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1；孫鴻志回憶錄《一篇難以忘懷的稿件出籠前后》 我寫了多少篇稿件自己也說不準?？墒?，有一篇稿件在人民日報“壓”了ー年多才姍姍見報，其間發生的“波折”，是我從事新聞工作多年很少碰到的。至今回憶起來仍然難以忘懷。 那是“突出政治”的口號聲響徹中國大地和藍天的年代。1971年初夏的一天，我陪同人民日報記者黃采忠，他向我提議，能否寫一篇關于思想工作結合經濟工作一道去做的通訊？并要求：一是著力點在提高生產效率上；二是故事情節絕對真實；三是不帶理論色彩，只用事實說話。 也許是出于職業敏感，似感這位人民日報記者的提議，隱伏著某種“玄機”?？稍谀莻€年代，我不便也不敢多問?！霸囋嚳窗桑?？”我隨口應允。 隨后，我把這件事在報道組的碰頭會上通了氣，同行們各抒所見。有的直截了當認為這可是個“小”中有“大”十分敏感的話題，勸我要鄭重。有的告知在不久前召開的全市思想政治工作經驗交流會議上，有一家鋼鐵廠的煉鋼車間黨總支書記，介紹了這方面的生動事跡。 最終決定，由我和同行湯永成、許頌智、何星川同志四人“沉”到這家大中型鋼鐵企業，進行調查采訪。 歷經一月，先后找這個廠煉鋼車間的黨總支書記、分支部書記、車間主任一干人等及數十位工段長、班組長、一線工人，作了訪談。 隨著采訪的逐步深入，我們從中挑出15個不同類型不同側面的典型事例。為了弄清事實的具體情節，我們采取聆聽為主，不予暗示引導的做法，與當事人平等交談。經過對采訪素材的分析梳理，一個個故事如一幕幕電視劇在眼前展現，故事梗概、情節、對話已呼之欲出。 正當動筆之際，碰到了一個難題：每個故事，既要獨立成篇，又要緊扣一個主題，主題在哪？四人各抒所見，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反復多次，總覺得不盡如人意。一天，我建議到太湖邊走走，放松一下思想。與其說玩，實則想“找”一點“靈氣”。邊走邊談，離不開這篇稿件。突然間，年長記者何星川說了句曲默的話：“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鋼鐵廠美，美就美在煉好鋼，稿件主題就叫《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爐前去》嘛！”四人一致同意。于是，初定15個小故事，每人寫3至5個，當場分工，三天拿出初稿。 初稿出來后，四人一起對每篇小故事，逐字逐句仔細推敲。經反復斟酌，決定刪掉5篇，保留10篇。稿件發出后幾個月，居然音訊杳無。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對這篇稿件的期待和憂慮已漸漸淡去。 豈知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稿件“沉睡”一年之后，我突然收到一封蓋有“人民日報總編室”印章并囑轉交市委的信函，主要內容是要求對稿件每個細節進行詳盡核實，務必準確無誤。 當天下午，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理，走進市委小會議室，在座的有市委書記、市委副書記、市委宣傳部長，他們先后傳閱了人民日報總編室的函件，似乎神情嚴肅。還是市委宣傳部長打破了沉寂。按他的示意，我翔實匯報了采寫這篇稿件的來龍去際。三位領導傳閱了近萬字的稿件后，市委書記說：“這篇稿件的涵意好深呀，讓人們思考一個重要問題，初看都是區區小事，細想無不涉及當前＇政治氣候＇的大事?！甭牶?，我的心情放松了一些。緊接著市委書記指示：“按人民日報的要求立即核實，每個細小情節都不能有出入。 可在如何答復人民日報的問題上，有的提出“穩妥”方案：由我去北京，與人民日報的同志商量，這篇稿件的落腳點放在提高生產效率上，是否符合當前形勢？有的認為以市委的名義發函，表明用與不用由報社決定 ……言下之意，相關責任當由報社承擔。不言而喻，市領導也許有什么顧慮抑或有更深層的考慮。當征求我的意見時，我說：“人民日報總編室的函件很明確，是要我們核對事實，核實后告之即可?！苯涍^一番磋商，市委書記拍板：“按人民日的要求辦，復函由報道組擬就，經市委辦公室蓋章發出?！蔽业恼埵緟R報歷時兩小時。 為鄭重起見，稿件的核實，由市報道組沒有參與采寫這篇稿件的三位同志承擔。經過三天的核實，確認每個小故事的具體情節確實無誤，即按市委書記決定的程序辦妥，向人民日報總編室復函。 沒過多少天，鋼鐵廠的稿件終于出來了…… 1972年7月31日上年，我剛踏進辦公室，見同行們圍著昨天的人民日報，邊看邊議。呈現眼前的是人民日報二版醒目的通欄標題：《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爐前去》。整整一個版面，采用10個小故事中的6個。每個小故事加了《編者按》。其實，我昨天已看過這張報紙。 遂后不幾天，新華日報用一個整版全文轉載；緊接著，該報又用一個版面刊登了余下幾個小故事。 接踵而來的是，這家鋼鐵廠陸續收到全國各地許多單位要求前來“取經”的函電。顯然，那是人們對“政治工作要結合著經濟工作一道去做”懷有濃厚興趣，而對“空頭政治”不以為然的情緒流露。 其實，工廠不好好把生產搞上去，何成工廠呢？這本是個很淺顯的道理?？稍谀恰罢螇旱挂磺小钡哪甏?，“四人幫”把生產和技術都賦予“階級”的屬性，一不小心被扣上“用生產壓政治”的“帽子”，誰吃得消??？ 用當今的目光來審視，這篇稿件在表述方式上，倚重用事實說話，而在闡述觀點時，確有欲說還休之嫌?？墒欠步洑v那場“大革命”的人，當能理解作者和編者的苦衷。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如果不來點“穿衣戴帽”，稿件“胎死腹中”不說，弄得不好還會被追究“政治責任”。 這篇稿件在“四人幫”歇斯底里地叫喊“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口號聲中出籠，足見人民日報的“老記”們，堅持真理，良心不泯；迎風而上，膽識過人。 主席有言：“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它是要結合著經濟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边@組稿件從各個不同的側面詮釋了“結合著經濟工作一道去做”的方法和效果。這組稿件得以在人民日報沉睡一年后才見報，也許是在耐心等待適宜發表的氣候和時機。人民日報編輯、記者的良苦用心令人嘆服，令人欽佩。 （編者注：本文作者孫鴻志時任無錫市革委會通訊報道組負責人，兼任紅無錫報和無錫人民廣播電臺編輯部領導小組負責人、編輯部黨支部書記。） 附件2: 夏明文口述史《我親歷的無錫文革后期的幾個事件》 王海寶（無錫市工商聯副主席）：你是那年到膠片廠來的？ 夏明文（原海南省洋浦經濟開發區土地規劃建設局局長）：1975年4月下旬。但是我1969年就采訪過膠片廠。我調到膠片廠很突然，事先一點準備都沒有。當時我正在南京出差，是陳威（1975年初任電臺黨委書記）把我喊回來，通知下電膠廠的，他說這是市里的決定，關系不用你自己拿，都已經直接轉下去了。當時市革會報導組和電臺編輯部共45個人被趕走28人，24名黨員被趕走17名，并且明令下去的人一律不許重用。這是無錫幫派份子對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中公開反對他們的人的打擊報復。 王海寶：就把你安排到膠片廠，陶伯華安排到哪里去了？ 夏明文：陶伯華安排到宣傳部。那時膠片廠是離無錫城最遠的一個工廠，不能天天回城，有人說這是“流放”。但現在感到“因禍得?！?，在膠片廠使我接觸懂得了工業，還接觸懂得了點技術，并讓我有時間和心境來考慮研究無錫近代工業發展。 王海寶：當時你到廠里安排在哪個部門？ 夏明文：開始是政工組，是宣傳組的負責人。1976年因為涉及無錫悼念周總理的活動，市里搞“兩追查”又要來動我，當時我被南京的老干部叫去參加省委宣傳部學魯迅學習班。7-8月份風聲越來越緊，當時掌管無錫市公檢法的幫派分子周錫林、王湘洲（周時任市委常委、市革委會副主任，分管公檢法；王時任公安局長），借“兩追查”繼續打擊反對他們的人，把曾公開反對過他們的紡工局工會干部陳錫明、紅旗船廠宣傳科袁榮榮、輕工局宣傳科老干部顏景純、搪瓷廠團總支書記劉祝林、自行車廠老師王浩勛等人都先后被關押逮捕，定性為“一個反革命集團”，“一股反動的社會勢力”。還特意在市人民大會堂召開公開逮捕顏景純的全市性大會，周錫林在報告中說顏景純是這個集團的“黑老頭”（顏抗戰時就參加革命，年紀較大）。在獄中追問陳錫明等人我參與修改悼詞及與我交往的情況，并威脅說你們不要還有幻想，我們馬上就要對夏明文陶伯華采取措施，沒幾天了。據透露他們準備先辦我的學習班，然后再升級處理，但在無錫找不到我的人，廠里說去南京參加省里的學習班了，他們就打電話到南京，說這個人怎么還在你們省委宣傳部學習？他悼念周總理有問題。當時省委宣傳部回說正常悼念周總理不是什么問題吧，頂回去了。當時主持學習班的徐惠征（后任江蘇省廣播電視臺臺長）事后跟我說，那時無錫來了好幾次電話都是她接的，他們要你回去，我們堅決不放，電話里還爭辯起來。她和蔣式東很熟悉，把這個情況告訴了蔣，蔣式東一聽就比較急，開了車到南京，叫我千萬不要回無錫，呆在南京躲一躲。 王海寶：采訪蔣式東時，他說市里叫他跟吳鹿鳴兩個人，工作停下來，專門追查悼念周恩來的事件。膠片廠當時做了一個最大的周恩來的像，有兩米多高，一些人抬著鐵架子去悼念的。 夏明文：悼念周總理是大家心愿，當時的社會潮流。我是因為涉及陳錫明等人在市中心新華書店墻上貼的那個悼詞。這個悼詞經我看過修改過，貼出的時間最早，言詞也很鋒利，看的人很多很多，幫派分子鄒海根（時任無錫市革委會副主任、分管宣傳口）看后就說“這是無錫反革命事件的宣言”。那時我的處境也確實比較危險。直到10月粉碎“四人幫”后，才有根本轉變。1976年12月，我被送到省黨校去學習半年，學習回廠以后，武金如蔣式東書記比較重用我的，馬上就要叫我做黨委廠長辦公室主任，但是說上面有看法，沒辦法就副主任主持工作。 王海寶：我看了廠里的很多卷檔案，不少材料都是你起草的。 夏明文：基本上都是我起草的，包括1982版第一本廠史也是我編的。那個時候我就搞廠史了。粉碎“四人幫”以后有段時間，我的日子比較好過，工作積極性也很高，成天加班加點。蔣式東要求廠部年輕干部每個人都要學會一門技術，要到車間蹲點勞動。我是資深“少年無線電愛好者”，所以選擇到電儀車間儀表電工班學技術，到動力車間鍋爐房蹲點勞動。記得有兩個春節我都在鍋爐房值班燒鍋爐。 王海寶：聽很多廠領導反映，后來市里韓本初不斷來找你麻煩，他們也弄不清，這到底是什么原因？ 夏明文：有幾個原因，最主要的是，76年11月份我到省黨校學習之前與陶伯華聯名向當時主持省委工作的許家屯（彭沖已到上海）寫了兩封信，反映無錫當時的兩個問題：一是在蘇南各市中無錫“兩追查”中涉及的人最多，逮捕關押的有21人、隔離辦學習班有近百人，要求省委盡快下令全部釋放。二是提供了周錫林與王洪文的的多次往來線索，請省委清查并采取措施不能讓周錫林王湘洲繼續把持無錫公檢法。其中有些事牽涉到韓本初，但當時信中并沒點名。例如“兩追查”中逮捕關押的人最后是他簽字批準的；周錫林每次到上?；顒邮孪仁潞蠖际窍蛩麍蟾娴?；無錫學習上海經驗“造反派在領導班子中要占到60%以上的比例”，也是在他主持工作時的1974-1975年間實現的；更為不可理解的是，1976年3月中旬與上海幫派骨干分子通氣得到北京方面批鄧消息后，無錫和蘇州兩地同時召開市委市革委會擴大會議，集體“造省委反”，“炮轟彭沖”，韓本初也卷在其中甚至是一度帶頭參與了。當時無錫各個部局不僅把“炮轟彭沖”大字報貼到無錫市中心，市公安局機械局輕工局等單位還用汽車把大字報大標語送到南京，貼在新街口鬧市區和省委大院前，這種有市委書記帶頭，各部委辦局頭頭上街集體亮相，炮轟省委和省委書記的現象，在整個江蘇絕無僅有。 應該說，這兩封信的分量是很重的。那時我們年輕氣盛，血氣方剛，鋒芒畢露，天不怕地不怕，不像現在做事要考慮這考慮那。誰知許家屯把我們的信直接轉給了韓本初，并且信的內容也讓周錫林全部知曉。他們當時就派“兩追查”專案組人員來威脅陶伯華和我：“你們信中內容不實，你們對此要負法律責任”，“逮捕關押的人難道沒有其他罪行嗎？”，“周錫林與鄒海根是有本質區別的”，“你們又亂打橫炮”，都被我們堅決頂了回去。雙方的揭發與反揭發僵持有一年多時間，其間省政法領導小組組長惠浴宇老省長對無錫要放人的問題也作過干預，但他們就是拖著不辦或把人放了還找個罪名掛個尾巴。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因悼念總理被捕關押的人才全部無條件的釋放平反，而且周錫林王湘洲他們也都被撤職接受審查。從此韓本初與我們結下了可能一生都難以解開的梁子。 我們當時就感到，許家屯把我們向省委的反映信直接轉給涉事者并讓被揭發人知曉，明顯不妥。幾十年后回頭看，這里還有更深的原因，這就是許家屯在文革后期為了反對支持地方的軍隊干部，是和那些幫派分子混在一起的，無錫有些所謂老干部也是如此。一個最明顯的例證，就是江蘇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彭沖許家屯”是被人作為一個整體聯系在一起的。然而在1976年蘇州無錫兩個“造反派根據地”炮轟省委、貼省委大字報中竟將他們分開，只對著彭沖不提及許家屯，不要許家屯轉彎，這里面有什么文章？聯系粉碎四人幫后很長一段時間許家屯等人不釋放平反因悼念總理被捕關押的革命群眾，丟卒保帥地清理了一些浮面人物，而不去清查與四人幫有直接牽連的核心人物，其內幕是發人深省的。所以后來許家屯叛黨外逃，我聽到后一點也不感驚奇。這是他一貫投機的必然結果。 王海寶：這些事還從來沒聽你說過。 夏明文：是的。在膠片廠、在無錫、甚至于在江蘇，我向誰去說？說了不僅不解決問題，反而還要給別人添麻煩。但我堅信總有把這些事情原原本本說出來的一天。 王海寶：現在到了這一天嗎？ 夏明文：應該說基本到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韓本初對我們記恨在心，非置于死地而后快，他利用手中的權利，親自出馬多次對我的任職、上調、論文發表、外出學習，進行直接干預和控制。所加罪名也是隨著形勢變，一會兒是這樣，一會兒又是那樣，前后矛盾，左右不是。別說膠片廠的人，就是市級機關的干部，以至各類旁觀者看了都感到不可理解。 王海寶：是的，韓本初始終盯著你，這個膠片廠的人都知道。粉碎四人幫后廠里同意你到北京化工學院脫產學習，他不允許；有位主管副市長提議調你到市計委工作，也遭他反對；廠里提你當辦公室副主任后，在一次會議上他還直接質問廠黨委領導。 夏明文：此類事還有不少。如省委機關刊物《群眾》雜志提議我擔任他們在無錫的特約記者，被他們否定了；1984年底我寫了一本無錫近代經濟發展的長篇專題研究，無錫日報社要分篇連載，一請示也打了回票。對這些事開始我很氣憤很反感，后來心里想他要這么抬舉我干嘛，不就是知道了一點內情嘛，作為無錫一號大人物要對一個年輕小人物進行這種“嚴防死守”式的打擊報復，不是恰恰反映了其內心的某種焦慮不安嗎？對我而言，76年大難已過，來到基層工廠，也學了技術燒了鍋爐，還能怎么樣？所以慢慢也就不把這些事放在心上，該怎么工作還是怎么工作，該怎么學習還是怎么學習。記得我曾寫過一篇《在人生的曲折面前》發表在《群眾》雜志上，反映了我當時這種對打擊報復不在乎的積極向上的心態，還在雜志上引起過后續討論。 考慮到我經歷的事畢竟膠片廠的人都不知道，蔣式東、武金如這些老領導相繼離廠到其他領導崗位，1982年5月我向膠片廠黨委正式提交了一份《進廠前后我的主要經歷梗概》并附了關鍵證明人和相關專題資料，對我1974-1976年間經歷的事情作了個備忘記錄。當時膠片廠黨委看了不知如何處理，只是到1985年何肅塵根據化工局黨委意見代表廠黨委先后找我談了三次話（1月3日夜、4月5日、6月28日），反復強調一個問題，市里有人看了你的東西不舒服不滿意，你是不是對參加批林批孔運動的動機再認識一下（意思要認個錯）。我說個人的認識已經在主要經歷梗概講了，事實擺在那里，若事實不能改變則認識也變不了，婉言拒絕了。后來鄧鴻勛任無錫市委書記時，膠片廠請示市整黨領導小組得到的意見是：無錫批林批孔運動的情況比較特殊，夏明文陶伯華那段經歷表現不作為一個問題。今天事過境遷，何肅塵與韓本初已經作故，再談這些事情感慨萬千。好在材料我都留存了，若將來有人要研究無錫那段復雜特殊的歷史，或許可派一點用處，并作出一個公正的判斷。 王海寶：我們年輕對以前的事不了解，無錫批林批孔運動的情況到底比較特殊在哪里，與陶伯華和你又有什么關系？ 夏明文：涉及兩方面的特殊情況。第一個方面，陶伯華和我的特殊經歷和特殊處境。陶伯華與我原是市七中的學生，陶伯華是67屆、我是66屆高中畢業生，1968年6月，在27軍尤太忠薛國衡主持無錫市革委會時被決定留城進報社電臺工作。當時盛傳“三萬知青全下鄉，唯有倆人留錫城”，我到現在也沒完全弄明白怎么會留下的。1971年10月無錫報紙停辦，我們轉入市革會報導組。市革會報導組很早就成立了，當時的名譽組長是王晏，主持工作的副組長是從部隊轉業的孫鴻志，陶伯華任副組長，我是后期的黨小組長。其主要任務是向中央與省里各種媒體提供無錫市的各種新聞稿件。當時江蘇的經濟發展在全國比較穩定，而無錫的工業生產在江蘇又是最好的，27軍的“三支兩軍”受到了毛主席的多次關注表揚并鼓勵27軍要為人民再立新功，當時周總理也把好多外賓直接介紹到江蘇無錫來，最突出的就是西哈努克親王的兩次來訪，第二次來訪時毛主席還親自建議親王到梅園去看看，那時上級各種新聞媒體來的人也很多。在71底到74年初這兩年多時間內，報導組先后采寫組織稿件563篇，被《紅旗》《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采用160多篇。報導組的工作很有成效，被評為無錫市1973年度的先進集體。 王海寶：這樣的用稿密度，在中央和省級傳媒上幾乎每天都要看到無錫的消息了。 夏明文：是這樣，幾乎每天都要看到。新華社一位同志統計，當時無錫上中央媒體的稿子量要超過3-4個省的總和。在報導組工作同時，1972初我們又加入市委寫作組，這是王晏親自決定要成立的。組長是杜文遠，王晏在27軍時的部下、全國全軍聞名的27軍“解勝文”寫作組組長，成員還有黃小坤、項友煒，但主要是我們倆個人。杜文遠思想水平很高、寫作功底一流，當時轉業到市委辦公室負責文字秘書工作。市委寫作組的任務與市革會報導組不同，主要是為市委做些重要的文字與調研工作，并完成中央媒體向無錫的特別約稿。例如在杜文遠的帶領下，我們先后參與起草了無錫市第五次黨代表大會、市工會第九次代表大會、市共青團第八次代表大會及其他重要會議的報告；調研總結了繅絲一廠、鋼鐵廠（好像還有無線電廠慶豐紗廠）等企業抓革命促生產的典型事跡、調查了無錫青年工人結合實際學習馬列著作的情況，當時都被《人民日報》、新華社采用了；還有黨代會前組織宗毅等一批老干部的個人署名亮相文章和王晏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學習《矛盾論》心得體會，等等。 王海寶：那你們實際成了王晏書記的秘書了。 夏明文：某種意義上可以這么說，但又不完全是，因為寫作組并不只是為某個人服務。此外，由于杜文遠的關系，寫作組還為《解放軍文藝》雜志寫過幾篇文藝評論，這也讓我獲得了人生第一次稿費，那是一套由剛剛重印的20多個單行本集合而成的魯迅的全部雜文與小說集，這套書我很喜歡至今仍然保存著。杜文遠對我們要求非常嚴格，我偏向理工寫作并不太行，在他手把手的教導指點下才有點長進，在寫作上他是我的恩師。正是通過在杜文遠寫作組的工作，王晏開始接觸我們了解我們，并且也比較信任我們。當時在別人看來，我們是書記身邊的紅人，而我們自己則想得比較單純，也就是利用這個機會與條件，更好工作更好學習而已，并沒有它想。這是到1974年初我們的經歷和處境。 王海寶：這是第一個方面，那第二個方面呢？ 夏明文：第二個方面，就是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后陶伯華和我參與做的兩件在當時無錫全市有很大影響又很特殊的事情。 第一件是最早貼出要求清查無錫與林彪反黨集團有牽連的人與事、批評王晏捂蓋子的大字報。1973年12月毛主席決定“八大司令調動”，許世友離開南京軍區對調到廣州軍區。中央決定在各地清查與林彪集團有牽連的人與事。蘇州曾是林彪長期活動的據點，而無錫境內碩放機場那里又是林立果要謀害毛主席的地方，無錫一段時間內還曾為林立果進行過大規模的“選妃”，在市委時新巷招待所內也建有林彪的專門住宅。還有許世友司令在江蘇工作期間搞清查“516”傷害了不少人，毛主席也對此有所批評。這些情況引起大家深思。而這時王晏與以前相比顯得很反常，不是按中央要求來清查解決上述問題，而是另搞一套，提出要“反復舊”、“反回潮”。如他抓住焦化廠兩個青年工人退掉因表現好而提前轉正的工資，以示反對“物質刺激”的回潮；要報導組搞幾個“四腳朝天”對文化大革命一肚子怨氣的老干部，作為“文化大革命反對派”的典型；甚至更令人不可接受的他還想把和林彪反黨集團毫無牽連、早就應該解放使用的原市委的老領導韋永義、江堅、吳鎮、楊增作為“克己復禮”的活靶子，要重新拉至全市大會上斗批。當時市革會報導組和電臺編輯部26位同志根據了解到的這些情況，一致認為王晏是在轉移斗爭方向，捂蓋子保自己，你一句我一句，共同討論寫了張大字報，由陶伯華和我領頭簽名，又由程齊明和我們倆個人親自送到市委辦公室。誰知送去后，被王晏等人指示鎖在小禮堂拉上帷幕不讓人看，還追查是誰寫的，這激怒了大家，就把大字報直接貼到體育場，引發了全市范圍內對王晏捂蓋子錯誤的大規模地揭發批判。此后情況當時無錫的人都熟知。有人說我們這是“內院起火，紅人造反”。鄒海根周錫林他們也意想不到，感到十分奇怪，看見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也不商量好，就貼王晏的大字報，真有膽量?！?第二件是，在王晏被停職審查后，市革會報導組和電臺編輯部又幾乎同時抵制、反對周錫林鄒海根等人緊跟四人幫的幫派活動，“造了幫派分子的反”。1976年4月4日到5日，我代表市革會報導組和電臺編輯部與鄒海根等人一起到南京向吳大勝、蔣科、許家屯報告王晏情況，在這個過程中發現他們的好多做法打算是我們不能接受的。一是企圖踢開市委來搞運動。鄒海根在回來路上提出反對王晏的人要統一行動，成立行動、動態、輿論、材料四個組，要報導組和電臺編輯部作作為他們的輿論組；二是謀議排斥丁可則同志。5日中午在南京飯店周錫林說，丁可則在九次十次路線斗爭中都犯錯誤，是老保，他當中央委員是許世友搞的鬼，許老頭是整造反派的。并說王洪文請華林森向他轉達了這樣的意思，無錫應該有一個造反派的中央委員。朱恩禹（時任無錫市總工會副主席）接著講，總工會的權不能讓丁可則來掌，要奪過來。三是丟掉老干部，策劃“大換班”。在無錫大家的呼聲是請原來的三個常委，馬?。〞r任省石油指揮部書記）、孫富中（時任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周錫林（當時已調省體委當副主任）回錫參加常委交鋒，周海根在向吳大勝提要求時只講要周錫林回來，并加提了對要害部門要“摻沙子”。吳大勝說，要慎重，即使非要動，面也不要大?？墒青u海根在6日下午揭發王晏大會上向全市干部群眾匯報時說吳大勝是答應的。這是為他們學習上海經驗“保證造反派在領導班子中要占60%以上比例”目標服務的。這三條都涉及重大原則問題，是順著跟著他們呢？還是抵制反對他們呢？當時我既苦惱又焦急，不知如何辦才好。6日凌晨回無錫后上午便向孫鴻志、陶伯華等作了通報，大家感到事情復雜，趕快向市委領導們去報告，希望他們對此有所警惕與抑止。我負責向韓本初、宗毅、倪健康（時任無錫總工會常務副主席）匯報，宗毅、倪健康聽了，都說這些傾向要注意。倪健康還說他一定會全力支持丁可則的工作?？傻巾n本初家里匯報時招到的是“你們不要打橫炮”的斥責。那天他還很激動地敲了敲桌子，這與我們1974年初在時新巷招待所第一次見到他時“見人就檢討”的形象完全不同。當時他剛結束審查從徐州到無錫任副書記，見軍隊的同志就說“我是個犯過錯誤的人，現在在王政委（王晏）領導下工作很幸?！?。他犯的錯誤據知情者說，就是文革初期在徐州跟著山東王效禹搞政客作風，造反亮相，支持踢派，拉一派打一派，以后中央批王效禹政客作風時他亦受到審查。顯然這次他的立場又站到了造反派一邊，對此我們無可奈何。在這種情況下市革會報導組和電臺編輯部在隨后的一段時間內，被迫獨自抵制并反對周錫林鄒海根他們緊跟四人幫的幫派活動，并在全市范圍貼大字報公開了與他們的矛盾，直到1975年5月遭到他們的清洗打擊。 幾十年后回看，1974年我們做的這兩件事，即清查無錫與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人和事，同時又反對無錫幫派分子借機進行的篡權活動，確實在江蘇各城市中顯得很特殊。當時蘇州南京都沒人敢于有組織地起來公開反對幫派分子。這為無錫在1976年在江蘇率先出現大規模的“批判文匯報、悼念周總理”的群眾運動作了準備。無錫市整黨領導小組所說的批林批孔運動無錫情況特殊主要就是指這一點。顯然這與黨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這一時段的是非曲直論述判斷是一致的。 王海寶：最后，你自己如何看待在膠片廠這段經歷？ 夏明文：從75年到電膠廠，87年離開到北京讀書，前后有13年的時間，這幾十年走南闖北、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常常想起這段難忘的歲月，想起膠片廠的領導和同事們，想起當年遇到的各種各樣事情，有時情不自禁的要流淚。電影膠片廠是我曲折人生中的一塊福地。盡管這期間也碰到過一些不愉快的事，有不被人理解的時候，但那主要是由市里個別人的因素造成的，與膠片廠無關。相反，是膠片廠的領導們能公正客觀地對待我，并在關鍵時刻冒著風險保護我，還盡可能好地安排了我的工作崗位，讓我能夠邊工作邊學習。膠片廠還很早就給我分配了一套住房，讓我借以無憂慮地結婚生子。我特別感謝蔣式東武金如王靜宇這三位解放之前就參加革命、敢于堅持原則秉公辦事的老領導，特別感謝那些年不受外界偏見影響與我和睦共事和共同參加學習的同事們，特別感謝冒著得罪領導風險讓我報考研究生、送我到北京學習的王良朋廠長。我為自己當年能到電膠廠感到萬分慶幸，如果到了其他工廠，或許將會是另一種不同的人生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