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于:2020-04-25 上午 /閱讀:1519 /評論:5
這是一位朋友問我的問題。我對這位民營企業家私下里提出的問題,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是個有心人,肯學習,善于思考。他說,關心這個問題不只是他一個人,很多民營企業的老板暗自里都關心,只是不明說罷了。他說他翻遍馬列著作,找不到現成答案,所以來問問我對此的看法。 我與他之間說話一向直截了當,我脫口而出:依我之見,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的關系,就好比你我所在的民主黨派與共產黨的關系,是長期共存亡的關系。 聽我說了之后,他照著我翻眼睛,覺得我的說法新鮮,他從沒有聽說過。 我說:這叫人的認識從社會實踐中來。 新中國成立后,實行一邊倒,全盤學蘇聯,實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計劃經濟,計劃等同法律。通過對私改造,走集體化道路,把土改后農民剛剛分得的土地,又以土地入股的形式,收歸集體所有,農業生產統統實行集體化經營。在城市中,1956年,敲鑼打鼓,對私營工商業實行公私合營,用所謂的贖買政策,統統收歸國有。從此,全國實行單一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制度。 這種公有制經濟制度,蘇聯老大哥搞了70多年,結果怎么樣? 集體農莊經營結果,農業生產力甚至還沒有恢復到沙皇時期的水平。國有或集體所有的城市工業和手工業,生產力發展水平也不理想,資金平均利潤率遠遠落后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我國一心一意照抄蘇聯的經濟模式,30多年的情形我們更熟悉。人民公社的生產力水平,可以拿一塌糊涂來形容,社員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甚至連自己的口糧也拿不回來;不少生產隊年終結算下來,一工只值幾分錢。城市里的工業企業,資金平均利潤率也很低,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金平均利潤率無法比。所以,我國長期處于短缺經濟時代。城市人民的生活必需品長期憑票供應。大人、小孩各人一個月吃幾斤糧,一年穿幾尺布……規定定量。日常生活用品樣樣憑票排隊購買。我們這代人就是這樣過來的。 自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開始實行改革開放,開啟新的三十年。深圳經濟特區一馬當先,實行市場經濟,沖破單一的公有制經濟體制,殺開一條血路,讓民營企業和中外合資企業像雨后春筍般地遍地開花。許多有能耐的企業家瞅準方向,紛紛跑到特區去大顯身手——如現在華為的掌門人任正非——從而迎來我國經濟全面快速發展的新時代。江蘇蘇南地區,率先從社隊工業(后稱鄉鎮企業)異軍崛起,開始發展多種經濟體。 經過30多年的經濟大發展,我國從一個經濟弱國,竟然奇跡般地躍居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在經濟發展的社會實踐中,我國終于找到了適合我國國情的基本經濟制度,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國有經濟為主體,同時發展民營經濟、混合所有制經濟。在這種基本經濟制度的框架下,國有經濟、民營經濟、混合所有制經濟各自所占的比重,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不斷有所調整,但基本經濟制度的架構是不變的。 判別經濟制度的形式,唯一標準是有利于生產經營,它與社會性質并沒有必然的聯系,就像市場經濟并不等于資本主義一樣。資本主義國家其實也有國有經濟。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與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性質并不存在矛盾,反而能通過加快經濟發展,實現全面脫貧奔小康,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至于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情形到底怎么樣,這要讓實踐說話。像人們所描繪的,到了共產主義社會,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物質財富極大豐富,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到那時,國家消亡了,黨派沒有了,所有制問題也不存在了,再無所謂國有經濟、民營經濟。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歸全社會公共所有,商品和貨幣消亡,勞動者本身既是勞動者,又是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者。剩下的問題純屬生產方式。如農業,到底怎樣進行生產經營,現時之人可能很難想象出那時的情形,因為社會在不斷發展,新的事物不斷涌現??傊?,只要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生產經營方式哪種好就采用哪種。 這些,都是后話,是我們的美好理想。 民營經濟模式與資本主義國家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剩余價值是否劃等號?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在我國,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執行的是同樣的經濟政策,同樣的勞動法,同樣的工資制度,同樣的稅收政策,同樣的國民待遇。 民營企業家積累的大量財富,是否會產生不勞而獲的食利者?實例表明,二者并沒有必然聯系。我們見到的,民營企業家榮德生先生的子孫,一個也不是食利者。就是美國微軟公司的掌門人比爾.蓋茨,他也注意防止下代人成為食利者。至于個人消費比一般人多一點,生活比一般人好一點,總有限度的。民營企業家創造的財富,其收入由國家政策實行調節,生產經營始終在社會主義體制內的軌道上運轉,最終還會回歸社會。 我的看法,講的實際,沒有理論,不完善是肯定的。至于《共產黨宣言》書里講到的“兩個決裂”,我認為也是推論出來的,有猜想的成分,有待于實踐的檢驗,并在實踐中不斷提升、完善。 “照你這么說,民營經濟也該喊萬歲?” “是的。我是這樣認為的?!?真理愈辯愈明。我不是什么權威人士,位卑言輕,說話不能作數。我只是拋磚引玉,希望引起更多的這家那家,對面前活生生的問題,進行討論與研究,做出回答,最終為中央的權威決策,提供一些參考。我認為這種討論問題,各抒己見,集思廣益,服從真理,修正錯誤,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上世紀八十年代很盛行。。
這是很多人關心的問題,所以當眾不說,只在私下里議論,是因為中央沒有說,無所遵循,政治上忌諱。按統一口徑說話,已成我們的說話習慣定式思維。作者提出這個問題,確有理論價值和現實價值,是討論的好題目。
伍先生又提出并解答了一個大問題。伍先生關于思考重大問題,欽佩!但是,民營的,在眼下,總是帶著點怪怪的味道。不說企業,說說學校吧。民辦學校,在西方都是大力支持,與國家舉辦的學校一視同仁,還要另給政策的。但是,我們這兒,今年初中招生,民辦學校就要電腦搖號,憑運氣擇校了。這樣一來,等于是宣布了民辦初中的末日已到。民辦公辦,哪來一樣之說?不過,不管怎樣對姓“民”的,我們都可以用“特色”“國情”來解釋,愛你、幫你、制約你、提防你,都是對的。
發展教育之根本在于培養人。管教育說到底是為了這個根本,把教育管活而不是管死。于光遠在一次問卷調查中表示:他喜歡過去的清華大學,不喜歡現在的清華大學,無非是認為現在的清華大學在培養人的路數上不及過去的清華大學,這要從對清華大學的管理上去找原因。民辦中小學所以對社會民眾有吸引力,家長愿意多出學費讓孩子去考民辦學校,全在于它的辦學特色。教育管理部門硬性規定不準民辦學校有自己的辦學特色,無異于把它管死,這樣做到底有什么好處呢?民辦學校不花國家的教育經費,擔負培養優秀人才苗子,卻要硬性把它管死,教育部門歷來這種做法,是國家該有的大政方針嗎?我們真不懂。
從每天的報紙上和電視里,聽到或看到大小領導人的講話,總有不過癮的感覺,因為只講要求,——要怎么樣、要怎么樣——不講做法,不講遇到問題怎么。比如講民辦中小學不許通過考試讓學生擇校,這樣其優勢和特色就沒有了,甚至就難以為繼了,怎么辦?你能說你不管嗎?如果說領導就是服務,那么,怎么服務到家呢?事物的發展不是直線的,簡單化容易出問題,以往的教訓很多。
有人說,民営企業這個題目,可以做一篇像真理標準一樣的大文章?,F代經濟學的發展一再證明,民營企業的經營模式,從總體上說,它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這說法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