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當年我下放農村，參加“一打三反”工作隊，在一個生產大隊——柳茹大隊搞運動時寫的一篇小評論的題目。當時一度提倡這種文體。這篇小評論，用大字報的形式，抄寫工整，貼在醒目處的墻上，一時間看的人很多，反應很熱烈，頗有點轟動效應。文章不長，現抄錄如下—— “我們是貧下中農”，這句話今天聽起來夠豪邁的，表明我們貧下中農今天真正翻身作主人，因為我們的國家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我們貧下中農政治上最信任，是因為貧下中農最聽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最懂毛澤東思想，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最堅決，說話做事最實事求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方針政策辦事堅定不移。我們說過，“運動中我們決不放掉一個壞人，決不冤枉一個好人”。事關政治信譽，我們一諾千金，說到做到，最終會經得起歷史考驗的。 大字報貼上墻，柳茹中學的老師帶著全班同學到村里來看，還把它抄錄帶回學校去作為參考教材。 當年我之所以寫這張大字報，是有想法的，有背景的。這得從頭說起。 1970年初，我帶著全家下放農村，名義上是下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到農村第二天，我就被公社黨委抽調到“一打三反”工作組，進駐柳茹大隊搞運動。 柳茹村有二百多戶人家，算個大村，歷史上出過不少文人墨客及政壇人物。按當時的政治標準，認為這是個政治復雜的村，所以列為“一打三反”運動的重點大隊。 工作組負責人是本地的下放干部，軍人出身，做過志愿軍團政治部副主任，為人正派，帶有大大咧咧的軍人作風。 政治運動的傳統做法，從蘇區到延安時期一個模式傳承下來的，這模式簡而言之，就是“逼供信”——辦學習班，隔離審查，小分隊人員日夜輪番逼供，你供我就信。曾有個逼供信的典型經驗：“半夜三點鐘是交代問題的關鍵節點——人到這時最難受，精神容易垮，就會招供?！睂@個“經驗”，我們一度津津樂道。 “逼供信”的結果，必然造成冤假錯案成堆。按照當時逼供的交代材料統計，全村一下子揭出200多人的問題，因為舊社會柳茹村上在市面上走走的人多，幾乎沒有一個人政治上是清白的。 有一個大隊黨支部委員、貧下中農代表，他為人老實，四十多歲還是單身。據說他是從小逃荒到村里來的。一次開完支部會，他回到家中，莫名其妙地自縊身亡。對他的死，大家一時竟找不出任何原因。我則暗自思忖，可能是因為他覺得搞了這么多人，誰也不相信有這么多人與反革命分子有牽連，他們都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鄉親，他想想覺得實在不好交代，再也活不下去了。除了這個原因，我想不出第二個。 還有一件事給我的刺激特別大。有位黨員，精明能干，他負責大隊的副業生產，特別對池塘養魚是個聞名遐邇的老把式。每年都帶著各大隊的養魚專業戶到武漢去采購魚苗，大家服他。他們清塘養魚，我前去看過幾次，對他們的養魚經驗，我很佩服，感到很有趣。我們成了不錯的朋友。偶爾我上他家里看看，見到他們夫婦倆把家里收拾得清清爽爽，干干凈凈，待人接物講究禮數，給我的印象是很會過日子。他性格溫和，說話像個大姑娘，甚至有點靦腆。運動中有人揭發他解放初期幫助過反革命分子。于是，他被從武漢叫回來，家也不準他回，就被關進學習班，接受隔離審查，交代問題。 自從他被關進學習班，我跟他談了一次話。我推心置腹地對他說：“你是個黨員，應當相信黨。覺得有什么問題就說清楚。對歷史問題，說清楚了，相信組織上會具體分析，具體對待的。千萬不要胡編亂說?！?聽后他表態說：“我會按照黨員標準來做的，我清楚自己做過的事?！彼辉僖曳判?。 我一再關照小分隊的同志，對他要多做政策開導工作，不要搞逼供信。 不料，就在我感冒發燒請假回家那幾天，事情發生了。公社公安特派員來大隊檢查運動進展情況，當他在會上聽到小分隊同志匯報說，這個黨員進學習班到現在不肯交代問題，又不好對他上手段時，他斬釘截鐵地說：“階級斗爭哪能像和平談判?！彼@么一說，小分隊的方式一變，想不到這個黨員走了極端——他來了個腦門上釘釘，上吊自盡。事發后，引起輿論一片嘩然。甚至認為，死者腦門上釘釘，就不可能上吊，這是故意加害，要求法院前來驗尸。家屬哭著鬧著要把尸首抬放到工作組負責人的床上。 發生這幕悲劇之后，我們原來的工作組再也工作不下去了。公社黨委只得另派工作組前去收拾殘局。 據我最后了解到，為時一年多的“一打三反”運動，先后整了一百多人的材料，得罪很多人，卻沒有搞出一個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反倒冤枉死了兩個很好的共產黨員。 反思我在運動中的表現，總的說來，自己的思想偏“右”?？偸前选皩嵤虑笫?，按黨的政策辦事”放在嘴邊，不像“左”派那樣，認為“群眾運動天然是合理的”?；仡^審視我當年寫的小評論，我在打谷場上召開社員大會的講話，我對小分隊同志所一再強調的，全是這個基調。迄今我常想，到底“左”比“右”好，還是“右”比“左”好？可是，我比來比去比不出結果?？磥碇缓萌フ埥恬R克思了，看他怎么說，不知他可否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