報》農業組實習，幾乎天天到北京郊區農村采訪。在農村采訪中，他發現當年耕牛的草料儲備很不足，于是寫了一篇報道，還配發了一篇短評。市委農工部很重視，指示各生產隊盡快為耕牛配足過冬草料。他的稿子和短評，因此被評為優秀作品,插上紅旗。我當時不僅不知天高地厚，還因這次講課而滋生了驕傲自滿情緒。以致后來報社領導打算送我去南京大學學習時，我婉言謝絕了，認為大學不過如此，工農兵學員學的知識不過如此，還不如在實踐中學習，結果錯失了人生道路上的新的發展機遇。這也可作為時運與命運并非總是相耦的一個反面教訓。 時運與命運（2） 現在回過頭去看，胡福明對我—生最大的影響，還是1978年發表的他的成名作，他的那篇拉開中國思想解放與改革開放序幕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不是他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長期思考的結晶，是一個有準備的頭腦在歷史關頭發出的振聾發憒之聲。后來在大會報告中，在私下與我們的交談中，胡福明詳細介紹了這篇文章的構思寫作過程：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聯合發表了一篇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從讀大學起，我就重視讀報，特別是閱讀《人民日報》社論,因為《人民日報》是黨中央的喉舌，社論更是傳達黨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指示的。兩報一刊都是權威報刊。所以,我立即認真閱讀這篇社論.我發現社論中的兩句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愉地遵循"，這兩句話對仗工整，顯然是經過琢磨的。我認為這句話就是這篇社論的主題，就是當時黨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指導思想。這兩句話，后來簡稱為"兩個凡是”。我仔細琢磨“兩個凡是”的要害是否定真理的實踐標準，“兩個凡是"完全是林彪的天才論頂峰論、“句句是真理”的翻版。找到了“兩個凡是"否定真理的實踐標準這個根本錯誤后，我就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作為題目,把“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作為基本論點，與“兩個凡是"針鋒相對,揭發批判“兩個凡是"的唯心論先驗論和形而上學本質。在主題確定后，我就組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的內容。文章的第一部分是“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用黨史、社會發展史和科學發展史論證“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一部分是闡明實踐標準的普遍性，同時又寫了段理論指導實踐的文字，避免產生文章輕視理論指導實踐的誤解。但是，我覺得，“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個基本觀點是不夠的，還不能擊中“兩個凡是”的要害?；蛘哒f批判“兩個凡是”的針對性還不強，還不夠具體、有力，有人會說，對于檢驗廣大干部群眾的認識是否正確而言實踐是標準，但是對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等馬克思主義的導師、領袖而言，未必需要通過實踐標準來檢驗。于是加了第二部分:馬克思主義導師是自覺運用實踐標準檢驗自己理論的模范。最后第三部分:以天才論、“句句是真理”作為“兩個凡是”的替身，揭露其唯心論、形面上學的本質。我是一邊講課，一邊完成教學行政工作，一邊搞科研,所以很忙，拖的時間也長。到1977年7月初,才把文章的主題結構確定下來。這時我妻子張麗華體檢中查出肚內有瘤，立時把全家急壞了，我放下一切工作，為妻子住院治病奔走。妻子開刀住院后，晚上，我在醫院陪護，一間病室，四個女病人，我只能在走廊里坐著。于是，我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和《毛澤東選集》陸續拿到醫院，在走廊燈光下翻閱，尋找實踐標準的論述，然后用小紙條夾起來，共找了近20條。我累了就用幾張凳子并起來，睡一會。隨后，又伏在凳子上寫作。五天后，妻子出院了，提綱也大致寫成了。9月初，我將8000字左右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文章，寄給光明日報，他們準備用。 1978年春我赴京參加哲學討論會，順便修改這篇文章。一天《光明日報》總編楊西光召集幾個同志開會，先是介紹了我和孫長江同志,并拿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大樣說:今天請各位來，是討論這篇文章的。這篇文章原本要在4月2日的哲學副刊發表了，我看后，覺得這篇文章很重要，放在哲學副刊發表可惜了，要作為重要文章，放在第一版發表,但是要修改，要加強針對性、戰斗性，要寫得更嚴謹，不能讓人抓小辮子。今天，請大家來就是聽取大家意見的，聽說黨校也在寫同一題目的文章，所以把孫長江同志請來一起討論。于是大家紛紛提意見。我記得馬沛文同志的意見最激烈,他說，要公開點名批判“兩個凡是”。我感到驚訝，立即說:恐怕不行,還是點名批判“天才論”穩妥。大家提了很多意見，楊西光同志最后講了修改意見，我歸納起來是兩點:第一點,要增強針對性、現實性，提高戰斗力;第二點，要仔細推敲,更嚴謹,防止授人以柄。他指著我和孫老師說，你們兩個人的文章改好了,都發表。從此，我白天參加會議，晚上修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第二天一早,光明日報的駕駛員就把我修改的大樣拿去，傍晚又把重新排版后的大樣送給我。如此又修改了幾次。我每天晚上修改稿子，李華鈺、馬淑鸞兩位同志是看到的，黎克明、周抗、張明同志也是看到的，哲學研究所的幾位同志也是知道的。一天晚上，黎克明同志在看望了中央機關的老朋友后，嚴肅地對我說:“老胡，你已卷入了高層內部的斗爭，風險很大。你可知道?”我說:“知道，你是同意我的觀點的。我去坐牢，你要給我送飯啊!”他笑者說:“我支持你。你坐牢,我去給你送飯”幾天的會議結束了。會議閉慕時，周揚同志作了總結，他肯定了討論會.鼓勵大家從事科研，并且提出了“科學無禁區”的論斷。于是，我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把“科學無禁區"這個論斷加進去了，并說，有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理，只有迷信、盲從。 哲學討論會結束后，我搬到《光明日報》招待所，繼續修改文章。楊西光總編調到《光明日報》不久，與夫人一起也住在招待所。這期間，楊西光同志幾次來看我，了解我修改文章的情況，也跟我聊天，了解我的經歷。他對我說，“文革”前，他是復旦大學的黨委書記，“文革”中挨批斗，粉碎“四人幫”后，到中央黨校學習。學習結束時，胡耀邦同志找他談話,要他到《光明日報》工作，并告訴他北京四大報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是積極推動撥亂反正的，《紅旗》雜志、《光明日報》是執行“兩個凡是”的，耀邦同志派他到《光明日報》工作,是要他改變《光明日報》的面貌，把二比二變發三比一。楊西光同志說，“怎么改變面貌?就從發表這篇文章開始?！彼钢郎稀秾嵺`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大樣說。將近五一節了，楊西光同志又來看我。他說:“小胡，文章改得差不多了，五—節快到了，你要回去了。這篇文章很重要，最后要由胡耀邦同志審定?！薄豆饷魅請蟆返臈钗鞴?、王強華，中央黨校的吳江、孫長江等多人參加了對這篇文章的修改，楊西光在題目上加上"唯一"二字，以增強理論力度。胡耀邦親自審定了這篇文章，批準先由內刊《理論動態》發表，然后在1978年5月11日的《光明日報》公開發表。 從胡福明詳細介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的構思寫作過程看，可以說從文章主題的確立、結構的形成、文章的成型到反復的修改都是他獨立完成的。在反復的修改中胡福明也吸納了集體的智慧，特別是《光明日報》、中央黨校的老師參與了討論修改。但這并等于是寫作組的集體創作，并不影響胡福明應享有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的代表人物”的榮譽。從胡福明的介紹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寫這篇文章是完全清楚因參與了中央高層的斗爭所要承擔的風險的，他也作好了坐牢的準備，說他“投機”“動搖”，只能是小人的污蔑中傷。 從胡福明詳細介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的構思寫作過程來看，我們還可引出三點感想： 第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反對“兩個凡是”，所引用的基本理論正是毛澤東的《實踐論》，正是延安整風的基本思想。所不同的是，一個是反對將蘇聯經驗教條化、將共產國際神圣化，一個是反對“兩個凡是”，反對現代迷信，反對將領袖神圣化。毛澤東在黨的七大確立的黨的思想路線，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仍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指導意義。 第二，在鄧小平的支持下，在經過延安整風運動的廣大革命干部的推進下，從—篇文章到—場全國性的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與五四運動、延安整風具有同等偉大的思想解放意義，但范圍更廣大，教育的人數更普遍，觸及的時代問題更深刻。這場新的思想解放運動，不僅直接推進了當時的撥亂返正、平反冤假錯案，而且為具有歷史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到來，作了最重要的思想準備、理論準備。 第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發表，全國性的關于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展開，對我一生影響同樣至關重要。它使我們這一代經過文革狂熱的青年開始確立“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特別是在學術研究中凡是要問個為什么，追求獨立人格、自由思想、獨特創造。而就當時來說，這場全國性的關于真理標準大討論所造成的新的時運也改變了處于逆境中的我的命運。對這一點回憶起來又牽涉到當時無錫復雜的人際關系，因此本文第二部分的小標題仍用“時運與命運”。 1975年初，“三支兩軍” 人員按照上級命令撤回營房后，出現不少權力真空地區，幫派分子趁機提出無錫要學習上海經驗，“造反派在領導班子中要占到60%以上的比例”，于是在韓本初主持市委工作的1974年底到1976年，一場突擊提撥小“小兄弟”的行動開始了。市報道組、報社電臺編輯部的共產黨員和有正義感的記者除向包括韓本初在內的市委領導反映情況外，還在大字報上公開披露幫派分子搶班奪權的種種行徑與—批批進入各級領導班子的“小兄弟”名單。韓本初與周錫林—起幾次約談當時市報道組、報社電臺編輯部負責人孫鴻志，要他做工作阻止這些大字報上街。1975年5月，進入市委市革委領導班子的幫派分子與老干部中的風派人物聯手，以市委的名義宣布觧散報道組。當時市革會報道組和報社電臺編輯部共有45個人被趕走28人，24名黨員被趕走17名。 1976年10月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 并要求各地在揭批“四人幫” 的斗爭中平反冤假錯案。1976年11月份夏明文和我以實名向當時主持省委工作的許家屯（彭沖已調到上海）寫了兩封信，反映無錫當時的兩個問題：一是在蘇南各市中無錫“兩追查”中涉及的人最多，逮捕關押的有21人、隔離辦學習班有近百人，要求省委盡快下令全部釋放。二是提供了周錫林與王洪文的多次往來線索，請省委清查并采取措施不能讓周錫林王湘洲繼續把持無錫公檢法。其中有些事牽涉到韓本初，但當時信中并沒點名。應該說，這兩封信的分量是很重的。誰知許家屯把我們的信直接轉給了韓本初，后來信的內容也讓周錫林全部知曉。他們當時就派“兩追查”專案組人員來威脅我們：“你們信中內容不實，你們對此要負法律責任”，“逮捕關押的人難道沒有其他罪行？”，“你們又亂打橫炮”。這些錯誤言論，都被我們堅決頂了回去。 1977年年初，時任市委宣傳部部長的楊陸維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氣氛嚴肅，張國安副部長坐在一邊做記錄。心直口快、脾氣火爆的楊陸維部長劈頭第一句話就是：“陶伯華，你對人民犯了大罪，必須向組織老實交代！”我當時一頭霧水，事后才知道是牽涉到1975年我們請人民日報記者保育鈞向中央轉送的反映解散市報道組和無錫市幫派活動的—封舉報信。不久人民日報因反“四人幫”有功而提升的保育鈞來電了。他告訴我們，無錫市委調查組的人為核實報道組的那份匯報材料找到了他。他義正辭嚴地回答他們，這份材料是我叫報道組的同志寫的，有什么問題我負責。你們放著周錫林這些與王洪文有直接聯系的幫派分子不查，卻反查早就與幫派分子作過堅決斗爭的無錫報道組的同志，你們站在什么立場上？你們究竟要干些啥！保育鈞關鍵時刻站出來仗義執言，韓本初借刀殺人、打擊報復這一招落空了。 1978年初省委書記許家屯（此人后來逃到美國，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抓綱舉旗，上掛下聯，點名批判知青小說《我們這一代》，定性為反動小說，要求各市各縣層層抓小爬蟲。我在五七干校寫的反思文革的長篇小說正撞在槍口上，韓本初指示組織一個班子寫材料，準備全市批判這部小說，并準備將我下放街道。在結束“四人幫”的文化專制主義后，居然還要在全市范圍內批判既未公開發表也未私有流傳的一部未完成稿，真是開了歷史的一個大玩笑。幸遇南通老干部邢白解放后調任無錫市委副書記，分管宣傳口工作，及時受理了我的申訴。再加上我的這部小說是在五七干校勞動之余，急就章在筆記本上字跡繚草匆匆書寫，批判組難以辨認，只得花錢請放暑假的學生重抄—遍。待到這些工作做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重文已經發表，隨后真理標準大討論在全國深入展開，黨的三中全會又在1978年底召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方針被廢止，全黨的工作重心轉向了現代化建設，我的小說問題也就不了了之。以后，宣傳部歸還了我的小說手稿，已整理的批判材料也全部銷毀。 1975年后我運交華蓋，掌握大權的幫派分子與風派人物—次次要置我們于死地，—次次地要把我們整下去，“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應該說我們個人的命運都在他們的掌控之中，人生厄運看來無可避免。但是歷史的總趨勢是前進的，新的時運必竟是不可阻擋的，曾幾何時炙手可熱的周錫林及其突擊提拔的“小兄弟”就全部被免職?？梢哉f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重文關鍵時拉了我一把，是真理標準大討論和黨的三中全會打開了—個全新的時運。我也趁勢而上，開始了思維學、邏輯學、文藝學、美學新的學術攻關。 學術與自由 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這是改革開放的思想解放年代。政治環境穩定后，在時代風氣影響下，我一面增補學歷，如饑似渴地吸納國外涌入的新思潮、新成果、新方法，一面在編輯《無錫論壇》，做好社科聯、講師團、社科所本職工作的同時進行學術研究專題攻關。在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院士的點撥下，我開始寫作《靈感學引論》，深化研究《類推工具論》。在杜文園教授的指導下，我繼續進行《藝術變相論》的艱苦寫作。在無錫市經委主任錢志新的組織下，我參與了《新企業經營管理叢書》的企業調查與文稿撰寫。 1986年，我和陸國鈞有幸參加了由國務院軍隊轉業干部安置辦公室組織編寫、胡福明和張菊耿任主編的《領導科學原理與應用》一書的寫作。胡福明和張菊耿都是深深扎根民眾的資深理論工作者。南京大學哲學教授胡福明多次講到，正是由于非常了解基層百姓，特別是農民的實際生活與真實思想，才敢冒著風險寫出了那篇震撼中國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得到了鄧小平同志的肯定與支持，并引發了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張菊耿老師“文革”期間下放工廠，組織起不少青年工人學馬列小組，在悼念周總理、反對林彪、“四人幫”的斗爭中發揮了骨干作用，1976年他與機械局宣傳科的朱祖華一起隔離在學習班中受審查，四五運動平反后他被提升為無錫市黨校副校長。1987年《領導科學原理與應用》正式出版，這本教材在中國百萬裁軍行動中印數甚巨，發揮了很好的培訓作用。1991年1月，時任省委常委、省黨校校長的胡福明教授又點兵張菊耿、陸國鈞和我冒寒赴京作二版修訂。正在中央黨校學習的胡福明教授具體指導了二版修訂工作，并請中央黨校教授高光、萬井容審讀。 高光認為，《領導科學原理與應用》是一部干部學習領導科學的比較好的教材。這本書，材料翔實，囊括了古今中外有關這方面的軍事、政治、經濟、管理等方面的資料。這本書，有一個明顯的特點，也是它的突出優點，即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繼承和發揚了黨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積累的一套領導方法和領導藝術，同時吸取了當代自然科學和管理科學中的新的科學方法。所以，讀了之后，既有革命的傳統感，又有時代的現實感。這本書作為教材，針對干部在世界觀、認識論、方法論中存在的問題，從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加以論述，具有系統性、科學性和針對性。萬井容的評審意見是，《領導科學原理與應用》是一部研究領導科學較好的書稿。本書以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總結我黨領導工作方面的豐富經驗為基礎，吸取了現代科學技術成果和有益的管理方法，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原則。本書在研究具有中國特色的領導學方面，取得了新的進展。本書內容系統，觀點鮮明，材料豐富、翔實；論述深入淺出，文字流暢，是一本適合廣大干部尤其是新走上領導崗位的干部學習領導知識的好教材。 《領導科學原理與應用》一書雖然專家肯定，學員口碑好，在百萬裁軍軍隊轉業干部培訓中印數巨大，但限于當時的稿費制度，初版后出版社僅給我們5200元稿費，每人僅得1300元。為這件事胡福明專門詢問我，大家有沒有意見？我回答得很干脆，以前我們習慣了沒稿費寫文章，而且文章還沒有個人署名?，F在能為國家軍轉培訓直接出一點力，已是難得的機會。1300元稿費確實不多，但與我們每月幾十元工資相比，不算少了，可以作我們利用節假日和晚上加班加點的補償了。后來讀了胡福明寫的《我的學術小傳》才明白，他的這一問是他一貫的待人處世之道。胡福明在書中寫道： “真理標準大討論，我出名了，我警告自己，要低調，不要昏了頭腦。我記得，粉碎“四人幫”后，教育界大面積加了一級工資，我也加了一級工資,因為已十年多未加工資了。1978年，學校給少數教師又加了一級工資，給我也加了一級。1980年，學校又在較大范圍內加一級工資，按政策，我還在加工資范圍內。但有些同志加不到這級工資。我考慮再三，主動讓出這次加工資機會，讓僅加過一級工資的同志再加一級。那時，做飯都用煤球爐，缺點是火力小，易熄滅，而且煮飯燒菜花的時間長。學校努力弄到一批煤氣灶,領導要給我一副煤氣爐灶。我全家商量后，覺得我家雖是雙職工，有兩個孩子上學，但家有岳母燒飯菜，可以把煤氣灶讓給雙職工、有孩子上學、又無老人的家庭，因此，我們把煤氣灶讓給了急需的老師。我原住十五舍簡子樓，南北兩個房間，五戶合用一個廚房，十多戶共用一個廁所和洗澡間。后來，學校造了新宿舍，學校分給我一套四居室的住房。全家討論一致說不能要，于是建議在北京文革前往招待所的任副系主任的教授居住。后來學校在北京西路建造了十三、十四舍，系總支潘潔同志為我申請了十四舍401號，有飯廳、衛生間、灶間，我們很高興，搬了新家，增加了工資，稿費也有了。粉碎四人幫后，生活已大為改善了，? 要努力干工作，利益不能爭?！?胡福明的這種“要努力干工作，利益不能爭”的精神很感動人，也成為我做人的榜樣。辛勤耕耘，終有收獲，1987年，是我學術上的第一個豐收年。3月，全國第一部靈感學專著《靈感學引論》出版，第—版就印了近3萬冊，并獲江蘇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2等獎，太湖文學獎1等獎。12月，我參編的《領導科學原理與應用》出版，反響甚好。近幾年在大學學報、省刊上發表的《試論類比推理的邏輯結構與認識功能》《時代呼喚著現代新工具》《類比：學科交叉的橋梁》等類推工具論系列論文，又獲錢學森院士、《中國社會科學》、上?！渡鐣茖W》編輯部專家的好評。1988年，我憑借專著《靈感學引論》、編著《領導科學原理與應用》與類推工具論系列論文，從一介布衣破格評聘為副研究員。這一年，經張菊耿教授推薦，已任江蘇省委黨校校長的胡福明親自考察，擬安排我與我的妻子朱亞燕到省委黨校與省委講師團工作，并給我們全家分配了三室一廳住房。為適應省黨校的教育工作,杜文園老師還專門為我在江南大學安排了講課實習?？删驮谶@一年我母親發了一次小中風（2年后大中風去世）。面對風燭殘年的母親淚眼，再加上我對自己的教書能力缺乏自信，只得放棄這難得的機會。正如我在當時寫的一首《擇道難》的小詩中寫的： 躊躇擇叉路，不容后悔歌。我讓南大遇風波，卿棄清華獲坎坷。有失亦有得，比翼渡愛河。 如今又兩難，伯樂親招羅。金陵虎鋸羈絆少，梁溪娘老病淚多。人間重晚情，盡孝謝仕途。 這次南京應聘雖未成行，但是我和我的妻子對胡福明校長的知遇之恩始終是感激不盡的。 攀越與扶持 上世紀90年代我雖未能在胡福明校長的直接領導下做科研教育工作，但在真理標準大討論中確立“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卻有效地推動了我的學術攻關。1994年，是我學術上的又一個豐收年。3月，我與杜文園老師合作的歷經十個寒暑五易其稿的《藝術變相論》在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該書出版后獲江蘇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2等獎，無錫市文學藝術大獎，太湖文學獎1等獎。11月，我參與編著的國家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現代美育教程》（金開誠任主編），由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近幾年，我又參與了全國性的實踐美學與后實踐美學的論爭，在學術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有影響的論文。1995年我憑借《藝術變相論》與《現代美育教程》2部著作及發表在《文藝研究》《光明日報》等報刊的6篇哲學美學系列論文，再次破格評為研究員，以后又先后被評為江蘇省優秀知識分子、省優秀社會科學工作者、省干部崗培優秀教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江蘇省地方社科研究人員評高級職稱都必須委托江蘇省社會科學院，而我卻與省社科院有過—段糾葛。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院士在國內首倡開展思維科學研究。這也是在世界近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史上，由中國人第一次獨立提出并倡導創建的既具基元性、普遍性，又有綜合性、應用性的大學科群。當時我正報考江蘇社科院，但因名額不多，限報古典文藝理論專業。在這種情況下，我將剛寫好的近4萬字的《思維學研究綱要》寄錢老，請求審閱并推介我投身這門新興學科。關心青年學子的錢老即將此文轉送中國社會科學院許滌新副院長，許滌新副院長請有關專家審閱《思維學研究綱要》，給予肯定評價，并向江蘇省社科院作了推介。誰知因無教材參考，我在古典文論這門課上考砸了。主考人員便將權威部門的推薦與我在古典文論上的考砸兩件事聯系起來，在大會上將我作為開后門的典型批了一通，一時影響很大。后來我碰得省社科院哲學所的鐘克釗研究員，他說你要搞思維科學，比較對口的還是我們哲學所，我們也歡迎?，F在事情搞砸了，多辯無用，今后還是憑成果說話吧。 “憑成果說話”，確是硬道理。進入省社科院高評委的畢竟是有眼光的專家，評副研究員，我憑過硬的成果，雖然當時僅有大專文憑，但一次就破格評上了。評正高級，第一次參評一般要打回票，況且當時我的研究生文憑還差幾個月未發，仍只能以破格資歷參評，但憑過硬的成果，又一次就過關了。曾在無錫七中當過政治老師的省社科院人事干部錢必芳對我說，看來80年代初我們看走了眼，錯失了一位人才。令我驚訝的是，我們的現任院長胡福明，竟在高評委上為你的問題足足講了近20分鐘，大談如何識別人才，大談正確處理學歷與人才的關系，大談憑真才實學選人才。我聽了錢老師的這番話，內心非常感動。 1996年，我到錫洲賓館參加無錫市社科聯的一個會議，在賓館巧遇正在錫山區調研的省政協副主席胡福明，對他在學術上對我的扶持，我再三表示感謝。他仍是那樣平易近人，仍是一臉微笑。他告訴我，80年代底他就形成一個想法，要在中青年中選撥一批社科人才，作為學科帶頭人重點培養，當時想調你到省黨校來就有這個用意，可惜你沒有來。在地方搞社會科學研究，雖然更艱苦—點，清苦一點，但有利之處是更接地氣，希望你不要止步，一步一個腳印繼續走下去。 “不要止步，一步一個腳印繼續走下去?！边@話成了我在漫漫的學術探索道路上打持久戰的座右銘。 進入新的世紀后，我在80、90年代分專題研究靈感學引論、類推工具論、藝術變相論、審美超越論、超常發展論等“五支論”的基礎上，進入更高層面的理論體系的創新探索階段。2002年，我的《美學前沿》書稿經專家匿名評審列為江蘇省重點學術著作資助項目，修改時我將原書稿從30多萬字擴展到45萬字，展開新實踐哲學的深層結構，形成了有自己創見的哲理構架。2003年，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社長與責任編輯的全力支持下，我出版了58萬字的《大飛躍——人類文明演進的十大飛躍點》，形成了文化人類學的歷史構架，并初步構想了中國自己的文明學新說。2000年至2005年，我參與主編的《人類智慧思維叢書》陸續出版，我在31萬字的《智慧思維學》專著中提出了智慧思維的大系統集成模式，確立構建新的學術體系所需要的思維構架。從2004年開始我又系統研讀宗教神學、中華國學、西學與馬學的重要經典著作，與世界學術大師展開心靈對話，扼要梳理了神學譜系、中學譜系、西學譜系、馬學譜系的演變脈絡、核心范式、主導構架、思維方式。并在此基礎上提出重建新學體系、重建中華文明的構想，進一步豐富文明學新說。這些研究成果匯聚成2011年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55萬字的《新文明學導論——新軸心時代中華新學構想》一書。 我將這些學術著作都寄給胡福明教授，請他指正，并說明這些理論成果的取得是隨時代的發展、真理標準大討論深化的結果。例如我提出的“實踐超越說”就將實踐范疇的內涵從實踐認識論層面提升到實踐價值論層面、實踐本體論層面。這三個層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踐范疇的題中應用之義，也是隨時代進步黨的理論的發展之維。1978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再度高揚毛澤東的《實踐論》，突出了實踐認識論之維；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提出了“三個有利于”的價值標準，推進了價值哲學，突出了實踐價值論之維；新時代習近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更是強調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求，把建設美麗中國與建設民主、富鐃、文明的中國并列起來，創造性地推進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從而高揚了馬克思以實踐為本的審美詩性之維。 據此，我雙手贊同80多歲的胡福明教授在《我的學術小傳》中得出的一個歷史性結論：“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偉大成果。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的第二個偉大成果，其標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抓住黨的建設這個根本，從嚴格執行八項規定開始，反腐倡廉,深得黨心民心。隨后從中國實際出發，提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開辟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三次飛躍。實踐證明,習近平同志關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三個偉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