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于:2021-07-31 上午 /閱讀:1309 /評論:10
我們這代人,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知道的事情要比現在的年輕人多得多,對歷史的認知,思想要復雜得多。存在決定意識,沒法改變的。 正因如此,今天重溫黨史,七想八想,想的問題遠比年輕人來得復雜。雖然我一再告誡自己不要太頂真,隨大流一點,落得安頓;可是,多次嘗試下來,欲罷不能,如骨鯁喉,不吐不快。 歷史是曾經發生過的事情,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不是像有人說的“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姑娘”。我們學習歷史,為的是厘清這些曾經發生的事情,正確評價歷史人物在其中的功過是非,吸取經驗和教訓,作為借鑒。因此,按我的想法,講歷史,學歷史,首先要把歷史上發生的事情,人在歷史事件中的功過是非弄清楚,使人心服口服,從中得到教益。歷史事件撲朔迷離,歷史人物叱咤風云,有些人蓋棺尚難論定?!爸芄謶至餮匀?,王莽謙恭未篡時”。對紛繁的歷史事件,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進行分析,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2021年《隨筆》第四期上的文章《漫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其中說道,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對這句家喻戶曉的話,細究起來其實并不準確。作者列出事實證明,在十月革命之前,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就從歐美及日本等地傳入了中國。雖這件事并不影響大局,但如寫進教科書,便有失嚴謹了。 歷史事件都與人分不開,可以說,歷史是歷史人物的行為史。學歷史,繞不過對歷史人物的評判。說到這方面的事,問題就多得去了。 在蘇聯,與列寧同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十月革命的總指揮托洛茨基,他曾經是蘇聯的重要領導人,在他還沒有被貼上“機會主義”“托洛茨基主義”或“叛徒”“奸細”之類的標簽之前,他的著作是當作馬克思主義著作在我國傳播的。正如有人所言,長期以來,人們判斷真偽馬克斯思主義的標準,往往不是其真實的內容,而是人為貼上的標簽。 考茨基也是位有影響的理論家。有本書名叫《叛徒考茨基》,說考茨基對列寧十月革命勝利后搞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認為它是個“怪胎”,它誕生在落后的俄國,是不可能長久生存發育的。他當時說這話,不知出于什么思想根據。但七八十年后出現的事實,竟被他言中了。 我想,隨著蘇聯時期的檔案不斷解密,相信對蘇聯的研究會繼續深入下去,這將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一面高懸明鏡,將產生重大的現實意義。 我們正在學習百年黨史,內容更加豐富,更有親切感和責任感。 黨的百年歷史,新中國成立之前28年,新中國成立后,黨由革命黨成為執政黨,至今72年。在這100年里,先后擔任黨的主要負責人的有十多人。除向忠發叛黨外,其他人或多或少都對革命和建設做出過貢獻,應有功說功,有過說過,因為這都是抹殺不了的歷史存在,應予全面的正確的評判。 曾經當過毛主席的兼職秘書,“文革”后當過中組部常務副部長的李銳,他說過一句話:胡耀邦同志是歷任總書記中最好的總書記。相信他的這句話,說的重大歷史問題,不是憑空隨口說的。他的這句話,包含的內容多得去了。 我首先敏感地想到,對毛主席如何評價。有人說,革命時期的毛澤東是好毛澤東,立了大功的;新中國成立后的毛澤東是不好的毛澤東,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一系列重大失誤,他要負主要責任。任何人的思想行為,最終都可找到其思想根源,偉人也不例外。我們共產黨人,對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歷來主張實是求是,采取的唯物主義態度。 面對這些尖銳復雜的問題,又如何做出判斷和回答呢?眾說紛紜,當然,還是要以黨的歷史決議作為標準。最近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敘述到位。 我回頭想,李銳說胡耀邦的好,可能主要指他的民主作風好。他曾經是胡耀邦在中組部的同事,這方面的體驗特別深刻。 我受感動的是,當年四次文代大會選舉領導班子,中宣部和中組部派員下到各省協商,花了一年時間,提出一份名單,開會前向胡耀邦匯報。夏衍在一旁問:名單是剛性的還是參考性的?胡耀邦當即接過話頭,他說:像作協、科協等群眾組織的領導班子,可讓他們自己去選,選出的班子,向中組部備個案即可。 我看到這個資料后覺得,發揚民主,本應是黨的要求,是群眾組織應有的權利,既然是選舉,應充分發揚民主,不應預設框框。這并不成為影響黨的領導的問題。人們對選舉的議論很多,有必要引起重視。 還有,學習黨史,繞不過對黨的歷次代表大會的功過是非的重新審視。其中,最為敏感的是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F在看來,這次大會,功過是非最多,涉及到許多人和事。認真加以剖析,對于建設一個怎樣的黨,實在太重要了。就說其中一件事,在通過“關于劉少奇叛徒、內奸、工賊決議案”,開除他出黨的時候,據說只有一位老大姐巧妙地回避,沒有舉手外,到會的其他人都舉了手?,F在看來,毛澤東舉手可以理解,他發動“文革”就一心搞他。其他人,昔日的戰友們,對劉少奇的功過是非應是清楚的,為什么竟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吭聲呢?!一位黨中央的第二把手,功勛卓著的領導人,竟不能到會,就被廢了。過后,只聽胡耀邦檢討說,他違心地舉了手,很少聽到有其他人出聲。還有,會議決定把黨的接班人林彪,第一次寫進黨章。但沒有多久,這位接班人,竟不可思議地發展成為反黨集團的頭目,慘死在逃跑的路上。有人提出對《571工程紀要》的質疑,但因涉及到對毛主席的功過是非,至今仍為禁區,不得向全黨做出說明。 “煙花”臺風最近襲擊上海,來勢兇猛,可是,一座世界第二高度的大樓紋絲不動。說它有個神器叫“阻尼器”,起著平衡作用。 有人加以引申說,社會也要“阻尼器”,具體說來,就是理性、共性、反思、邏輯、判斷力。我把它概括說來,社會的“阻尼器”,就是“民主”二字。 我暗自反躬自問:想得復雜一點,想多一些,究竟好不好? 回頭看,我想的諸如上面說到的問題,出發點是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希望把我們黨建設得更完美,在國家復興中,更好地發揮領導核心作用,中流砥柱作用,成為世界政黨建設的真正楷模。愚者千慮,若有一得,也是好的。 橫在面前的許多問題,不解決,不突破,就很難前進。我自知之明,自己無能為力,怎么辦?也許,我的認識上存在片面性、局限性,需要與大家互相交流探討。 我想,我們的理論隊伍實力雄厚,只有寄望于他們了。我相信他們,為了黨的明天,為了國家的明天,為了把學習黨史引向深入,他們會有這種志氣,這種膽識,這種責任感,這種能力的。因為事關“兩個維護”“四個自信”的大事。我相信,我們黨具有百年尋路偉大精神,具有百折不屈偉大斗爭意志,勝利一定永遠屬于偉大光榮的中國共產黨。
面臨大變局,社會更需要“阻尼器”,這就是團結、平等、民主……
所說,都是些實實在在的問題,若不加排除,只是照本宣科,怎能把學習引向深入?肯定學習深不下去,必然又成走過場。
大變局,我理解,這也可稱大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很無情,誰也包庇不了。河南省委的例子,教育部的例子,很能說明問題。
有朋友說,派到河南省去的調查團,應是黨中央與國務院的聯合調查團,理由不言而喻。從上到下,黨委書記是一把手,省長市長是二把手。對問題的調查,黨政都不應缺位。想想朋友的話有點小道理。不知中央如何考慮的。
既然是黨政一體化,就按這個體制辦。像外交工作那樣。
讀歷史文獻,如一些領導人早期文集,發現“黨中央、毛主席”的提法。這不應看作是隨意的。個人的作用不能凌駕于組織的作用之上,應視作一條最重要的組織原則。七大以后,發展起來的黨內造神熱潮,歷史證明這造成后患無窮。這是一條極為重要的歷史教訓。記得中央曾有過“少宣傳個人”的指示??上]有引起足夠重視。近讀到軍中一些人動用軍艦大搞走私,大發橫財。朋友中議論說:如果政治民主,僅這一條,兼任軍委主席的總書記,就該得到追究,迫使其引咎辭職或被免職??上滩簧洗蠓?,黨和國家缺乏這樣的機制??磥碛斜匾贫ǜ骷夘I導人引咎辭職條例。我對朋友說,你解放思想的步子未免大了一點了吧。但你的想法不無道理,有權就該有責,天經地義。
我們這代人想的問題,遠不止這些。怪只怪觀音菩薩給每個人頭上戴了緊箍咒,不準你越雷池半步。真是太狠太可惡了。即使事關國家前途和命運的事也不準發生。孫悟空敢叫玉皇大帝“皇帝老二”,我們敢嗎?不敢。天上,其實是按人間設計的。 ,
文革后,彭真、陸定一從蹲了十多年的牢里走出來,痛定思痛,集中一點,提出反封建不徹底,要繼續反封建。這個十分有針對性的遠見卓識,可惜沒有被黨內多數同志接受,不了了之。由于反封建的不徹底,民主制度不能形成輿論,始終建立不起來。遇到適當的氣候,一言堂,終身制,官本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以權謀私,等等,這些曾將蘇聯玩死的東西,便輕而易舉地死灰復燃?;钌慕逃?,難道不值得人們有所醒誤嗎?
議論當代偉人,總覺有些忌諱。朋友說,沒有什么好忌諱的。原來是好人,做了許多大好事;后來變了,做了許多壞事,成為大不好的人,古今中外,比比皆是,毫不奇怪。不準人議論,是封建專制,與馬列主義格格不入。想想倒也是。革命隊伍里,這種人就不在少數。所以更顯得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的人,耐能可貴。這對警察后人,及時而實在。
前人的經驗很寶貴。如人責有自知之明,這的確不易做到,尤其是那些自以為是的所謂貴人。按照我們的觀點,每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所以我們在革命實踐中看重集體領導,置個人于集體領導之中,不是之上。