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于:2020-11-27 上午 /閱讀:880 /評論:9
11月9日,我市舉行紀念榮宗敬、榮德生創業120周年學術研討會,我有幸應邀出席。會上,聽了眾多學術成果的交流介紹,給我的第一感覺是,在對待民族工商業者的問題上,人們的認識隨著時代的進步而在深化。 按照我們以前的理論,認為私營工商業者是從事剝削的資本家,對他們總體上是排斥的。 解放初期,劉少奇到天津調查研究,他對當地的工商業者說:希望你們想方設法盡早開工復產,工人階級歡迎你們多剝削一點。他的話當時聽起來雖刺耳,但覺得還是蠻有道理的??墒?,到“文革”中打倒他時,成了羅織他的罪名之一,說他是資本家的孝子賢孫。 當年,開展“三反五反”運動,批判無錫商會會長錢孫卿,我曾作為工人階級的代表,配合稅務局的同志抄了他的家,過后想想很傷感情。 我的鄰居莫廷馥先生,開爿布廠,是地道的資本家。解放后,他擁護共產黨,凡黨的號召他都積極響應。他帶頭參加公私合營,將工廠和新建住宅交出來合營,實際上統統交給了國家,自己住進老屋。公私合營后,他被安排到國棉一廠當總務科長,成為工薪階層。讓年輕的夫人到飲食服務公司擔任會計,每天騎自行車上班。夫妻倆從此自食其力。 可是。到“文革”中,他仍然被掛著“臭資本家"的牌子,遭受造反派的批斗。妻子被污蔑為資本家的臭妖婆,在破“四舊”運動中不堪受辱,投河自盡。大兒子在農場因出身剝削階級家庭而想不開,自縊身亡。盡管慘遭諸多不幸,可我卻從來沒有聽到過他的一句怨言。 這就是新中國的前三十年,民營企業家的“時也,命也,運也!” 而今,據《人民日報》11月14日報道,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考察。在南通,習總書記走進張謇故居陳列室,盛贊這位中華文化熏陶出來的知識分子,他認識到落后必然挨打,實業才能救國,積極引進先進技術和經營理念,提倡實干興邦,起而行之,興辦了一系列實業、教育、醫療、社會公益事業,幫助群眾,造福鄉梓,是我國民族企業家的楷模。 習總書記說: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為民營企業的發展和民營企業家成長,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由市政協領導兼任會長的榮德生研究會,多年來組織開展對榮氏三代人辦企業的理念和形成的企業精神的研究,成果豐碩,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指導意義,引起社會的重視和關切。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的起步,是從建立經濟特區為試驗開始的。在經濟特區,伴隨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商品經濟,使經濟得到快速發展。 經濟特區的成功實踐,并棄了姓“社”姓“資”的陳腐觀念的束縛,解放了思想,被形容為“殺開了一條血路”,逐步在全國推廣。我國的經濟體制的改革,經濟轉型,基本上是沿著這條道路向前邁進的。 現在有人擔心,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不進則退。我說:只要堅持現行的經濟基礎不動搖,不后退,那么,作為上層建筑的政治體制必然要與之相適應,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是遲早的事。事實上,政治體制改革也在小步向前。積小步為大步是必然的事。因為政治體制是個敏感的話題,在討論十四五規劃時,只是從正面提及,如:民主法制,以法治國,以憲治國,等等,這些給人似乎有不過癮的感覺。但我始終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樂觀主義者。 由政協牽頭,組織開展對榮德生、張謇、盛懷宣等老一代愛國企業家的研究,崇尚他們的愛國情懷,仁德經商之道,敢為天下先的技術創新的睿智,回報社會、造福鄉里的寬宏胸懷,作為民族企業精神,加以傳承,是很有意義的。 這件事的理論意義在于:生產資料到底以怎樣的所有制,對發展社會生產力有利,隨著研究的深化,這將在理論上有重大突破。在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上,曾提出以發展混合所有制,實行股份制改造為切入點,均可歸類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研究課題。 總之,可以預見:實踐出真知,認識將隨著時代的進步而必然深化和發展。 (2020/11/22)
生產資料由誰來經營好,究竟是由集體經營還是由個人經營對發展社會生產力有利,這不光是個理論問題,更是個實踐問題。中央決定土地承包期再延長,我的領會是,中央還在看,再看幾十年,到時再議。這是科學實驗,不存在姓“社”姓“資”的問題,要與左傾機會主義劃清界線。
又到訂閱報刊的時候,宣傳部早就按慣例發出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做好黨報黨刊的發行工作,于是公費訂閱一路綠燈。而不納入通知范圍,按現在要求允許辦的報刊,發行量少得連成本也收不回來,只好關門大吉。有朋友問我:新聞媒體屬于專政工具,都應姓黨,這個理論到底如何?我說:我不是學新聞的,我也說不清。但是,新聞應堅持公平正義,這是最重要的原則。新聞說假話,就像大躍進及文革中那些報道,總是錯誤的,為人所不齒。
怎么樣的所有制,對調動人的積極性,對發展社會生產力有利,這首先是個社會實踐問題,理論應從這個社會實踐中來。資本主義社會認為個人所有制是天經地義的,神圣不可侵犯。我們搞過單一的公有制,經過試驗不成功,后才退出來。不成功的原因,沒有多說,給人總的感覺是,不是認為公有制不好,而是條件不成熟。所以承包制只是延長,不是不變。變總是要變的,什么時候變,只是現在說不準。所以民營企業者有兩手準備,有防變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所有制問題是值得深究的。這并不影響我們的理想目標,相反,這可以使通向理想的路徑更清晰?!橥?/p>
動不動就搬出姓“社"姓“資"來嚇唬人,這套東西,在人們心目中,其實早已是烏托邦的陳詞爛調,為實踐所摒棄。成了阻礙歷史前進的絆腳石。
我新近讀到新華社一位朋友書上寫的這樣一句話:“在權力市場經濟體制下,權力的濫用和資本的貪婪惡性結合,是一切罪惡的淵藪?!蔽宜紒硐肴?,覺得難以理解。我誠望得到朋友們的賜教。
讀完葉永烈撰寫的《四人幫興亡》厚厚的三本,掩卷想來,文革十年動亂,到底誰是贏家?這十年,你搞我,我搞你,把所有的大小人物都拎起尾巴來看雌雄,可以說找不出一個是贏家,全是受害者,連毛澤東也不例外。而這種罪惡事,不少人認為,只有在“馬克思主義加皇權”的專制體制下才會發生,必然發生,似乎有它的規律性。到底是否如此,值得探求。迄今為止,這種研究遠遠不夠,所以自信樹不起來。因為自信是完全自覺的口服心服的行動。
今天聽到友人議論中央臺,說他們天天在教育人,可對身邊的人有的卻沒有教育好。他們天天對人施教,而自己的行動表明,他們自己就當在說教,不吃這一套??梢?,不著肉的說教,不見得有多少效果。想想這議論,不是一無是處。
明代用《大誥》治官,把它當作護身符,可以想象得到的,因為官員的作惡多端或不作為,長此以往,勢必會動搖統治者的執政基礎。改朝換代,差不多都有這種因素。蔣家皇朝就是一例,抗戰勝利后的接受大員的種種惡劣表現,歷歷在目。改革開放大潮中,一些高干子弟下海經商大撈好處,就有點“接受大員”的形象。從嚴治官,《大誥》也可借鑒。當年毛澤東在“窯洞對”里說的話其實很有效,可惜始終未曾做到。
從嚴治黨,重點是治黨員干部。當年毛澤東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有眼光的,只是搞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